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會性的演進(jìn)與社會學(xué)的"去社會化"
從格勞秀斯和霍布斯等人的自然法學(xué)說可以看出，帕森斯所謂的"霍布斯的秩序問題"正是在自然法哲學(xué)的自然社會性概念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并在自我保存與社會性的自然法關(guān)聯(lián)中形成了個體與社會的二元概念結(jié)構(gòu)。這一問題的實質(zhì)就是現(xiàn)代社會在自由個體的主觀權(quán)利基礎(chǔ)上構(gòu)成的人類交往關(guān)系的性質(zhì)。雖然早期現(xiàn)代自然法哲學(xué)家，特別是格勞秀斯和普芬多夫，會將這樣一種交往關(guān)系看作人與人結(jié)合的基礎(chǔ)，一種自然社會性，但霍布斯的"自然狀態(tài)"學(xué)說鮮明地暴露了這種"社會性"本身的弱點。雖然霍布斯的"自然狀態(tài)"學(xué)說，正如盧梭敏銳指出的，實際上并不是對人的社會性的否定，而恰恰是現(xiàn)代社會的"社會性"的充分體現(xiàn)，但這種人在欲望和行動中以他人為指向的社會性，只能導(dǎo)致人與人彼此之間的猜忌與不信任，難以為長期穩(wěn)定有效的規(guī)范秩序提供堅實的基礎(chǔ)，最終不得不借助國家強(qiáng)制權(quán)力，以外在的方式建立社會秩序的基礎(chǔ)。
然而，對自然法哲學(xué)的批判，特別是對"自然狀態(tài)"學(xué)說的修正乃至揚(yáng)棄，促進(jìn)了"社會性"概念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洛克對財產(chǎn)和勞動的著名分析，發(fā)展了格勞秀斯和普芬多夫著作中有關(guān)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的自然法主題，揭示了在所謂"自然狀態(tài)"中，人類交往方式，可以在獨立于甚至先于國家權(quán)力的條件下，形成一種穩(wěn)定的社會關(guān)系。正是基于這一關(guān)系，洛克指出，自然狀態(tài)是和平狀態(tài)而非戰(zhàn)爭狀態(tài)。(51)而且通過考察財產(chǎn)從共有狀態(tài)向私人所有權(quán)的轉(zhuǎn)化，洛克之后的道德哲學(xué)家逐漸將"自然狀態(tài)"概念從理性的"原則"轉(zhuǎn)變?yōu)檩^具歷史意涵的人類學(xué)概念。自然社會性概念的歷史化，特別是對"社會關(guān)系"的比較類型分析(52)和歷史分析的發(fā)展(尤其是"社會階段理論"的出現(xiàn))，(53)使道德哲學(xué)家和新興的社會科學(xué)家日益將"社會秩序"看作獨立于人為建立的國家的一種自發(fā)演進(jìn)的秩序。(54)超越個體道德動機(jī)，甚至能將"個體邪惡"轉(zhuǎn)變?yōu)?社會的天堂"的社會機(jī)制(55)的發(fā)現(xiàn)，賦予了"社會性"以新的意涵。"社會性"(Sociableness)不是人對同類的自然感情、相互的愛，而是指"我們許多人賴以相互協(xié)作，從而結(jié)合成為一體的某種自然適應(yīng)性"，(56)因此，在根本上取決于人與人相互協(xié)作、相互聯(lián)合的性質(zhì)，一種"看不見的手"。(57)伴隨這種形態(tài)的"社會性"概念的發(fā)展，格拉斯哥的道德哲學(xué)家們通過闡明"無偏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概念和社會德性的理論，為"社會"獨立于政治強(qiáng)制權(quán)力建立穩(wěn)定的規(guī)范秩序提供了道德心理學(xué)的基礎(chǔ)。(58)"社會性"發(fā)展的第二階段，最終從自主的社會秩序和具有普遍判斷能力或普遍道德情感的行動者出發(fā)回應(yīng)了"霍布斯的秩序問題"，并將這一問題從自愛個體與國家外在強(qiáng)制秩序的二元對立轉(zhuǎn)變?yōu)榈赖滦袨榈膫€體與超越個體意圖的、主要體現(xiàn)在意外后果中的社會機(jī)制的二元關(guān)系。
