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核心的十八大三中全會報告為保證十八大提出在發(fā)展平衡性、協(xié)調性、可持續(xù)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提供了具體的行動綱領。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yè)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而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以改革來突破當前的經濟增長困境，使改革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許多累積風險需要經濟增長來化解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盡管經濟增長放緩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依然搶眼，在全球中的地位更加顯著。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在全球中的比重在1980年到2007年的27年中從2.19%上升到10.94%，而在2008年到2012年這短短的5年間，又加速上升到了14.92%。如果以現價計算的GDP規(guī)模來計算，這種加速趨勢更加明顯。中國的GDP總量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連續(xù)超過了德國和日本。

不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GDP水平，中國的增長速度無疑是驚人的，問題是這個速度還可以維持多久呢？是不是能夠保證我們實現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呢？盡管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在全球依然令人翹首，但是從中國經濟自身的增長速度來看，卻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中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10.02%，而在此后的5年中，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7.7%。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前景如何？是否由此出現持續(xù)的下降趨勢等問題成了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話題。

誠然，只要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年能夠維持年均7.2%的增長率，就能夠實現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放松努力。我們即不能保證在國際經濟大環(huán)境的穩(wěn)定，也不能想當然的認為可以輕松實現年均7.2%的增長率。

除了確保實現十八大提出的GDP翻一番的目標外，經濟增長對于中國來說還具有特別的意義和重要性。這是因為在過去30年的改革中我們積累下的很多風險都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逐漸化解，所以經濟增長對中國經濟乃至社會的穩(wěn)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當面臨外部經濟沖擊或經濟增長下滑的風險，中國政府都不得不把保持經濟增長率放在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當年在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沖擊下，我們提出的任務是保“七”，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們的提出的任務是保“八”。

長期維持穩(wěn)定增長還需艱難調結構

如果說在短期內保增長雖然有困難，但是還有可能實現，但現在的問題是要長期維持穩(wěn)定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保證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就必須克服一系列的頑疾，要進行很多艱難的經濟結構調整。

首先，從1978年開始，隨著投資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卻持續(xù)下降。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隨著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的推出，投資比重上升和消費比重下降的局面變得更加明顯，以至于到2009年兩者幾乎相等。這意味著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資、創(chuàng)造更大的產能，而不是通過最終消費來實現的，因此這種靠投資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能夠維持多久，還具有多大的發(fā)展空間都是值得懷疑的。從發(fā)達國家的經驗看，盡管在工業(yè)化高速發(fā)展的階段也出現過投資比重上升的情況，但是持續(xù)時間一般不長。從二戰(zhàn)以后的數據看，美、日、歐國內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的水平上，而投資大體維持在20%以下，而且基本保持穩(wěn)定，與中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另外，在銀行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下，支持這些回收期很長的巨額投資背后的大量銀行貸款可能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不穩(wěn)定性。

其次，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需基礎上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大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僅次于德國，在國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伴隨投資形成的巨額產能必然向海外尋找市場，對外開放使得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在不斷上升，到2007年已經接近70%。相比之下，號稱貿易立國的日本，其對外貿易依存度也大體僅為20—30%，比美國略高，再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變得非常有限。一旦國際經濟環(huán)境出現動蕩，特別是在當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盛行的情況下，我國出口的增長已經受到明顯的抑制，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增長也必然受到影響。而就全球范圍內的大型經濟體而言，只有德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比中國略高，然而中德在出口產品結構、技術含量，以及價格彈性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因此，當同樣面臨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德國的出口盡管也受到影響，但是下降程度明顯比中國要小，從而凸顯出中國對外貿易的脆弱性。從統(tǒng)計數據上看，中國的總出口與美國的貨物進口高度相關。而在危機以后，中歐貿易的聯(lián)動性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另外，中國的貿易條件在過去20年中持續(xù)處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國以進口資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增長模式也存在可持續(xù)性的疑問。在未來世界經濟持續(xù)不振的情況下，中國所面臨的貿易保護主義也會變得越來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