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包括泰國在內的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政治動蕩，經濟社會面臨根本性挑戰(zhàn)。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參考西方的制度設計，建立了一套完全相似的制度，但即使是實現了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化，由于國家的治理能力不足，大量的社會經濟問題也無法僅僅依靠選舉來解決。這說明，有效的制度，必須是扎根于一國國情的制度。

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fā)展，顯示出治理的改善不能簡單地用所謂的民主化來衡量。簡單地使用民主—專制這樣的兩分法來看待這些快速發(fā)展的國家，無法客觀全面地理解這些國家治理能力提高與本國制度的關系。不可否認，不同的制度都會遇到治理的困境，但也會在解決具體問題上發(fā)揮出各自的優(yōu)勢。因此，要盡可能避免陷入對制度的價值預判或者意識形態(tài)定性，尤其不能將自由民主制度作為衡量不同制度優(yōu)劣的最終標準，而要重視制度的治理績效。“對于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很多與西方不同的制度，只要它們推動的是進步而不是暴力，西方就應該尊重它們的政治自主權。”如果制度運行有利于人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那么這樣的制度就是有效的，就會獲得人們的認同和支持。

那么，如何描述一種制度的有效性呢？可以用制度績效來描述。制度績效集中體現了制度運行的結果，它是制度運行取得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綜合效果，集中體現為人們物質精神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

從制度作為一個系統的視角，可以將衡量制度績效的標準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制度產出標準，即制度能夠提供滿足社會成員基本需要的產品，包括秩序、基本公共品和集體行動；第二類是制度輸入標準，即社會成員對于制度的態(tài)度、要求及其表達，可概括為對制度的承認和參與；第三類是制度改進標準，即制度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進行完善的能力，可以分為自我調整和自我糾錯兩個層次。只要達到其中的大部分標準，就說明了該國制度能夠穩(wěn)定運行，實現基本的治理效果，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具體來說，是以下五點。

一是維持秩序。這是一套制度存在的最基本的功能，就國家制度來說，它首先要將社會各個階層的矛盾和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避免相互沖突造成整個國家的破裂、社會的動蕩。就單個制度來說，能夠起到規(guī)范社會成員行為的作用，減少社會成員成規(guī)模地破壞制度的行為。目前國際社會討論的“失敗國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項制度無法維持社會政治生活的有序性。

二是提供公共品。在現代社會中，公共品的范圍和內容有了很大的擴充。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成了國家制度的合法性來源之一，有學者稱之為“社會幸福主義”，即國家為了尋求統治合法性，給消費者提供不斷增多的商品和公共設施。一些研究發(fā)展中國家政治的學者研究發(fā)現，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的能力是這些新興國家獲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來源。由于公共品內容的豐富，所以，可以選取社會安全、糾紛解決、基礎設施建設等基本的公共品作為衡量制度績效的底線標準。

三是實現集體行動。社會成員是多樣的，并且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甚至對立，他們之間如何實現合作，在共同目標實現上達成集體行動是衡量制度績效的重要標準。制度發(fā)揮的是協調不同社會成員關系、調節(jié)和動員資源、確定責任和權利的功能。只有達成有效的集體行動，才能解決整個社會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突發(fā)事件的增多，集體行動能力在預防風險、應對危機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四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表達和參與的渠道。一個制度要運行起來，必須與社會成員進行互動，了解他們的需求，并作出相應的回應。表達和參與是社會成員對制度的輸入方式，不同的國家都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制度輸入方式，雖然表達和參與的方式與程度存在著差別。對于任何一套制度來說，社會成員的表達和參與不能超過制度的承受能力，否則就會造成制度的瓦解。因此，表達和參與的可控性是衡量制度績效的基本標準。

五是制度要有自我調整能力。制度往往是對過去的經驗和做法的總結和提升，雖然有普遍適用性和延續(xù)性，但是也有時空局限性，尤其是隨著社會經濟環(huán)境變化的加速，制度的適應力和調整力越來越重要。制度的自我調整能力尤其要關注制度自身的反思能力，尤其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對于問題的判斷能力和自我糾錯能力。

以上五條標準的核心就是制度的有效性。亨廷頓在比較了各國發(fā)展差異后也承認，“當今世界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們的政府形式，而在于他們政府的有效程度”。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曾經提出，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wěn)定；第二是看是否增進人們的團結，改善人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是否得到持續(xù)發(fā)展”。這在后來越來越被證明是正確的。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在批評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淪為“否決體制”的同時，提出要客觀地看待中國的制度。在他看來，盡管中國的責任機制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給公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業(yè)、提高生活水平等，其制度有效性遠遠超過了大部分類似的體制。“中國模式的意義，不在于向世界各國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靈丹妙藥，而在于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作者為中央編譯局戰(zhàn)略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