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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之學所具有以上特點,包括歷史的承繼性和延續(xù)性、思想的突破性和創(chuàng)造性,以及諸子學與后來成為經學的思想內容之間的相容性,在中國思想的發(fā)展過程中,本身不斷得到延續(xù)。在漢代,有董仲舒、揚雄等人物,他們在思想上承繼了包括先秦在內的以往思想系統(tǒng)(揚雄甚至在形式的層面也依循傳統(tǒng)經典,如其《太玄》仿周易而作、《法言》以《論語》為效法對象),但又具有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同時,他們也體現了經、子之間的溝通:一方面,如董仲舒,在經學形成之后,已成為重要的經學家,另一方面,他們又有自己個性化的思想系統(tǒng),可以視為漢代的諸子。后來“董子”、“揚子”之稱謂,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其思想品格與諸子的相近性。魏晉時期,諸子的思想一度呈復興之勢,除儒之外,道、墨、名家等思想都得到了多方面的闡發(fā)。王弼、何晏、嵇康、郭象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王弼有《周易注》,何晏有《論語集解》,郭象有《莊子注》,等等,其中既可以看到思想的歷史延續(xù),也不難發(fā)現其思想的創(chuàng)見。同時,在王弼、何晏那里,經學與子學之間也呈現內在的相融性,而他們本身則既是經學家,又是魏晉時代的諸子。隋唐時期,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同樣體現了“述”與“作”的統(tǒng)一,既上承傳統(tǒng)思想,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傳統(tǒng)的儒學作了進一步的闡發(fā)。就其思想品格而言,他們也可視為隋唐時代的諸子。宋明時期,理學基于儒學傳統(tǒng),又對其作了新的發(fā)展。以北宋五子而言,他們對經學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對以往傳統(tǒng)經典也作了種種詮釋,在這一意義上,他們的思想無疑體現了歷史的承繼性。但同時,北宋五子又各自形成了非常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體系,可以看作是宋代有創(chuàng)見的“諸子”:事實上,“五子”這一稱謂,也體現了他們與諸子的思想聯系。在這里,歷史的承繼性、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與突破性,以及經學與子學之間的相融,同樣得到了展現。
到了清代,諸子之學作為研究對象進一步受到重視:清代從某種意義上再次體現了諸子學的復興,當然,這種復興首先表現為先秦諸子學作為研究對象得到了關注。與之相關,從主導的方面來看,尤其是在乾嘉學派那里,清代諸子之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文獻的考證、訓詁、校勘等。當然,清代諸子學的研究并不僅僅限于這些方面。后來龔自珍對乾嘉學派的學術做了帶有總結性的概括,在評價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阮元的學術研究時,他便區(qū)分了阮元所涉及各種學術的領域,包括訓詁、校勘、金石、史學、典章制度,等等,與此相關,他還特別注意到“性道之學”,將“性道之學”列為阮元學術研究的重要方面。所謂“性道之學”,也就是關于性與天道的追問和沉思,其中涉及現在所說的帶有思想性、哲學性的創(chuàng)造性思考,對“性道之學”的關切,表明即使在以諸子作為實證性研究對象的乾嘉時期,當時學人的思想依然關注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從而在實質的層面也同時上承了先秦諸子注重思想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
到了近現代,諸子之學進一步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近現代諸子之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在于把諸子之學放在現代學科背景下加以討論。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等等,都已開始從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的角度,對諸子的典籍、思想作現代意義上的考察、闡釋,諸子之學的研究則相應地取得了現代學術的形態(tài)。如前所述,自漢代到近代,諸子之學的研究與闡發(fā),往往與經學相涉,與之相聯系,諸子之學所具有的思想創(chuàng)造傳統(tǒng)固然仍得到延續(xù),但思想的這種發(fā)展又離不開經學的背景,后者作為正統(tǒng)化的意識形態(tài)從不同方面制約著思想的衍化。由此,諸子之學與經學的關系也呈現較為復雜的格局:一方面,在經學的發(fā)展中,諸子之學所內含的個性化創(chuàng)造傳統(tǒng)并沒有消失,即使是經學家,本身也常常同時是相關時代有獨特思想品格的諸子;另一方面,意識形態(tài)化的經學,又每每在價值觀念等層面對自由的思考形成了某種限定,所謂“思不出位”,也從一個層面體現了這一點。相對于此,近代以來,隨著經學的終結,思想發(fā)展(包括對諸子之學的研究),已由經(學)子(學)交融,走向二者的脫鉤,后者的意義當然并不在于否定思想發(fā)展的前后承繼,而是擺脫經學作為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所帶來的以上限定。從某種意義上說,步入近代以后,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之后,先秦那種自由立說、自由討論的思想景觀再度出現,近現代的思想家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xù)“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并在上承以往思想資源的同時,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思考,形成不同的思想系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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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之后,伴隨著向傳統(tǒng)思想的不斷回溯和反思,諸子之學也受到了不同層面的關注,所謂“新子學”的提出,便從一個方面體現了這一點。