涂爾干對曼徹斯特學(xué)派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塔爾德(Jean-Gabriel Tarde)倡導(dǎo)的模仿心理學(xué)的批評，韋伯(以及涂爾干)與德國國民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爭論，以及德國社會理論家對"新教倫理"與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理性化命題的發(fā)現(xiàn)，這些經(jīng)典社會學(xué)理論的努力，不僅逐漸將"社會"發(fā)展為一門獨立學(xué)科的對象，而且明確形成了具有社會取向的個體社會行動者與規(guī)定或影響個體行動的社會結(jié)構(gòu)或社會系統(tǒng)之間的基本二元架構(gòu)。帕森斯自《社會行動的結(jié)構(gòu)》開始的一系列努力，正是試圖創(chuàng)造性地綜合"社會性"概念發(fā)展的第三個階段的理論洞察力。帕森斯本人從"單位行動"概念發(fā)展到"社會系統(tǒng)"概念的理論進(jìn)展，意味著"霍布斯的秩序問題"已經(jīng)在整體上被納入社會整合與系統(tǒng)整合的思想框架中。
但社會學(xué)理論在發(fā)展現(xiàn)代政治社會思想中的"社會性"概念的同時，也日益將"社會"理解為不僅獨立于國家的政治秩序，也獨立于財產(chǎn)、勞動、貿(mào)易乃至市場機(jī)制這些所謂"經(jīng)濟(jì)"活動的"社會關(guān)系"和"社會秩序"。社會學(xué)的學(xué)科化，恰恰將決定現(xiàn)代社會主要特征的財產(chǎn)和國家等問題逐漸放逐到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反而著眼于從"共同體"的角度來判定一個現(xiàn)象或制度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的，從而致力于挖掘現(xiàn)代社會的各種分化秩序中的所謂"社會因素"，以及這些不同秩序之間在社會機(jī)制、結(jié)構(gòu)和系統(tǒng)意義上的關(guān)聯(lián)。社會學(xué)試圖通過"去政治化"和"去經(jīng)濟(jì)化"來擺脫政治哲學(xué)和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影響，建立獨立自主的社會學(xué)學(xué)科，從而對"霍布斯的秩序問題"給出社會學(xué)的規(guī)范解答。但頗為悖謬的是，這種尋求真正"社會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導(dǎo)致了社會學(xué)本身的"去社會化"。社會秩序要么意味著"共同體"意義上的團(tuán)結(jié)乃至統(tǒng)合，要么意味著系統(tǒng)意義上的功能相互依賴或者結(jié)構(gòu)上的相互作用，而恰恰是"社會"意義上的社會秩序從社會學(xué)家眼前消失了。"社會"的消失，恰恰使社會學(xué)家在分析乃至診斷各種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象時，喪失了理解這些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真正前提。
現(xiàn)代社會學(xué)理論中社會與個體之間難以克服的二元對立關(guān)系，正如帕森斯敏銳意識到的，是"霍布斯的秩序問題"的一個結(jié)果。只不過帕森斯并沒有看到，功利主義形態(tài)的個體主義，并不是妨礙我們回答"霍布斯的秩序問題"的真正困難，而不過是"社會性"概念的一個階段，背后是個體與社會之間關(guān)系的一種形態(tài)。無論韋伯在倫理理性化和社會秩序理性化之間建立的自由社會行動的張力，還是涂爾干在唯心論意義上的個體主義與功能相互依賴的有機(jī)團(tuán)結(jié)之間試圖找到的勾連，都并不僅僅意味著對格勞秀斯-霍布斯意義上的"社會性"的超越或者取代，相反，其本身的理論意涵，特別是其中對現(xiàn)代社會規(guī)范秩序的理解，都必須重新回到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的對立中發(fā)現(xiàn)的現(xiàn)代社會的道德前提與倫理困境：一種基于個體自由選擇的人為社會關(guān)系，一個由自由個體組成的社會。撇開現(xiàn)代社會的這一霍布斯的前提，社會學(xué)家不僅無緣把握現(xiàn)代社會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也最終難以真正理解現(xiàn)代社會中仍然發(fā)揮作用或可能重新生根的那些"共同體"，(59)從而注定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無所適從。
注釋：
①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Preface," p. xxi;"Introduction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p. v.
