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擁有很好的關于蘇聯(lián)，特別是政治局和領導人的情報”

中央情報局雇員彼得·施魏策爾在《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lián)的》一書中披露：“在時任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去世前幾個月，美國情報部門已高度關注他的生命健康變化。”“幾個月以來，美國情報分析員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們一直注視著康斯坦丁·契爾年科這位老態(tài)龍鐘的蘇聯(lián)總書記的健康狀況，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疾病纏身了。”根據(jù)原定于1985年1月中旬華約組織召開的“一次緊張而重要的會議”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的信息，“有些美國情報分析人員打賭說契爾年科可能去世了”。中央情報局提供的關于契爾年科生命健康狀況的報告“通過特殊的信使立即送到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和溫伯格手里”。美國的情報是相當準確的，三天之后的上午6點鐘，蘇聯(lián)方面正式宣布契爾年科的死訊，他的繼承人出現(xiàn)在全世界面前，年僅54歲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成為新的總書記。⑩曾在白宮工作的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在與彼得·施魏策爾座談時證實，美國“擁有很好的關于蘇聯(lián)，特別是政治局和領導人的情報”。11

預選“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代理人

目前尚不能肯定契爾年科的死亡一定有西方直接插手，但上面的信息表明，西方事前已知道契爾年科的死訊，不過，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1991年在美國休斯敦的講話證明蘇聯(lián)的這些變化都在西方掌握之中。撒切爾夫人說，正當西方與蘇聯(lián)的斗爭陷入困境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的上臺使形勢對西方有利。她說：“不過，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lián)領袖逝世后，經(jīng)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xiàn)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yè)的蘇聯(lián)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jù)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lián)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lián)政界大多數(shù)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12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夫人一語道破天機說：“事實上現(xiàn)在蘇聯(lián)已經(jīng)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lián)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lián)解體的消息。”13

戈爾巴喬夫被西方“相中”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年前。1984年秋，當時僅是政治局委員的戈爾巴喬夫被安排在專門用來接待正式訪英的外國首腦的唐寧街10號會見了英國撒切爾夫人，會見后，撒切爾夫人表示：“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14年底，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總統(tǒng)里根在馬里蘭州會談時告訴里根，“此人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她所見過的任何其他蘇聯(lián)領導人都不一樣”。戈氏“想不惜一切代價”終止“戰(zhàn)略防御倡議”。彼得·施魏策爾在書中披露說：“里根從撒切爾夫人的言談中，似乎聽出了弦外之音。”15

1984年4月中旬，布什在與日內瓦會議蘇聯(lián)代表、裁軍大使B．Л．伊茲拉埃良會談中“十分有把握地說”：“你們下一個領袖將是戈爾巴喬夫。”1991年，伊茲拉埃良在回憶錄中說是“美國人任命戈爾巴喬夫”為總書記的。16事后撒切爾夫人也證實：“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17這里說的“我們”，包括美國。既然西方可以讓自己的代理人“上崗”，如此反推邏輯是，西方也可以讓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歡的人“下崗”。

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之后，接下來便是為其迅速掃除障礙，其結果就是蘇共黨的兩位總書記即安德羅波夫（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任職）和契爾年科（1984年2月13日至1985年3月10日在職）竟在一年內相繼離世，此后戈爾巴喬夫上臺。蘇聯(lián)在戈氏推動的“公開性”和“壯士斷腕”式的市場化“改革”中分崩離析。1991年12月25日，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召開最后一次會議，從法律上宣布，蘇聯(lián)作為一個國家已經(jīng)不存在了。

這天正是圣誕節(jié)，有意選擇這天宣布蘇聯(lián)解體顯然是戈爾巴喬夫獻給西方的“圣誕大禮”。

死亡威脅不獨針對冷戰(zhàn)對手，而是針對整個南方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國家領導人

若以為上述現(xiàn)象僅是冷戰(zhàn)白熱化時的特例，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即使在冷戰(zhàn)結束后，整個南方特別是走獨立自主道路的拉美國家領導人的生命都感受到了“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