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研究歷史要關心民族問題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tǒng)帝國，盡管在古代歷史研究領域中，這個特殊朝代的歷史略顯冷僻，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元史研究專家陳高華的眼中，元代不僅是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節(jié)點，也對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fā)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一個初秋的早晨，記者在北京聽他回憶自己與元史間的點滴故事。

情緣民族調查  心系元史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大學時曾在新疆進行過為期一年的民族調查，是在那個時候對民族史研究萌生了興趣嗎？

陳高華：對。我念中學的時候就喜歡歷史，那時我很崇拜郭沫若，看了不少他的歷史著作，后來就考取了北京大學歷史系。20世紀50年代，傳統(tǒng)的歷史著作大多以漢族王朝為中心，不大重視民族問題。我們在學校學的也是這樣。1958—1959年，北大歷史系四、五年級學生參加中央民委組織的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我被分配在新疆組，調查哈薩克族。哈薩克是個游牧民族。在新疆的一年，使我大開眼界，才知道天下是如此之大，才知道我國邊疆民族地區(qū)疆域廣袤，少數民族眾多，真正體會到民族史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于是我下決心致力于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傊?，在新疆這一年，我的思想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體會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也認識到研究歷史一定要關心民族問題。

1956年，中、蘇、蒙三國開會協(xié)商，共同編寫蒙古通史。中國方面承擔了整理相關漢文資料的任務，為此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歷史研究所設立了民族史組，由著名蒙古史學者翁獨健主持。后來中蘇關系惡化，蒙古通史的合作計劃被擱置，但民族史組仍然存在，之后就以元史研究為重心。大學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歷史研究所工作，領導征求意見，我很自然選擇了民族史組，從此踏上了元史研究的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文章《記幾位已故的史學家》中回憶了翁獨健先生，是翁先生帶您進入史學研究的大門？

陳高華：是。我一直非常感謝翁先生。當時北大歷史系實行五年制，但我們當時由于一些客觀原因，大學畢業(yè)了還不知道該怎樣做研究，是翁先生領我進入了史學研究的大門。翁先生特別重視史學方法，對年輕的研究人員強調基礎訓練，要我們踏踏實實從資料工作做起，同時強調學術規(guī)范，對論文寫作提出嚴格的要求。他要我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著作，但不要淺嘗即止，急于參加學術界熱門問題的討論。他認為研究元史、蒙古史必須學習外語和蒙古語，為此專門請來民族研究所的照那斯圖同志（曾任民族研究所所長，已故）教我們學蒙古語?？上в捎?0世紀60年代的一些客觀原因，這項活動并沒有持續(xù)很長時間。我的一點粗淺的蒙古語知識，就是這樣得來的。翁先生不僅是一個好老師，還長于學術組織工作，他為我國的元史、蒙古史和民族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研究所有著很濃厚的學術氣氛，這對年青人的成長起了有益的作用。特別是歷史所集中了一批有名的教授，其中有楊向奎、孫毓棠、張政烺、王毓銓等，都是學有專長、在史學界享有盛譽的大家，他們對年青人都很愛護，我有機會向他們請教，獲益匪淺。

中國的元史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我國民族史和元史研究的發(fā)展歷程。

陳高華：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史學界對民族歷史的看法是很混亂的。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界普遍接受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民族史研究，最重要的有兩條。第一，中國的歷史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發(fā)展的歷史，各民族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第二，要用民族平等的觀點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系。隨之而來的是研究重點的變化。過去史學界大多以漢族為中心進行民族關系的研究，看到的是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戰(zhàn)爭，將沖突視作重心。新中國成立后，學術界以平等的觀點開展民族史研究，特別重視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相互的融合。對于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則根據其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作用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不能因為它是由少數民族建立便加以否定。

歐洲和日本學術界重視成吉思汗時代的歷史和早期蒙古史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元史研究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響，主要也是研究成吉思汗和早期蒙古史。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元史研究遍及元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視野大大擴展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元史是一門國際性的研究課題，與其他國家的元史研究相比，中國的元史研究有哪些特點？

陳高華：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研究元史的人很少，一般都認為研究元史的中心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和歐洲。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年和年青一代學者成長起來。現(xiàn)在基本上元史每個領域我們都有一些很優(yōu)秀的學者，發(fā)表了大量很有價值的論著。元史研究的三種最重要的基本文獻（《元史》、《元典章》、《元朝秘史》）都有了整理本?，F(xiàn)在可以說中國的元史研究居于國際元史研究的前列。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還有不少工作要開展，例如我們要繼續(xù)進行文獻整理，進一步挖掘和研究過去人們沒有重視的課題，如婦女史、災害史、環(huán)境史等。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海洋開發(fā)史等也需要進一步深化。

對外開放與民族融合的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報》：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tǒng)治的大一統(tǒng)國家，請談談元朝在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陳高華：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著作講到元代社會時，基本都認為元代社會是一個負面、 “混亂”的社會，認為在元代中國歷史“倒退”了幾百年，元代的文化一團糟，除散曲以外沒有什么可取的文化。直到20世紀50年代這種看法仍很流行。這種觀點后來逐漸得到修正，不少學者都對它提出了質疑。前幾年我和張帆、劉曉同志共同寫了一本書叫做《元代文化史》，我們認為元代是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時期。首先，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即使是盛極一時的唐代，其疆土面積也不能與元代相比。在政治上，元朝這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奠定了中國今天的基本版圖。元朝以前沒有任何一個中央政權能夠控制如此廣闊的疆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元朝我們就已經開始在臺灣地區(qū)設置行政管理機構，而西藏地區(qū)真正歸附中央也是在元代。研究元史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今天的中國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發(fā)展過程。