②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p. 87-89.
③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 89.
④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p. 89-94.
⑤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p.36-37.
⑥在1968年，帕森斯回顧了這一著作創(chuàng)作的歷史情境："俄國革命、大蕭條、法西斯運動和二戰(zhàn)的逼近"(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Introduction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p. vi. ),帕森斯在這一歷史處境中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檢討，無論是從"新政自由主義"，還是從所謂"共和派"的立場出發(fā)，都意味著對"新世界"與"舊世界"之間的思想關(guān)系具有世界歷史重構(gòu)的意義，而在這一重構(gòu)中，對"霍布斯的秩序問題"的回答占據(jù)了關(guān)鍵的位置。 Jeffrey C. Alexander,"Parsons as a Republican Critic of Industrial Society: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ly Writings," in G. Pollini and G. Scirotino, eds.,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Milan: Franco Angeli, 2001, pp. 15-23; William Buxon,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Capitalist Nation-State,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ch. 2, esp., pp.20ff; Robert Holton and Bryan Turner,"Against Nostaglia: Talcott Parsons and a Sociology for the Modern World,"in Robert Holton and Bryan Turner, eds.,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86, pp.219ff.
⑦帕森斯認(rèn)為，美國社會作為現(xiàn)代化的最高階段，可作為西方文明新的"引領(lǐng)社會"(New Lead Society)。Talcott Parsons,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1, pp. 86-94, 112-124.
⑧Ferdinand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3, I. i. 6-7, 9-10, 12, I.ii.24-5.(《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xué)的基本概念》，林榮遠(yuǎn)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trans. Jose Harris and Magaret Hol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⑨Ferdinand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I. ii. 24-5, II. i. 1-4, III. i. 2, II. i. 11-15, III. i. 3.
⑩Ferdinand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II. ii. 18-20.
(11)Ferdinand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II. iii. 28-29.
(12)Ferdinand Tönnies, "The Concept of Gemeinschaft," in Werner Cahnman and Rudolf Heberle, eds., On Sociology: Pure, Applied, and Empiric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p.62-72.有關(guān)"國家"與"(市民)社會"思路對于滕尼斯社會思想形成的影響，參見Arthur Mitzman對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一書思想起源的研究, Sociology and Estrangement: Three Sociologists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7, pp.73ff.
(13)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p. 686-694.
(14)以下的討論基于"Tönnies and Durkheim: An Exchange of Reviews,"in Werner Cahnman, ed., Ferdinand Tönnies, A New Evaluation, Leiden: Brill, 1973, pp.239-256;涂爾干評論的原文見Émile Durkheim, Textes, vol. I, Éléments d'une théorie sociale，Paris：Minuit，1975，pp.383-390；中譯本收入《亂倫禁忌及其起源》，汲喆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8-336頁。
(15)Émile 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aris: PUF, 2004, I. iii. 1-2.(《社會分工論》，渠東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16)Émile 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I. iii. 4, I. vii. 4, Conclusion. iii, I. vii. 2, Conclusion.ii, I. vii. 4, Préface de la première edition.
(17)涂爾干：《孟德斯鳩與盧梭》，李魯寧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頁。
(18)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p. 312-315.
