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積累體制、制度形式與階級斗爭

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的共同點，在于強調資本積累一般規(guī)律所面臨的制度約束。兩個學派對制度概念的注重，自然使人聯(lián)想起兩者與經濟思想史上老制度主義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美國學者利皮特曾從這個角度對積累的社會結構概念做了進一步探討。依照他的看法，這一概念所指涉的制度具有廣、狹兩種，就其狹義而言，是指組織形態(tài);就其廣義而言，則是指習俗、習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的行為預期等。作為后一意義的制度，是為特定的國度或文化所專有的。28類似的，英國學者杰素普為調節(jié)方式做了如下定義，即由規(guī)則、制度、組織形式、社會網(wǎng)絡以及行為模式組成的總體;這個總體維持并引導著特定的積累體制，并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具有沖突性質的條件下，在經濟行為者的分散決策間起著協(xié)調作用。29

但是，調節(jié)學派和SSA學派與老制度主義之間的這種聯(lián)系并不是直接的，兩個學派的創(chuàng)立者并沒有直接承認來自老制度主義的影響。30而且，遲至今天，針對這種聯(lián)系的比較研究在文獻中仍非常罕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制度主義者，都鮮見關注這個問題。為此，澳大利亞學者奧哈拉——作為制度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于2004年在美國《經濟問題雜志》(這是制度主義的傳統(tǒng)陣地——筆者注)發(fā)表文章，專門分析了這一現(xiàn)象，并對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與制度主義乃至演化經濟學的聯(lián)系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后文還將涉及這個問題)。31

在戈登等人看來，一個穩(wěn)定的SSA或調節(jié)方式的存在，是迅速而持續(xù)的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構成SSA的各項制度，當其相互影響促進積累時，就傾向于形成一個具有內在聯(lián)系的有機整體。32相反，當構成SSA的各項制度在其相互作用中阻礙積累的時候，其整體性就趨于瓦解。那么，SSA或調節(jié)方式是如何產生的呢?積累過程與SSA之間的矛盾是如何形成和發(fā)展的呢?戈登及其合作者為此提供了以下由9個命題組成的故事：33

第一， 資本積累長期擴張的前提，是建立并鞏固有利于資本積累的SSA;第二， 有利于資本積累的制度環(huán)境帶來投資繁榮和經濟活動的加速;第三， 資本積累的順利開展將把投資推進到在SSA的框架內所能達到的極限。要維持持續(xù)而快速的資本積累要么必須再生產出在繁榮開始時存在的那些條件，要么必須過渡到勞動過程和勞動市場的新組織。但最初的條件難以被再生產，所必需的改革也難以輕易地實現(xiàn);第四， 積累速度放慢，停滯階段開始了。改變制度結構的嘗試在停滯的條件下遭遇到反抗;第五，經濟停滯促使現(xiàn)存的SSA進一步瓦解;第六， 在經濟危機期間恢復快速資本積累的可能性取決于新的制度結構的構建;第七， 這一制度結構的內容是由經濟危機期間階級斗爭的性質深刻地塑造的，但又不限于階級斗爭的影響;第八， 新的SSA必然不同于先前的SSA，由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系列不同階段;第九，資本主義的每一階段都可能具備如下特征，即有一段長時期的擴張，然后是一段長時期的停滯。

上述模型的要害在于，SSA的變革是以危機的形成和發(fā)展為契機的。在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的理論中，區(qū)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危機。一種是作為長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轉捩點的危機，也被稱作結構性調整的危機(structural crisis of adjustment);另一種則是馬克思分析過的作為古典周期特定階段的危機，它是資本主義經濟調整機制的一部分，克服這種危機并不需要以SSA的變革為條件。作為長波轉捩點的危機意味著積累過程與SSA之間的沖突，既有的SSA在這種沖突中開始解體。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渡過危機，恢復正常的資本積累，就需要建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34在歷史上，1873年的危機、1929～1933年的危機，以及1973～1974年危機等都可劃歸結構性調整危機的范疇。按照科茲日后的概括，這種危機既是由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xiàn)的矛盾帶來的積累過程內部的危機，也是積累過程和積累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帶來的危機，還是積累的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帶來的危機。35

