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將豐臣秀吉最早提出“大陸政策”理念并付諸行動。日本的大陸政策指“不甘處島國之境”的日本立足于用戰(zhàn)爭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擴張政策及理念，并成為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和表現(xiàn)。吉田松陰的學生山縣有朋就是“大陸政策”的完成者和實踐者。他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一生處于日本軍事權力的核心圈內，竭力推進日本軍隊近代化，主張“強兵”乃“富國”之根本。在山縣有朋等維新元老心目中，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中，“富國強兵”是最高目的，而“殖產興業(yè)”及“文明開化”只是手段而已。“富國強兵”成為日后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實力依托，并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野心。山縣有朋于1869到1870年受明治政府派遣赴歐洲考察軍事制度，回國后主持制定《征兵令》，設立直屬于天皇的參謀本部，并奏請頒布《軍人訓誡》《軍人敕諭》，要求軍人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為軍人的行為準則。解散維新初期由諸藩改編的舊式軍隊，確立新兵制，做好了發(fā)動對外擴張戰(zhàn)爭的軍事準備。

為了制定“大陸政策”及侵華計劃，1879到1880年首任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島安正等人潛入朝鮮和中國沿海刺探情報，寫成題為《與清朝斗爭方策》的小冊子。其內容是設想派遣三個師團占領大連灣并襲擊福州，以此為中心作戰(zhàn)行動。然后，“一舉攻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福島安正還把有關清軍的兵力、素質、士氣的情報整理成《鄰邦兵備略》六冊。山縣有朋綜合上述報告及情報形成“日本的軍事戰(zhàn)略”，提交了《進鄰邦兵備略表》的上奏文，表明“本邦在海陸攻戰(zhàn)方略方面，業(yè)經(jīng)初步規(guī)劃”。?1890年，山縣有朋以首相名義寫就關于“大陸政策”戰(zhàn)略構想的《外交政略論》。他在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外側，又設想出一條“利益線”，那里是“勢與鄰國接觸，而與我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lián)之地區(qū)”。他強調“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wèi)利益線，經(jīng)常立足于形勝之地位。如果別國侵入利益線，則必須以強力排除之”。他指出，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朝鮮。?也就是說，把日本國疆域稱為“主權線”，把朝鮮作為“利益線的焦點”，將中國等鄰國的疆土視為日本的“利益線”的勢力范圍。山縣在1890年12月第一次帝國議會上發(fā)表施政演說稱：在列強爭霸的時代，“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wèi)利益線”。他極力宣揚“利益線”理論，鼓吹必須大力擴軍備戰(zhàn)?？梢哉f，山縣有朋已把朝鮮、甚至中國納入日本“利益線”的勢力范圍，以防止對抗沙俄侵占。按照這樣成型的“大陸政策”戰(zhàn)略構想，為了“防守主權線”，占領和侵略朝鮮、中國等“利益線”勢力范圍就成為歷史必然。

山縣有朋繼承導師吉田松陰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并將進攻亞洲各國的“大陸政策”從“利益線”理論變成國家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加以確定實施。山縣有朋在擔任明治、大正時期軍界、政界要職的漫長生涯中，始終是“大陸政策”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確立、軍國主義的形成及侵華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這一“利益線”理論標志著日本“大陸政策”戰(zhàn)略構想的基本成型，并為后來日本歷屆內閣及軍國主義者所繼承。日本明治維新后的1894年甲午戰(zhàn)爭、1904年日俄戰(zhàn)爭、1910年吞并朝鮮、1915年對華“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變等一系列侵略戰(zhàn)爭及事件，均是“大陸政策”關于利益線理念的具體實施。