(19)Émile 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I. iii. 2, I. iv. 5, III. i. 2-3, Conclusion. i，Préface de la seconde édition.涂爾干指出，盧梭-康德式個人主義，與功利原則的個人主義不同，構(gòu)成了一種同時是敬神者和神的"人性的宗教"。在這種崇拜人性的個人主義中，個體的尊嚴(yán)和神圣地位來自于他與所有人分享的"人性"，因此，這種個人主義不會陷入道德的唯我論，而是同樣關(guān)注"集體的權(quán)利"。但涂爾干承認(rèn)，即使在這種宗教化的個人主義倫理中，個體與集體的"折衷"仍然不能擺脫兩個原則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進(jìn)一步完善和擴(kuò)充(Émile Durkheim，"L'individualisme et les intellectuels,"dans La science sociale et l'action，Paris：PUF，1970，pp.265-279；涂爾干：《亂倫禁忌及其起源》，第202-215頁)。而且這種唯心主義的個人主義，即使超越了功利主義的形態(tài)，仍未能充分彌合現(xiàn)代社會的功能依賴與真正的社會感情之間的鴻溝。構(gòu)成現(xiàn)代社會道德的自主和紀(jì)律，并不必然會將對群體的依賴轉(zhuǎn)化為對其他社會成員的認(rèn)同感。人與人的"整體感"只能來自某種共同生活。帕森斯在涂爾干思想發(fā)展中發(fā)現(xiàn)的"集體良知"逐漸取代"有機(jī)團(tuán)結(jié)"這一趨向，其實反映了涂爾干在這里面臨的兩難處境(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pp.319-320)。涂爾干的"道德社會學(xué)"，正如黑格爾筆下康德的"道德立足點"一樣，同樣未能克服道德在義務(wù)形式和善的內(nèi)容之間的抽象對立(涂爾干：《道德教育》，陳光金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章；《職業(yè)倫理與公民道德》，渠東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頁)。涂爾干跨越這一鴻溝的另一個重要嘗試是考慮"職業(yè)群體"在現(xiàn)代社會發(fā)揮的整合作用，所謂"職業(yè)群體"其實就是滕尼斯在"共同體"中發(fā)現(xiàn)的"法團(tuán)"的后裔。帕森斯認(rèn)為，這是突破滕尼斯"共同體-社會"二元對立的關(guān)鍵(Talcott Parsons,"Some After thoughts on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in Werner Cahnman, ed., Ferdinand Tönnies，A New Evaluation，pp. 153-154)。但這一從韋伯式現(xiàn)代社會觀("社會"意義上的"官僚制")向涂爾干式的現(xiàn)代社會觀("共同體"意義上的"職業(yè)團(tuán)體")的轉(zhuǎn)變，盡管注意到了情感因素在現(xiàn)代社會仍然發(fā)揮重要作用，卻沒能從根本上解決現(xiàn)代社會秩序的構(gòu)成問題。
(20)Lockwood敏銳地指出，涂爾干對失范(anomie)的分析是其社會理論中最接近霍布斯的地方。涂爾干對"秩序問題"的解決恰恰揭示了"無序"(disorder)在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性，這一所謂"涂爾干式的兩難"(Durkheimian dilemma)其實就是滕尼斯有關(guān)現(xiàn)代社會真正關(guān)心的問題，也是"霍布斯的秩序問題"的根本意涵(參見David Lockwood, Solidarity and Schism:"The Problem of Disorder"in Durkheimian and Marxist Sociology, Oxford: Clarendon, 1992, p.17)。事實上，涂爾干自己就明確將"失范"與霍布斯式的"持久性的戰(zhàn)爭狀態(tài)"聯(lián)系在一起。他認(rèn)為，這樣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與整個社會的目標(biāo)背道而馳，而社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人們之間的這種爭斗，因為這種戰(zhàn)爭狀態(tài)的普遍敵意和相互猜忌，必然會導(dǎo)致人們之間長期的痛苦狀態(tài)(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réface de la seconde édition)。而"失范"的人性基礎(chǔ)，正是霍布斯曾經(jīng)分析的人難以饜足的欲望或激情。而只有社會的道德力量才能對此予以調(diào)節(jié)或限制，但涂爾干認(rèn)為來自支配個人權(quán)力的這種"社會的道德約束或強(qiáng)制"，基礎(chǔ)是公正之上的尊重，而不是恐懼。社會約束或者規(guī)制--一種"道德紀(jì)律"--的破壞或喪失，這種"無規(guī)制(dérèglement)的狀態(tài)，或者失范"，在工商界這一社會生活領(lǐng)域中成為"持久的狀態(tài)"，甚至從該領(lǐng)域蔓延成為整個社會的"正常狀態(tài)"(Émile Durkheim, Le Suicide: étude de sociologie, Paris: PUF, 1932, II.v.2-3；《自殺論》，馮韻文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涂爾干對現(xiàn)代社會的這一診斷與滕尼斯對"社會"的分析并沒有太大的分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涂爾干始終強(qiáng)調(diào)"失范型自殺"與"唯我型自殺"不同，前者并不在于"個人依賴社會的方式"，而是"社會規(guī)制個人的方式"。因此，雖然二者都起因于"社會在個人中沒有充分地在場"，但在二者中，社會不在場的方式不同，在"唯我主義"中，因為集體活動本身的缺失，導(dǎo)致了個人喪失了活動的意義，而在"失范"中，雖然"我們將我們身上一切具有社會性的東西和社會聯(lián)系起來"，但社會仍然沒有約束個人的激情(Émile Durkheim, Le Suicide, II.v.3)。正是后面這種情況，構(gòu)成了"霍布斯的秩序問題"中潛在的社會性形態(tài)，有關(guān)涂爾干的"失范"概念，參見Stjepan G. Meštrovi? and Hélène M. Brown,"Durkheim's Concept of Anomie as Dérèglement,"Social Problems, vol. 33, no. 2, 1985, pp. 81-99; Phillippe Besnard, "Anomie and Fatalism in Durkheim's Theory of Regulation,"in Stephen Turner, ed.,Émile Durkheim: Sociologist and Moralist,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169-190.