結構性危機的出現(xiàn)和逐步深化是孕育階級斗爭和集體行動，進而建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動因。但也正是由于這一點，在上述模型里，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內生的方式被塑造的。換言之，按照這種觀點，危機將因其孕育了新的SSA而自動渡過。這一點引起了曼德爾的批評。在曼德爾看來，新的擴張性長波不應看作此前的危機和蕭條長波的內在結果。不管蕭條持續(xù)的時間有多長，程度有多嚴重，由此誘發(fā)的階級斗爭并不能決定新的擴張性積累長波必然出現(xiàn)。在曼德爾看來，戈登的觀點甚至回到了第二國際的經濟主義決定論。36

在強調階級斗爭的作用這一點上，曼德爾和SSA學派有著一致性。但是，前者更為注重階級斗爭的相對獨立性，而SSA學派則傾向于把階級斗爭的開展及其成果視為由積累過程和SSA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在SSA學派以及調節(jié)學派那里，階級斗爭的功能事實上取決于兩個學派對于積累過程和SSA之間關系的界定。

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在理論上假定，資本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是可協(xié)調的;相關制度形式正是為了協(xié)調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而產生的。在此意義上，積累過程就像一種最適者生存的選擇機制，只有那些促進積累的制度，才會被選擇。由于不同階級的利益是與不同的制度形式相聯(lián)系的，在由危機觸發(fā)的制度變遷中，必然形成各階級之間的沖突。重要的一點是，在兩個學派看來，階級斗爭的作用只是為了發(fā)現(xiàn)和確立那些能夠促進積累的制度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學者克拉克在其針對調節(jié)學派的批判中深刻地指出，階級斗爭事實上被賦予了一種結構功能主義的作用，即在特定的矛盾結構中，為了協(xié)調矛盾必須擔負起相應的功能。37

克拉克所指認的這種結構功能主義關系暗含了一點：各種制度形式就其促進了積累過程而言，是在這種結構功能主義關系中所能產生的“最優(yōu)的”制度形式;與此同時，這種制度形式也符合在階級斗爭中達成妥協(xié)或休戰(zhàn)的各方的利益?？死朔磳@一點，在他看來，積累體制的變化事實上是以階級斗爭和階級統(tǒng)治的再生產為前提的。資本積累過程同時也是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再生產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各個階級和集團總會利用一切可能來鞏固自身的地位。因此，構成SSA或調節(jié)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不僅是緣于協(xié)調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而產生的，而且是由階級斗爭的發(fā)展格局所決定的(當代新自由主義就是這樣一個例證)。在此意義上，構成調節(jié)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可以看作特定的階級力量平衡關系的制度化?？死松踔撂岢?，不應使階級斗爭隸屬于積累體制的結構性需要;相反，借助于相關的制度形式，“積累體制內部的生產和交換的數(shù)量關系應該隸屬于圍繞階級關系的再生產而展開的那些斗爭”。38

克拉克的批判事實上重新定義了構成SSA的那些制度的性質：它們不是某種經濟必然性帶來的結果，而是作為階級關系和階級統(tǒng)治的產物出現(xiàn)的，自身鐫刻著路徑依賴的特征。值得提到的是，在戈登本人的晚期作品中，也曾接近于類似觀點。在出版于1996年的《富有而吝嗇》一書中，他批判地回顧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歷程，分析了工會力量衰落、工資遭到擠壓、收入分配變得嚴重不平等這種種現(xiàn)象的制度根源，提出這是資本出于自身利益和制度的惰性而走上的一條“低端道路”(the low road)。書中界分了兩類發(fā)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一類經濟體(包括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屬于實施新自由主義“大棒”政策的“沖突型經濟”，另一類經濟體(如德國、日本、若干北歐國家)則屬于更加重視工作保障和工人參與管理的“合作型經濟”。通過對這兩類經濟體的主要經濟績效(如生產率、失業(yè)率、工資率等等)的系統(tǒng)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前者遠遜于后者。戈登就此提出，美國經濟的發(fā)展應該揮別成本高昂的“低端道路”，另擇一條“高端道路”(the high road)，并給出了相關政策建議。39在這些論述中，由于引入了冷戰(zhàn)后興起的資本主義制度多樣性的理論，從而大大拓寬了SSA理論的解釋范圍。與此同時，戈登無形中也拓寬了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含義(雖然這一點在方法論還有待明確)：積累的社會結構并不必然是促進積累的制度形式，在那些“沖突型”經濟中，相應的制度形式首先是為維護特定的階級統(tǒng)治而服務的。只有在選擇了“高端道路”的“合作型經濟”中，相應的制度形式才有可能帶來快速、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預示了沃爾夫森和科茲日后對積累的社會結構概念所做的重新定義。后者明確地提出，一種SSA的形成并不必然是為了促進資本的快速積累;根據(jù)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經驗，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率而犧牲積累，畢竟前者才是資本家的根本目標和動機。新自由主義積累體制的特點恰恰就在于，盡管增長率等指標不盡如人意，卻有一個較高的利潤率水平。這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SSA首先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及其階級統(tǒng)治服務的。40

