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們正期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繼續(xù)在起作用，所以根本問題仍然沒有改變。歐亞大陸上的均勢是我們目前作戰(zhàn)的目標之一，建立和維持這種均勢將是我們在戰(zhàn)爭勝利后的目標。所以，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nèi)砸^續(xù)同那些設法阻止邊緣地區(qū)結成一體的強國合作。世界其他兩個巨大的強國——俄國和大不列顛——也會感到他們的安全由于歐洲和亞洲建立了某一個霸權而受到威脅。因此，這三個國家可以為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礎。既然這三個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單獨地和孤立地對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們的合作將有利于它們自己的最大利益。12

只有地區(qū)破碎才能出現(xiàn)“均勢”，斯皮克曼所謂的“均勢”，其實就是多個力量對等的對手在相互牽制中動彈不得；而只有借助環(huán)繞于歐亞大陸的英國、蘇聯(lián)等邊緣大國的力量并與其建立聯(lián)盟，美國才能達此目的，這是與麥金德理論不同的地方。麥金德理論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經(jīng)驗總結，而斯皮克曼理論則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美蘇合作成功解決世界難題后的理論總結。

“均勢”理論對世界版圖的影響

為什么歐洲從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界的中間區(qū)域開始破碎？這與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政教二元沖突歷史有關。公元3世紀，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衰落后的歐洲迅速興起，依托意大利，在歐洲世俗王權之外形成了另一個政權實體。與世俗王權一樣，它也有完整的稅收、法庭、軍隊和領土主權權利。由此便形成了與世俗王權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斗爭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界區(qū)域，南北雙方相互通過肢解對方領土來擴張自己的勢力，這樣便在這一區(qū)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擴張為歐洲的地緣政治特征。

這一特征讓英國大獲其利并因此主導了世界近代史：英國從教皇那學會了用肢解版圖或者制造“均勢”打擊對手國家、控制歐洲繼而主導世界的策略。海權理論的先驅(qū)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均勢因素是打開1500年至1800年間的歐洲近代史的鑰匙。”13

但是，破碎并不是歐洲版圖的原貌。歐洲在羅馬時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國還高。羅馬從建立共和政體到西羅馬帝國476年滅亡的九百多年間，歐洲基本保持在羅馬法統(tǒng)之中，羅馬控制著包括地中海在內(nèi)的歐洲主要地區(qū)；而此時的中國，正經(jīng)歷著從戰(zhàn)國到隋朝的歷史，其間不知有多少個法統(tǒng)，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對稱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歐洲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發(fā)生了逆轉(zhuǎn)，中國曾出現(xiàn)的“五胡亂華”的情勢在歐洲重演：中國版圖越來越大，統(tǒng)一性越來越強，而同期的歐洲卻越來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歐洲有了政教二元沖突，基督教與歐洲王權的爭奪太激烈了。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形象地比喻道：“羅馬陷落后任何時期繪制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tǒng)一的帝國。”14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為什么要打倒教權，支持王權，就是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歐洲二元對立導致的地區(qū)破碎帶來的危害。他們贊揚中國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的統(tǒng)一性。文藝復興時偉大的思想家阿利蓋利·但丁預見到這一結局，他在《論世界帝國》一書中說：“一個內(nèi)部互相攻訐的王國必遭毀滅。15”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說得干脆簡潔：“普世教會乃是導致大一統(tǒng)國家衰落的社會毒瘤。16”湯因比與但丁生活年代雖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說的話幾乎就是前者的同義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