(21)"Tönnies and Durkheim: An Exchange of Reviews,"in Werner Cahnman, ed., Ferdinand Tönnies, A New Evaluation, pp. 249-250.
(22)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Leiden: A. W. Sijthoff, 1919, Prolegomena, 5(Richard Tuck, ed.,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5).
(23)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a, 6-8.
(24)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I. i.4-9.
(25)Esp. see 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a, 10.有關(guān)ius概念從"客觀法度"向"主觀權(quán)利"的轉(zhuǎn)變，參見Michel Villey,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juridique moderne, Paris: PUF, 2003; Richard Tuck,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6)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I. i. 8, Prolegomena, 9-10, 44, I. ii. 1;參見 Karl Olivecrona,"Appropriatio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Locke on the Origin of Propert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5, no. 2, 1974, pp. 211-215.
(27)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I. ii. 1-2.
(28)參見施密特對格勞秀斯戰(zhàn)爭理論的批評，在我們看來，施密特的批評未能恰當(dāng)把握格勞秀斯戰(zhàn)爭理論背后對人類社會關(guān)系的理解。Carl Schmitt, The Nomos of the Earth, New York: Telos Press, 2006，pp. 159-162.
(29)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II.ii.2.
(30)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II.ii.2.參考普芬多夫?qū)Ω駝谛闼关敭a(chǎn)理論的評論，特別是對"相互的愛"這一點的認(rèn)論，Samuel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Oxford: Clarendon, 1934, IV. iv. 9.
(31)Thomas Hobbes, De Cive, i.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論公民》，應(yīng)星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32)Thomas Hobbes, Leviatha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利維坦》，黎思復(fù)、黎廷弼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5年；《利維坦》的拉丁文則依據(jù)Opera Latina Philosophica Omnia, vol. III, 1673/1999, Bristol: Thoemmes Press重刊本)，xiii.4, 8-9.
(33)Jean-J. Rousseau,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Paris: Gallimard, 1969, p. 672；《愛彌兒》，李平漚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2年，第703-704頁。
(34)Samuel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II. ii. 5-9.
(35)Samuel Pufendorf,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II. iii. 14-15, II. ii. 5.
(36)Thomas Hobbes, Leviathan, xiii.8.
(37)這是盧梭在《日內(nèi)瓦手稿》和《論戰(zhàn)爭狀態(tài)》批評霍布斯自然狀態(tài)學(xué)說的核心觀點。Jean-J. Rousseau, Oeuvres complètes, vol. III, Paris: Gallimard, pp.288, 611.有關(guān)盧梭對自然狀態(tài)理論，特別是對自然社會性學(xué)說的批判，特別參見Robert Derathé, Jean-Jacques Rousseau et la science politique de son tem ps, Paris: Vrin, 1992, ch. III.
(38)Thomas Hobbes, Leviathan, xi.1-2, x.16-17.
(39)普芬多夫敏銳地把握了霍布斯反社會性學(xué)說這一微妙之處，參見Samuel Pufendorf，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VII. i. 2.
(40)Thomas Hobbes, Leviathan, xiii. 3-4.
(41)比較盧梭對"自然人"孤獨的描述： Jean-J. Rousseau,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 éparmi le shommes, Paris: Gallimard, 1969, pp.81ff.
(42)Thomas Hobbes, De Cive, i.3; Leviathan, xiii.1.