其次，元代還是一個開放的時代，其開放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元朝不僅跟中亞、西南亞地區(qū)，還與非洲、歐洲地區(qū)都有交往聯(lián)系。我們常說唐朝開放，但它與其他國家間的交往主要是通過陸上交通，即大家熟知的陸上絲綢之路?，F(xiàn)在國際學術界公認的絲綢之路有兩條，一條是陸上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fā)展是從宋朝開始，并在元朝達到頂峰。元朝的海上交通非常發(fā)達，正是有了元代打下的基礎，才有了之后的鄭和下西洋?，F(xiàn)在我們有很多事物也都是源于元朝，例如今天人們喝的酒。中國人過去所喝的酒都是釀造酒，只有從元朝開始才喝現(xiàn)在所說的白干（蒸餾酒），這種技術是從阿拉伯世界傳入的。正是因為元代的開放，很多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將自己的文化藝術融入中國的文化中，把中國的文化發(fā)展也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最后，中國邊疆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間的聯(lián)系在元代真正得到了加強。例如西藏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在元代傳入中原地區(qū)。當時大批畏兀兒人（今維吾爾族的先民）信仰佛教，來到內地，他們不僅在大都（今北京），還到達了江南。西北地區(qū)也有不少民族內遷到大都、江南等地，安家落戶?？傊?，元代是一個民族融合的時代，邊疆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元曲與唐詩宋詞一道被稱為中華文化的瑰寶，除此之外，元代在中華文化上還作出了哪些貢獻？

陳高華：以文學而言，除了元曲以外，元代詩歌近年來也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楊鐮先生主持的國家項目《全元詩》經多年努力，業(yè)已問世，在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人們發(fā)現(xiàn)，元代的詩歌不僅數量龐大，堪比唐詩，而且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從文學角度上來說，也很有必要重新評價元代詩歌。例如，元代有一個詩人叫作耶律楚材，他寫過一些詩，講述了今天中亞烏茲別克等地的風土人情。又如，元代以“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為題材的詩篇很多，描寫草原景色和牧民生活。這些都是此前中國詩歌歷史上沒有過的。

從歷史學角度來看，元代產生了一部偉大的著作《元朝秘史》，詳細記述了成吉思汗和窩闊臺汗父子兩代的歷史。其中關于蒙古社會生活的描寫，豐富翔實。此書是研究早期蒙古史最可信的史料，對于研究其他游牧民族歷史也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元朝秘史》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并已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領域，形成了專門的學科“《秘史》學”。《元朝秘史》的版本很復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烏蘭研究員用近十年的時間完成《元朝秘史》（校勘本）一書，為元史、蒙古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地理學角度來看，元代也有很了不起的成就。元朝時期中國曾派代表團前往真臘（今柬埔寨），其中有一位隨行人員周達觀，詳細地敘述了當時柬埔寨的社會生活以及人文風俗等，這就是著名的古籍《真臘風土記》，此書是研究柬埔寨歷史的珍貴史料。另一本重要的著作叫作《島夷志略》，是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所著，記述了其在海外諸國的見聞，涉及東南亞、印度、西南亞、伊朗、阿拉伯半島、非洲東北角等，現(xiàn)在我們研究元代海上交通都離不開這本書。元代的這些文化產品對中華文化的發(fā)展都有很大貢獻。

十年鑄成《元典章》  史學研究要有學術自信

《中國社會科學報》：根據您多年研究歷史的經驗，請談談您的治學心得。您對年輕學者有何期許？

陳高華：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我們做研究一定要尊重史料。我們要知道怎樣搜集史料，鑒別史料，學會辨別史料的真?zhèn)?、價值。史料不過關，立論就不穩(wěn)固。所以我們現(xiàn)在看文章，不看別的，就看文中引用的注解，引用了哪些材料，這些材料是什么版本的，通過這些大體就能判斷文章的可信度。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幾本基本和主要的書籍，研究者要花功夫精讀這幾本書，做到應用自如，這樣才能比較容易地鑒別自己所在領域的其他文獻資料的價值，這對于人文學科而言尤其關鍵。就元史研究而言，我要求我的學生一定要讀透《元史》和《元典章》，還有《元朝秘史》。

我們這幾年在史學基礎工作上花了很大力氣。我和張帆、劉曉、黨寶海幾位同志共同完成了《元典章》（點校本）的古籍整理工作，該著作出版后獲得了2011年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今年又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整理《元典章》難度很大，因為這部書是由元朝政府的各種文書匯編而成，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用所謂“硬譯文體”書寫的。這是一種元代特有的文體，從蒙古語原文機械地譯成漢文，很難理解。過去很多人讀不懂這部書，但也有很多人已經開始研究它。我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辦了一個讀書班，專門讀《元典章》，一條一條往下讀，讀了十年，終于出了《元典章》（點校本），對今后學者從事元史研究將會有很大幫助。

研究歷史雖然辛苦，但樂趣無窮。搜集資料、寫文章的樂趣在于獲得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體會，這也是我今天依然堅持研究的動力。現(xiàn)在客觀條件比過去好多了，年輕人只要努力肯定會一代比一代強。除了上面說的史料外，我希望他們能夠在外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掌握上多下功夫，語言掌握得越多越好。另外還要在理論上下功夫，精讀馬列的幾部重要著作。年輕同志有時不太重視理論，但理論是對思維的訓練，對從事歷史研究來說是很重要的。

做學問一定要“以我為主”。特別是研究中國歷史，要有最起碼的學術自信。國外學者會從自身的社會和教育角度提出新的問題，盡管有時這些問題可能很有價值，但中國的學者只要努力一定不會落后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