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保守主義中，唯有“保守”自由的保守主義值得“保守”

如果說近代以來人類在自我認識上有什么推進的話，那么這個推進就是對人類自身之自由存在以及基于這種自由的普遍自由權(quán)的認識與確立。這是對人類自身的一次跨越式認識，它開辟了人類一個全新的時代。它帶來的變化不亞于自然科學對自然的全新認識所帶來的變化。基于這種自我認識，不管是共同體，還是成員個體，維護與保障每個人之普遍自由乃是首要任務。

因此，盡管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保守”，也值得我們“保而守之”，諸如文化傳統(tǒng)、美德、卓越、崇高，等等，但是，人們首先要保守的乃是自己的自由。所以，當人們出于維護自己的傳統(tǒng)與歷史而宣稱自己為保守主義時，需要警惕自己是否在維護某種否定自由的東西，因而是否在否定自己因自由才理當享有的權(quán)利與尊嚴；特別是，當人們出于對古典思想的信奉或愛好而主張一種保守主義時，則需要認真自問一下，是否對近代人類自我認識所達到的系統(tǒng)深度有足夠的理解與把握，以免墜入古典思想殘留的神秘與迷信。正是基于某種神秘與迷信，極端保守主義實際上把人類區(qū)分為擁抱真理的智者、接近真理的賢者與遠離真理的眾人。它在指責現(xiàn)代民主造就了“末人世界”的同時，卻借神秘的“自然”之名直接就把人類的多數(shù)劃入“末人”之列。然而，根據(jù)前面的討論，就人的自由存在出于自然而突破、超越了自然而言，人類的自由就是他的自然，他沒有自由之外的自然。所以，對于人本身來說，其自由之外沒有自然，其自由即是最高的自然。在這個意義上，建立在維護與保障這種自由基礎(chǔ)上的現(xiàn)代民主才是最“自然”的。因此，如果說現(xiàn)代民主造就了所謂“末人世界”，那么，這個世界不僅是一個自由的世界，也是一個自然的世界。

但實際上，恰恰只有現(xiàn)代民主才最有可能使大多數(shù)人擺脫“末人”的命運，因為它至少給所有人提供了不成為“末人”的機會與要求。如果個體的普遍自由得不到尊重與維護，也即說個體失去了自由，那么這樣的個體如何能成就出健康人格而各擅其長？又如何能挺身擔當而不畏縮卸責？如何能獨立有斷而不是懦弱無決？更如何能巍然自期而不蠅營狗茍？在個體的自由空間得不到尊重與保障的地方，一個人的自主人格以及他的各種可能天賦也不可能得到合適的照料與應有的培養(yǎng)；同樣，在這種地方，也無從培養(yǎng)勇敢的品質(zhì)與擔當?shù)木?；而在沒有自由的地方，更不會有獨立與決斷，只會有依附與盲從；同樣，在這種地方，除了屈從于強制與本能而茍且營生外，無關(guān)崇高與偉大。因此，情況必定是這樣，哪里沒有個體的普遍自由，那里就必定充斥著茍且偷生、盲從無斷的末人。因此，我們倒是可以說，哪里沒有真正的現(xiàn)代民主，那里才必定是一個末人的社會。

因此，就現(xiàn)代科技與現(xiàn)代民主構(gòu)成了現(xiàn)代性世界的兩個基本面相而言，如果人們要對它做出修正或改變，那么，人們最多只能放棄前者，而不可能放棄后者，因為放棄后者意味著放棄了人之為人的普遍身份——自由者，結(jié)果必定是淪落入動物般的末人社會。實際上，人們也不可能放棄前者，最多只能節(jié)制前者，歸位前者，即把現(xiàn)代科技放到一個更合適的位置上。

通過對各種保守主義的原則與主張的分析，最后我們要說，如果說有什么保守主義值得保守的話，那么既不是要簡單保守傳統(tǒng)的保守主義，也不是要狂熱保守天道或“自然正當”的保守主義，而是要堅定保守自由的保守主義。只有這種保守主義才能使傳統(tǒng)以及一切值得保守的東西真正得到保守，因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保守一切；也只有這種保守主義才能為國家與個體保守應有的道德提供理據(jù)，因為只有有自由，才會有道德，并且也才有可能要求個人與國家都要有道德。在沒有自由的地方，對于國家來說，只會有順從的國民，而不可能有有德性的公民；而對于個人來說，則只會有擁有絕對權(quán)力的統(tǒng)治者，而不會有講道德的國家。

注釋

1 這也應是盧梭區(qū)分公意（the general will）與眾意（the will of all）的深意所在。

2 《康德著作集》（卡西爾版）第7卷，第26頁。

3 愛德蒙·柏克對《權(quán)利請愿書》的評論，見他的《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42頁。

4 參見［美］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quán)利與歷史》，彭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第128頁。

5［美］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quán)利與歷史》，第136頁。

6 ［美］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quán)利與歷史》，第142～144頁。

作者簡介

 黃裕生，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導，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秘書長。研究方向為德國哲學、宗教哲學、法哲學、比較哲學。主要著作有《真理與自由：康德哲學的存在論闡釋》、《宗教與哲學的相遇——奧古斯丁與托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學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