(43)Thomas Hobbes，De Cive，i.2；《利維坦》有類似的段落："那么我們不妨讓這種人考慮一下自己的情形。當(dāng)他外出旅行時，他要帶上武器并設(shè)法結(jié)伴而行；就寢時，他要把門閂上；甚至就在屋子里面，也要把箱子鎖上"(xiii.10)。
(44)盧梭認(rèn)為，霍布斯"把滿足大量欲望的需要不適當(dāng)?shù)丶拥揭靶U人的自我保存中，而這些欲望是社會的產(chǎn)物"，霍布斯描述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恰恰表明，這種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是相互依賴的。Jean-J. Rousseau,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pp. 69, 83-84, 87.
(45)Émile 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Conclusion. i;涂爾干：《孟德斯鳩與盧梭》，第68頁；Émile Durkheim, Organisation et vie du corps social selon Schaeffle, Textes, I.Éléments d'une théorie sociale, Paris: Minuit, 1975, p.370.
(46)Denis H.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6, no.2, 1961, pp. 183-193.
(47)參見韋伯對滕尼斯"共同體-社會"概念的改造，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Köln: Kippenheuer & Witsch, 1956, 1.8, S.27-31.韋伯：《經(jīng)濟(jì)與社會》第1卷，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8)Michael Oakeshott,"The Moral Life i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Hobbes," in 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1, pp. 291-350.
(49)Thomas Hobbes, Leviathan, xiv. 5-6, 18.
(50)普芬多夫?qū)τ趤喞锸慷嗟?人是政治的動物"的澄清，特別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點。在普芬多夫看來，亞里士多德這一著名學(xué)說的真實意涵是，"人在寬泛的意義上是社會的動物，但并不是在嚴(yán)格意義上指人天生就被帶入政治社會，或者天生適于政治社會......人們愿意生活在一起并不能推出他們就愿意進(jìn)入政治社會，因為這種欲求可以通過初級社會或者與他人的親密交往來得到滿足"，但只有政治社會才能給人們提供最大的安全(Samuel Pufendorf，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VII.i.3,1)。對此，滕尼斯特別指出，這里的關(guān)鍵問題就是"政治社會"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性的區(qū)分。(Ferdinand Tönnies,"Hobbes and the Zoon Politikon,"in On Sociology: Pure, Applied, and Empirical, pp.48-61, esp. pp.52-53)
(51)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II. ii-iii, v; James Tully, A Discourse on Property: John Locke and His Adversa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52)Montesquieu,"De l'esprit des lois", dans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Gallimard, 1951, I. i，II.19；涂爾干：《孟德斯鳩對社會科學(xué)興起的貢獻(xiàn)》，《孟德斯鳩與盧梭》；阿?。骸渡鐣W(xué)主要思潮》，葛智強(qiáng)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1章。
(53)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95, I. i-ill, II.
(54)Istvan Hont, "The Language of Sociability and Commerce: Samuel Pufendorf a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Four-Stages Theory',"in Anthony Pagden, ed.,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53-276; Ronald L. Meek,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55)Bernard Mandeville,"Thus Every Part Was Full of Vice, Yet the Whole Mass a Paradise";"The Grumbling Hive, or Knaves Turned Honest,"in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8.
(56)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Dialogue 4, pp.179ff, 183.
(57)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IV. i-ii, p. 477,參考斯密對于"完備自由和正義的自然系統(tǒng)"(natural system of perfect liberty and justice)的討論,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V. ii. vii, ix.
(58)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viii-ix;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4, III. ii-iv.
(59)迄今為止，對這一問題最重要的一項研究(其意義仍未被充分認(rèn)識到)，是帕森斯的遺著《美國社會》。這一帕森斯本人戲稱為"社會結(jié)構(gòu)的行動"的著作，可看作他對"霍布斯的秩序問題"的最終回答。面對現(xiàn)代社會中霍布斯傾向與涂爾干傾向的對抗，在這本他晚年投入巨大精力的研究中，帕森斯試圖超越滕尼斯的著名對立，給予這一困擾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根本問題一個美國式的回答。只不過問題是，"社會共同體"的美國形態(tài)能否讓現(xiàn)代社會的涂爾干傾向真正馴服其霍布斯傾向。(Talcott Parsons. American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Societal Community,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esp. pp. 7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