從前面所論可以看到,就實質的方面而言,諸子首先是有創(chuàng)見的思想家,諸子之學則相應地表現為個性化的、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系統(tǒng)。在這一意義上,諸子之學是通過創(chuàng)造性思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外在或人為地“建構”起來。與此相聯系,如果以“新子學”作為學術、思想發(fā)展的目標,則這種“子學”顯然不是通過外在的人為“建構”所能形成的,而應當是新的歷史背景下對宇宙人生、社會歷史、現實問題的創(chuàng)造性思考的產物。這里需要區(qū)分二種形態(tài):其一,以歷史上的諸子之學作為研究對象,其二,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思考,形成新時代的諸子之學。前者屬學術史、思想史的對象,后者則是新的思想系統(tǒng)本身的形成和發(fā)展。嚴格意義上的“新子學”,主要與后一形態(tài)相聯系,它意味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新的思想者和新的思想系統(tǒng)。
如前所述,諸子之學以歷史的承繼性和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及突破性為其內在品格。“新子學”或新的思想系統(tǒng)的形成,同樣涉及以上方面。這里,可以借用現代哲學家馮友蘭的說法,從“照著講”和“接著講”兩個方面來理解思想的發(fā)展。寬泛而言,“照著講”主要側重于歷史的維度,包括從歷史角度對以往經典做具體的實證性研究,諸如訓詁、???、文獻編纂、文獻整理,等等。這方面的研究涉及對以往思想的回顧、反思,既應把握歷史上的思想家(諸子)實際說了些什么,也應總結其中具有創(chuàng)造性和生命力的內容,從而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與“照著講”相關的是“接著講”。從思想的發(fā)展與諸子學的關聯看,“接著講”更多地近于諸子所體現的思想突破這一內在品格,它意味著延續(xù)諸子注重思想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事實上,自近現代開始,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總是在“照著講”的同時,又以不同方式“接著講”。以區(qū)分“照著講”與“接著講”的馮友蘭而言,其思想便可首先上溯到傳統(tǒng)理學中程朱一系,從他本于傳統(tǒng)的程朱理學這一方面看,馮友蘭的思想無疑包含“照著講”這一面。然而,他同時又吸納西方現代新實在論的哲學,并通過融合程朱理學與新實在論而對傳統(tǒng)理學作了獨特的發(fā)展,由此形成所謂“新理學”。“新理學”之“新”,便體現了“接著講”,而“新理學”本身則可視為“接著講”的產物。廣而言之,今天學術思想的發(fā)展,同樣也離不開“接著講”。
以近代以來中西思想的互動為背景,“接著講”無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間的關系。20世紀初,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已提出:“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這里既涉及國學研究的具體進路,也關乎更廣意義上思想發(fā)展的方式。在中西之學已相遇的歷史背景下,“接著講”同時展開為中西之學的交融,這種交融從更深沉的視域看,具體展開為世界文化的建構與發(fā)展過程。就世界文化的發(fā)展而言,中國思想傳統(tǒng)與西方的思想傳統(tǒng)都構成了重要的資源,而世界文化的發(fā)展,則以二者的互動為其重要前提。這一意義上的“新子學”,同時展現為世界文化發(fā)展過程中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系統(tǒng)。相對于傳統(tǒng)的諸子之學,以上視域中的“新子學”無疑既獲得了新的內涵,也取得了新的形態(tài)。
作為思想發(fā)展的相關方面,“照著講”與“接著講”無法分離。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從“無”開始,它總是基于前此的思想演進過程,并需要對前此思想范圍而進退之。“照著講”的意義,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發(fā)展過程,敞開前人思想的豐富內容,由此為后繼的思想提供理論之源。在此意義上,“照著講”構成了“接著講”的出發(fā)點。然而,僅僅停留在“照著講”,思想便容易止于過去,難以繼續(xù)前行,這不僅無助于新思想的生成和發(fā)展,而且將限定以往思想的歷史意義,甚而窒息其內在的生命。就此而言,在“照著講”之后,需要繼之以“接著講”。“接著講”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進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統(tǒng)的形成,則是其邏輯的結果。進而言之,從現實的過程看,“照著講”與“接著講”總是相互滲入:“照著講”包含對以往思想的邏輯重構與理論闡釋,這種重構與闡釋之中,已內含“接著講”;“接著講”基于已有的思想發(fā)展,其中也也相應地內含“照著講”。
今天談“新子學”,在實質的層面應當注重思想發(fā)展過程中“照著講”與“接著講”的統(tǒng)一。“照著講”意味著思想的歷史延續(xù),“接著講”則指向新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二者的如上統(tǒng)一,既在歷史傳承的層面體現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諸子之學溝通歷史的承繼性和思想的突破性這一特點,也在現實發(fā)展的維度上構成了具有個性的創(chuàng)造性思想系統(tǒng)形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