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后世有緣人》是著名報告文學(xué)家陳祖芬女士發(fā)表在《中國文化報》（8月14日4版）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形式很別致，集報告文學(xué)、散文、隨筆，還有政論等多種文學(xué)體裁特質(zhì)于一爐，文章描繪的真人、真事、實景、實時，讓人感到祖芬女士筆下的人與事可親可敬又可信；文章結(jié)構(gòu)時空錯雜，人物紛呈，事件繁多，而線索不斷，中心不亂，把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點發(fā)揮到極致；特別是作者行文過程中有感而發(fā)的感嘆、議論，恰如畫龍點睛，又似萬綠綴紅，為文章添色敷彩，直至在濃烈的主體抒情中完成文章主題的升華。讀佳文如同品美酒，越品越有味。讀祖芬女士這篇文章即是如此，感覺到收獲的不僅是有關(guān)陳寅恪家族幾代人命運沉浮的相關(guān)知識信息，更是思緒的激蕩、心靈的震撼和思想的升華。

陳祖芬女士是著名文化學(xué)者劉夢溪先生的夫人。夢溪先生是陳寅恪及其父祖陳三立、陳寶箴研究專家，出版有多種陳氏家族研究專著和論文。在文化觀上，夢溪先生尤其重視傳統(tǒng)文化及其現(xiàn)代轉(zhuǎn)換，向來認為“敬”是中華文化的終極價值，倡導(dǎo)“自性的莊嚴”。作為學(xué)者和思想家，劉先生的這種文化觀點與價值追求會很自然地影響到祖芬女士身上，并投射到她的筆下。《陳寅恪的后世有緣人》這篇文章，祖芬女士是懷著敬重的心情和禮贊的筆調(diào)來完成的，文中所指的“有緣人”，其實就是指將“敬”視為人生要義和價值追求、且值得我們謳歌、宣揚和仿效的那些人們。祖芬女士這篇文章是通過文學(xué)作品的形式，詮釋了夢溪先生推崇“敬”、倡導(dǎo)“敬”、踐行“敬”的價值追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夢溪先生與祖芬女士夫婦各擅所長，分別從理論上與創(chuàng)作上來倡導(dǎo)和宣揚中華文化的核心“敬”，真可謂是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其所散發(fā)出的魅力和影響力，也必將借助現(xiàn)代傳播媒介的廣為傳布而顯得更為無窮和深遠。

細品這篇文章，“敬”字充溢于字里行間，也激蕩在讀者心中。請看：世界文化巨人、諾貝爾文學(xué)獎獲得者泰戈爾“仰慕”陳三立，來華拜會，是敬；英國倫敦舉行國際筆會，邀請陳三立與會，是敬；學(xué)貫中西、當時“難有出其右者”的陳寅恪在父親面前“斷然不敢坐下”，只是“端立”背后，是敬；文化大家傅斯年評價陳寅恪的學(xué)問是“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是敬；陳寅恪雙目失明后仍然口授完成史學(xué)巨著《柳如是別傳》，是敬；李白一生五次登臨廬山、電影院二十多年循環(huán)放映電影《廬山戀》，是敬；雖經(jīng)七年戰(zhàn)亂，民國期間江西省政府仍將寄送不出的學(xué)費如數(shù)交給陳寅恪，是敬；陳封懷不懼宋美齡權(quán)勢堅決護樹，而宋美齡亦未倚仗權(quán)勢強行移樹，是敬；黃永玉為陳寅恪能安葬廬山仗義奔波、鄭翔為英靈安息殫精竭慮，甘冒風(fēng)險，是敬；鄭翔在通往陳寅恪墓地的坡下立碑“景寅山”，把登上墓地的臺階削掉兩級，“不能和先生一樣高”，墓地前的空間不放椅子，要求在先生面前“不敢造次，不可端坐”，是敬；年屆九旬的陳三立孫女陳小從堅持不在祖父墓前坐椅子，參加會議的陳家三代七十幾人一律地“規(guī)規(guī)矩矩開會”、“整整齊齊下山”，是敬……，我沒有細數(shù)文章中列舉了多少的人和事，但是能夠鮮明地感受到“敬”的存在與力量，對學(xué)問的敬，對先賢的敬，對尊長的敬，對真理的敬，對光明的敬，對良知的敬，對國家和民族的敬，還有對仁義禮智信中華文化精華的敬，“敬”無處不在，“敬”充塞心中，充盈天地。唯其懷著“敬”的態(tài)度，才能禮贊之、同情之、堅守之、呵護之、傳承之，也才能使我們這個民族的民族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與“敬”相對立的，自然就是不敬。祖芬女士在文章中沒有回避這一點，或以直筆、或以曲筆，表達對“不敬”的撻伐與指斥。慈禧狠毒賜死陳寶箴，蔣介石派人“約見”陳三立，宋美齡倚勢欲移大樹，陳氏資料歷經(jīng)劫難如千金般散盡，陳寅恪骨灰因種種人為原因三十四年不能歸葬等等，這或明或暗、或隱或現(xiàn)的種種“不敬”，造成了多少歷史遺恨，制造了多少人間悲劇，又留下了多少興亡嘆息！“人家是著作等身，我們是寫信等身。”文章這樣引用陳寅恪三女兒陳美延的一句苦笑，與其說是道出陳寅恪歸葬之路的艱難，倒不如說是對社會“不敬”的無奈與控訴。“一個沒有偉大人物出現(xiàn)的民族，是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和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郁達夫悼念魯迅的話，引用過來，不就是對歷史和當前社會種種“不敬”言行的有力指斥么？

讀這篇文章，除了為“敬”的力量深深觸動外，也對陳寅恪提出并始終信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感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畢生堅守的人生信條和做人處事準則，也是這篇文章所要宣揚的精神內(nèi)核，故此祖芬女士多次在文中直接提到陳氏這一名言，即使是對歷史故事的陳述，對眼前風(fēng)物的描繪，對民族未來的懷想，也都深刻地蘊涵著這一精神，更不用說不時發(fā)出的深刻而發(fā)人深省的精到評論了。

無獨有偶，7月29日《人民日報》副刊版刊登了一篇李泓冰、曹玲娟撰寫的踏訪黃炎培故居“內(nèi)史第”的游記散文《天地有正氣》，該文如同祖芬女士這篇文章一樣，充滿了對先賢、文化與歷史的無比敬畏與感念之情。特別是文中引用著名學(xué)者熊月之感慨黃炎培命運的一段話，可以與陳文相表里、相闡發(fā)：“中國社會陵谷變異，許多是非標準已有很大變化，無數(shù)歷史名人面目被一再涂飾，昔之為神，今之為妖，忽焉在天，忽焉在地，讓人難得其真，而先生的形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益雄峻挺拔，令人高山仰止。此間道理何在？”細思之，熊月之先生“此間道理何在”的感慨顯然是一個大命題，需要哲人們深入挖掘探求，但是我想，從某種程度上，祖芬女士的這篇文章不正是從另一個角度解答了熊先生的疑問了嗎？

想起劉夢溪先生曾經(jīng)說過，中華文化立國之大本和立人之大德，無非誠信二字。而誠、信的價值基點就是“敬”，只有做到“執(zhí)事敬”、“修己以敬”、“行篤敬”，我們才能在物欲橫流、道德缺失、誠信淪喪的經(jīng)濟社會站穩(wěn)腳跟，端正內(nèi)心，崇敬向善，贏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祖芬女士的這篇文章，是有“大作用”于世了。（王維家）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