在思想史上，卡萊茨基和霍布斯鮑姆最先注意到階級斗爭與資本積累在長期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聯(lián)系。41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如何解釋這種聯(lián)系時，最終形成了三種各不相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便是以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第二種觀點則是強調階級斗爭相對自主性的曼德爾的觀點。這個觀點就其結論而言是正確的，但是曼德爾并沒有充分地揭示這種相對獨立性的來源。在他那里，這種獨立性僅僅取決于工人的階級意識和組織化的發(fā)展程度。42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觀唯意志論的色彩。第三種觀點則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西爾弗為代表，她曾利用媒體的新聞報道，勾勒出一條自19世紀中后期以來階級斗爭波動的曲線(圖2)，并提出了一個以產品生命周期為基礎的理論假說，來解釋這一波動。

在西爾弗的著作中，紡織業(yè)和汽車業(yè)這兩個大型工業(yè)綜合體的生命周期，被分別作為19世紀英國和20世紀美國經濟發(fā)展的生命周期來看待。產品生命周期可分為創(chuàng)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西爾弗提出，這些階段的持續(xù)時間并不只是由經濟變量決定的，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反抗這樣的社會變量也是形成生命周期的核心因素。在創(chuàng)新階段，企業(yè)取得的超額利潤可為勞資之間達成某種妥協(xié)提供有利條件。進入成熟階段后，勞資之間的沖突迅速攀升。在該階段的晚期，資本迫于工人的斗爭性和資本之間的激烈競爭，較以往更加依賴于“空間修復”(即將資本轉移到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外圍國家或地區(qū))、“技術修復”(提高生產率)和“產品修復”(即在工人的談判力較弱、競爭壓力不太大的新部門或新產品線進行投資)，以維持利潤率和資本積累。這樣做的結果將削減核心區(qū)域勞動力的規(guī)模，弱化工人的談判能力，同時也使工人的反抗趨于衰落。在采取“產品修復”戰(zhàn)略的場合，舊的產品周期(紡織業(yè))和新的產品周期(汽車業(yè))將出現(xiàn)重疊，即當前者進入成熟階段晚期時，后者進入創(chuàng)新階段;前者進入標準化階段時，后者進入自身的成熟階段。工人反抗在前一情形下趨于式微，在后一情形下又有蔓延之勢(見圖3)。

在西爾弗的理論中，階級斗爭的漲落是由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所決定的。用她的話來說：“全世界工人反抗的整體發(fā)展是嵌入在產品周期的興起和衰落，以及相應的工人談判權力的大小及其性質的轉變之中的。”43在此意義上，階級斗爭不僅被內生化了，而且?guī)в袧庵氐募夹g決定論色彩。西爾弗的這種觀點與曼德爾恰好相反。但是，這兩種初看起來有云泥之別的觀點，從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共同的缺陷。兩者都傾向于孤立地看待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系，沒有認識到這種關系的發(fā)展并不單純取決于技術的生命周期(西爾弗)，或階級意識發(fā)展的程度(曼德爾)，而是為各種制度形式所中介的;這些制度形式——借助于SSA學派或調節(jié)學派的觀點——涵蓋了國家與國家、政府與經濟、資本與資本、勞動與勞動的關系等多種維度。在西爾弗的理論中，階級斗爭的發(fā)展還遵循著如下路徑——不管資本來到何處，都將在那里造就類似的工人階級和類似的階級沖突。在這里，上述制度形式在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上所起的中介作用就完全消失了。一位批評者最近就特地指出，西爾弗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韓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工人運動的興起，卻不能解釋同一時期臺灣和香港地區(qū)工運的低迷。類似的，這個理論也很難解釋90年代以后中國工運的發(fā)展。西爾弗在其著作中熱切地期盼，隨著全球汽車業(yè)資本大量轉移到中國，中國的罷工也將出現(xiàn)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高漲。這個具有強烈的決定論色彩的預言，完全忽略了特定的國家形式在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44

上述有關階級斗爭的三種觀點具有明顯的互補性。一方面，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和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的確賦予階級斗爭以某種半內生性。另一方面，各種制度形式的中介作用又使階級形成和階級意識的發(fā)展成為半獨立變量，反過來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資本積累的運動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