我們現(xiàn)在已經習慣用“歐洲”——這么一個簡單化的地理概念——來統(tǒng)一指代歐亞大陸西端那數十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但事實上在歐洲人看來，歐洲不同地區(qū)雖然共享著很多相似的宗教、文化、制度，但每個地區(qū)的治理能力（Quality of Government）——比如對腐敗的控制、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政府績效——卻大不相同。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國家為比較的對象，重在測算、推論國家間政府品質不同的根源。但由于歐洲民族國家眾多、歷史淵源復雜，簡單將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已經無法解釋許多單一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區(qū)政府品質之間的差別了。

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尼古拉斯·夏隆（Nicholas Charron）和維克托·拉普恩特（Victor Lapuente）在最新一期的《政治學學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s）發(fā)表《為何歐洲一些地區(qū)會產生更為優(yōu)質的政府？》（Why Do Some Regions in Europe Have a Higher Quality of Government?）一文，試圖從地區(qū)（subnational）層面來回答這一問題。

夏隆和拉普恩特通過對歐盟27個成員國、大約73個分區(qū)的近500年跨時間數據集的分析，提出了不同于傳統(tǒng)理論的新解釋：即歷史性制約的路徑依賴。在諸多傳統(tǒng)觀點中，平等理論和文化決定論是解釋地區(qū)間差異的主流思路。平等論從社會資本，人際信任和公平正義出發(fā)，認識社會團結和平穩(wěn)與否，決定了地區(qū)間治理能力在長時間段中的表現(xiàn)。而文化決定論則更為看重文化價值、教育背景、制度淵源等因素對政府未來發(fā)展的作用。

而夏隆和拉普恩特則將注意力放在了恩庇式網絡（patronage networks）和交易式網絡（clientelistic networks）在歷史進程中對治理能力的影響。恩庇式網絡更為強調代際間的蔭襲和傳承，世代相傳、家族繼承、等級分化是這種網絡的主要特征，社會運作很大程度受歷史因素的限制。而交易式網絡則更注重務實、效果和滿意度，一旦舊有的社會運作關系不符合社會利益，社會成員就會自動選擇別的組合途徑，突破固有限制。

在兩種網絡盤根錯節(jié)的影響之下，就算隸屬于同一國家的兩個地區(qū)，也會因為兩種模式在不同地方的此消彼長，而產生出品質完全不同的政府。如意大利北部地區(qū)的政府，雖然其選舉制度、司法系統(tǒng)、行政分層和官僚體制與德國、奧地利迥異，但是其政府的高效與職能的完備，要遠遠好于同屬于意大利的南部政府。而比利時南北方的差距則更大，北部的弗拉芒區(qū)域與德國、荷蘭更為相似；而南部的瓦隆區(qū)，則與葡萄牙的政府品質較為接近。

由于社會體系網絡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同治理能力的政府，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歷史性的因素、限制、形態(tài)，所催生出的一種路徑依賴的產物。兩位作者特意強調了，他們秉承的并不是一種歷史決定論的觀點，相反，他們也指出許多別的因素也極大地左右了政府品質的優(yōu)劣，但是這些蕪雜的因素，也都是基于一個社會歷史的路徑依賴之上，而對政府表現(xiàn)產生質的影響。 （文/阿蘇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