中國成為實現(xiàn)日本“主權線”和“利益線”擴張的主要目標

隨著日本對外侵略的“大陸政策”的確立，“主權線”和“利益線”范圍不斷向外延伸和擴張，侵略中國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和對象。日本迫使清政府簽訂割地賠銀的《馬關條約》后，日軍占領臺灣全島。1898年日本又強行將福建劃為其勢力范圍。1900年，日本伙同歐美列強組成八國聯(lián)軍進犯北京，鎮(zhèn)壓義和團等反帝愛國運動。時任首相山縣有朋適時確立“北守南進”的大陸政策基本方針。在他看來，中國“國家生氣久已衰耗，自身已無恢復之力”，所以，將來被瓜分的可能性很大，日本“自當謀求將來遇有瓜分之機，不至誤算”。在固守和蠶食中國東北既得利益的情況下，向南部擴張勢力范圍。“其方案宜擴張勢力范圍，并要求在該范圍內取得駐屯軍隊、鋪設鐵路、采掘礦山等特權。”?為了便于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山縣有朋確立了軍部大臣現(xiàn)役制，為日本軍部控制國家發(fā)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礎。

1901年9月，清政府與日、俄等11國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guī)定中國賠款4.5億兩白銀，迫使交出稅務、使館區(qū)管理權，并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組織。其中關于“拆毀北京至大沽的炮臺，準許各國派兵駐守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的條款，為后來日本以“盧溝橋事變”為由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埋下了隱患。可以說，《辛丑條約》誘發(fā)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無限貪欲。1905年日本政府通過“日俄戰(zhàn)爭”侵占中國東北領土，迫使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獲得在我國東北地區(qū)南部之特權。1906年6月，日本成立了掠奪我國東北資源的大本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7月，日本與法、俄簽訂秘密協(xié)定，把南滿和福建定為日本勢力范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歐洲列強忙于廝殺而無暇東顧，給日本軍國主義造成侵略中國的“天賜良機”。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面對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事端興奮不已，他在給內閣首相與山縣有朋的意見書中稱：“這次歐洲大戰(zhàn)亂，對日本國運的發(fā)展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良機，日本要舉國一致，利用這個天佑良機……確立‘日本在東洋的權利’，籠絡‘中國的統(tǒng)一者’。”大隈首相和山縣有朋“非常贊成”這一基本方針。?隨之，日本借口“從中國排除德國的影響”而對德宣戰(zhàn)，并迅速展開軍事行動，把山東黃河以南地區(qū)劃為日本對德“作戰(zhàn)區(qū)”。9月，日軍在山東半島北岸龍口登陸，10月占領濟南和膠濟鐵路全線，11月占領膠州灣，同月日英聯(lián)軍攻占青島。大戰(zhàn)結束，日本以極其微小的代價排除了德國在東方的殖民勢力，攫取了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所有特權。

日本參戰(zhàn)的真正用心是借參戰(zhàn)之名，行獨霸中國之實，并擴大在亞洲的霸權和優(yōu)勢。1915年初，日本“以山東派遣軍和關東軍的武力為后盾”，向中國拋出了“二十一條”要求。第一號是關于日本接受山東省內過去德國的權利和鐵路修筑權以及其他要求，其目的是將山東省置于日本支配之下。第二號是關于“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并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以及其他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幾乎完全變成日本殖民地的各種要求。第三號是獨霸漢冶萍公司的煤炭開采事業(yè)。第四號要求中國政府宣布不得將中國沿海和島嶼割讓給他國。第五號是中國政府在軍事和財政上聘請日本人為顧問，并且不能少于他國人數(shù)。中國警察要中日合辦或聘請日本顧問，中國軍隊所需的軍械要由日本供給，或者由中日合辦的工廠供應。承認日本在中國各地醫(yī)院、寺院、學校的土地所有權，并且承認日本的布教權（意味著進行特務活動的自由）以及其他關于華南鐵路權利等諸多要求。這些條款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露骨地表現(xiàn)了日本欲將中國殖民地化”。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凱接受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這一天被中國稱為“國恥日”。“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吞并中國為目的而強加于中國的單方面“條約”，是其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此后歷屆中國政府均未承認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