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說的理念似乎很簡單，但是只要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就會看到，全面地、正確地認識這種關系并不容易。

在古代，人們用神、君主等概念作為維系群體的紐帶，形成了古代社會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由于有了這樣的結構，形成了新的整體，人類才有可能造就了金字塔和萬里長城這樣的豐功偉績。這就是系統(tǒng)的力量，這就是“1+1>2”所產生的新的質。在這樣的復雜系統(tǒng)中，代表整體的是一些權威概念，開始的時候是部落、氏族，后來則是民族、國家。然而，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作為個人，在這些權威面前失去了自我，成了無足輕重的“子民”，他們的生命和價值完全被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所掩蓋，頂多留下一點孟姜女式的哀怨的聲音，哪里還談得上發(fā)揮積極性，參與社會化的大生產，進一步創(chuàng)造更多的財富。在這里，個體與整體的辯證關系，價值是如何創(chuàng)造的，這些基本的事實都被歪曲了，“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的神話成為主流觀念。正是這種觀念上的偏頗，嚴重地阻礙了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在歐洲，有上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紀；在中國，則是陷入超穩(wěn)定的長期停滯，直到近兩百年來的落后和被動挨打。除了其他種種因素之外，觀念的偏頗無疑是重要的根源之一。

幾百年前興起的文藝復興和產業(yè)革命，大力倡導人的解放，舉起了個性解放的旗幟，重新認識人本身，為個體的價值大聲疾呼。在政治、經濟、社會發(fā)生大變革的同時，思想觀念的變革也在同時發(fā)生。正如馬克思和歌德所描述的那樣，財富像被魔法從地下召喚出來一樣，技術進步、產業(yè)發(fā)展、社會變革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發(fā)展，是什么造就了這樣的奇跡？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無疑都是基本的原因，然而，在它們的背后不都受到人們的觀念的支配嗎？思想的解放無疑是所有這些進步的基礎和前提?，F(xiàn)實證明了，忽視個體的價值和作用必然阻礙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

然而，在工業(yè)革命的進程中，資本又逐步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勞動者變成生產線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像卓別林的電影所表現(xiàn)的那樣，人們再次失去了自我。憤懣的工人用搗毀機器、罷工等方式發(fā)泄自己的不滿，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礎上的社會結構面臨挑戰(zhàn)，經濟和社會和諧被破壞，分工合作的格局難以為繼。這就是今天全世界所面臨的最基本的社會問題的由來，也正是我們所說的工業(yè)社會的內在的、本質的問題所在。

可能有人會問，既然恢復了個體的地位，把人從神和帝王的陰影籠罩下解放了出來，為什么還會再次出現(xiàn)人們失去自我，從而導致社會分裂和動蕩的局面呢？事情確實并非如此簡單。回顧近百年來的人類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殊途同歸的極端。一種是計劃經濟的思路。按照這種思路，只要按集中的計劃體制去進行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實現(xiàn)社會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從而保證整體和個體利益的同步優(yōu)化。根據(jù)這樣的思路進行的試驗，其失敗是眾所周知的，不必再重復。需要補充的是，在個體是“齒輪和螺絲釘”這點上，這種思路和卓別林所批判的現(xiàn)象其實是一樣的。另一種極端的思路是，在強調個體和個性的名義下，完全排斥整體的概念，把整體稱為“不存在的”、“虛假的”概念，拒絕一切和整體利益有關的意見。這種觀念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企業(yè)是虛無的嗎？民族和國家是虛無的嗎？公共利益和環(huán)境保護是虛無的嗎？然而，由于適應資本和既得利益者的需要，這類理念被冠以種種不同的名目，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不只是在中國，在國外也是一樣。）從“一切向錢看”到“厚黑學”，從反對談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到“企業(yè)經營管理的唯一目標是獲取最大利潤”等等，無一不是從完全否認整體的基本理念中引申出來的。兩種極端，殊途同歸，其結果都是破壞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