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自從17世紀哲學與自然科學結盟，哲學的命運可謂“成也科學，敗也科學”，成者如笛卡爾、康德，敗者如黑格爾。

自從17世紀哲學與自然科學結盟，哲學的命運可謂“成也科學，敗也科學”，成者如笛卡爾、康德，敗者如黑格爾。黑格爾哲學體系的“軟肋”是自然哲學，他對自然現(xiàn)象的很多解釋和預言，如鄙薄牛頓的光學是“粗野的反思方式”、說“聲音是觀念的東西在它物的暴力下發(fā)出的控訴”、“元素的抽象普遍觀念性永遠是在顏色中實現(xiàn)了個體化”等等，令科學家們大跌眼鏡。黑格爾的辯證法體系與自然科學脫節(jié)是黑格爾學派瓦解的重要原因。黑格爾之后的德國學術分化為“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常規(guī)哲學家主動與精神科學結盟，積極抵制自然科學的主導地位。

20世紀科學哲學的興起是為了提倡自然科學的方法。維特根斯坦早年認為，哲學應該“除了自然科學的命題外什么也別說”，維也納學派基本上接受了這個說法。邏輯經(jīng)驗主義是20世紀科學哲學的開創(chuàng)者，但他們把自然科學基礎和方法歸結為分析語言、澄清意義的問題。波普爾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證偽”還是“證實”，而在于科學哲學的實質(zhì)性問題是科學增長的方法還是語言分析的方法。波普爾提出的科學增長模式得到科學家的普遍認同，波普爾60壽辰之際，有29位著名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撰文慶祝，足見影響之大。

為了研究科學增長的途徑，科學哲學回歸科學史事實本身，社會歷史學派在科學哲學領域取得主導地位。庫恩的科學革命的“范式論”，拉卡托斯研究科學漸進發(fā)展的“科學研究綱領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把科學哲學推向輝煌。

可惜好景不長，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導致了社會歷史學派的衰落。費耶阿本德“二戰(zhàn)”期間參加黨衛(wèi)軍，戰(zhàn)后雖然獲得博士學位，在波普爾指導下作博士后研究，但他的極端思維方式始終不改。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的主張有兩層意思：首先是科學研究沒有任何方法，“一切都行”；其次是提出與科學界主流的相反規(guī)則，他說：“反歸納法總是合理的，總有成功的機會”，“任何思想，不管多么古老和荒謬，都有可能改善我們的知識”。他認為西方科學不是靠理論的說服力，而是靠非科學的力量，如商業(yè)的誘惑、傳教士的宣傳和武力征服，取代其他地區(qū)的文化。他毫不掩飾地宣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從事科學哲學是“為了挖‘理性’權威（‘真理’、‘誠實’、‘正義’，如此等等）的墻腳而玩弄‘理性’”。他聳人聽聞地說：“科學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條的宗教機構”，科學家已經(jīng)成為特權階層，“他們在金錢、權威和吸引力上都得到非分的報償，他們領域中最無聊的程序和最可笑的結果被罩上卓越的光輝”。

費耶阿本德的極端論調(diào)在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時代受到科學門外漢們的熱捧，結果使科學哲學由盛變衰，同時為后現(xiàn)代的消極、負面的科學哲學鋪平了道路。從根本上說，后現(xiàn)代的科學哲學是不折不扣的“反科學的哲學”。1996年出版的《勞特里奇哲學史》第9卷第7章題為“當今科學哲學”，其中反復用“科學的公關關系發(fā)言人”和“科學俱樂部的守門人”兩個名銜指稱科學哲學。作者阿加西攻擊說：“官方的科學哲學，被科學建制所支持的科學哲學，遠不如電視上推銷肥皂和化妝品的商業(yè)廣告顯得寬容。他們遠離獨創(chuàng)者瘋狂地尋求宇宙秘密，猶如色情狂遠離對上帝的理智之愛。”他還說：“自以為是的半官方的科學公共關系發(fā)言人是排他的科學俱樂部里的吹牛者，而頭號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所說的‘守門人’……在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上引導著這些吹牛者。”這些論調(diào)反映了后現(xiàn)代科學觀的特點：一是把批判科學主義的哲學與科學研究的實際工作混為一談，二是對科學理論與文化話語不作任何區(qū)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就在這篇“后現(xiàn)代的科學哲學”的代表作發(fā)表的當年，發(fā)生了“索克爾事件”。1996年，對后現(xiàn)代的科學觀極為反感的美國理論物理學教授艾倫·索克爾以惡作劇方式，給后現(xiàn)代思潮研究的主要期刊《社會文本》投了一篇名為《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的論文，他自稱該文討論“后現(xiàn)代哲學和20世紀物理學的政治蘊涵”。這一話題符合后現(xiàn)代主義對科學的政治批判話語，而且形式上符合學術規(guī)范，109個注釋和217篇參考文獻準確無誤?！渡鐣谋尽?位副主編一致同意將其發(fā)表在名為“科學之戰(zhàn)”的特刊上。不料索克爾3周后在《交流》（Lingua Franca）雜志上發(fā)表《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一文，坦言他的那篇“詐文”不過是“把有意編造的謬誤、語言的濫用以及各種毫無根據(jù)的結論捏合在一起的大雜燴”，他有意識地捏造編輯們所信奉的后現(xiàn)代主義與當代科學之間的“聯(lián)系”，甚至加入常識性的科學錯誤，后現(xiàn)代的文化精英卻無力辨識。索克爾認為，“詐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它“聽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會文本》編輯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偏見”。“索克爾事件”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丑聞，但未能阻止后現(xiàn)代的科學哲學繼續(xù)在人文領域大行其道。西方的文化學者與科技專家之間存在難以溝通的鴻溝，使得當今西方科學哲學陷入窘境。那些熱衷于引進西方科學哲學最新動態(tài)的人應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