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良心上的建設？孫中山認為宣誓是一統(tǒng)思想、意志的一種形式。“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為必要也。”正心誠意地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經(jīng)過這樣宣誓典禮，乃得享民國國民的權利。有人視中國如盤散沙，人心渙散，要進行革命建設，首要是心理建設，若人心不能正心誠意，人力不能凝聚，革命就不能成功。這就是孫中山之所以講“心也者，萬物之本源”的根據(jù)所在，心就成為萬物之所以然的本源。

孫中山首先宣誓。誓曰：“孫文正心誠意，當眾宣誓：從此去舊更新，自立為國民。盡忠竭力，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采用五權憲法，務使政治修明，人民安樂。措國基于永固，維世界之和平。此誓。”宣誓是萬眾一心的一種形式，真正做到萬眾一心，正心誠意，其內(nèi)容在于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并融突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以培養(yǎng)民眾的良心，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振奮中華民族精神。據(jù)載，俄國革命家問孫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么？”孫中山答復說：“中國有一個正統(tǒng)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正統(tǒng)思想，來發(fā)揚光大的。”他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地上，以求中華文化道德精神的復興。由韓愈提出“道統(tǒng)”論，宋明理學家繼承之，自謂繼堯舜而至于孔孟的絕學，孫中山略孟子，亦謂繼承這一正統(tǒng)思想，可見他對于宋明理學家的思想是基本贊同的。

孫中山認為，“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譬如革自私自利之心、金錢主義之心、求官之心等，而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謂“八德”。為什么要講中國固有道德，因為“現(xiàn)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就“忠”而言，民國不是忠君，而是“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這里予“忠”以新詮釋，賦予其新內(nèi)涵。孝是中國傳統(tǒng)倫理之根本，“《孝經(jīng)》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xiàn)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么完全”。孝不能不要，“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墨子講兼愛，耶穌講博愛。中國古代政治家講“愛民如子”、“仁民愛物”。

孫中山極為看重信義。中國是既講誠信，又講道義的。“中國古時對于鄰國和對朋友，都是講信的。”愛和平是中國極好的道德，“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zhàn)爭。”又說：“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種民族道德精神，是心理建設的重要措施，是建設中華民國的需求。

為振興中華民族精神，除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精神外，還要學習歐美等國的長處，以使我國能與歐美并駕齊驅(qū)。在學習過程中，他以三民主義的立場觀點，以中解西。他說：“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眾，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似博愛也者。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于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在中西文化道德思想比較中，能比較真切地體認到其差異。為消除這種差異，他認為其三民主義建設，可以與博愛、平等、自由相比擬，民族主義以自由為價值目標，民權主義以平等為價值目標，民生主義以博愛為價值目標。“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僅政治上謀民權平等，而且社會上謀經(jīng)濟平等。孫中山為實現(xiàn)其價值目標，可謂鞠躬盡瘁。

從“生元有知”到心為萬事之本源，孫中山的哲學理論思維形而上學，基本上屬于心體學的系統(tǒng)，可謂精神心體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