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凡有入仕資格而候選于組織部門的人，都要填寫一份類似“干部履歷”的文書。而這些文書存在著年齡、身份、學歷造假等問題。宋朝有禁止履歷造假的律令，并有種種防范措施，但由于選人用人機制和運作過程本身的弊端、官昏吏狡的政治生態(tài)和懲罰措施不足以威懾等原因，造假現象始終不絕。

【關鍵詞】宋代  官員履歷  造假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宋代制度，凡有入仕資格而候選于組織部門（吏部）的“選人”，都要填寫一份類似“干部履歷”的文書，通稱“腳色”，即做官的“根腳”之意?！冻邦愐分杏涊d：“腳色：初入仕，必具鄉(xiāng)貫戶頭、三代名銜、家口年齒、出身履歷； 若注授轉官，則又加舉主、有無過犯。”即如果是現職官員任期已滿，要調任升遷，或因替父母服喪期滿要起復銷假，聽候組織部門重新分派工作，則還要在填表時附上推薦人的姓名、職務和薦語，以及過去的獎懲記錄等。歐陽修曾說：“國家緩急要人使用，臨時只看腳色點差。”足見“腳色”關系仕途之重要。緣此，腳色造假作弊者大有人在。

年齡造假：科舉入仕者自減年齡，直接入仕的官二代增報年齡

最常見的是年齡造假，俗稱“舉子減年，任子增年”：就是靠讀書走科舉入仕者會出現“今年二十，明年十八”，靠拼爹走“蔭補”入仕者會童顏鶴齡，甘羅早發(fā)。

先說科舉入仕者為什么自減年齡。據洪邁《容齋隨筆》稱，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一旦科場及第，自有富貴人家爭相說親，選婿當然是年紀越輕越好，故希望及早傍上“白富美”的“鳳凰男”們，多在辦理應試手續(xù)時先將年齡減去。其二，宋太祖時期留下來的制度，凡應試規(guī)定次數以上而未能及第、年在六十以內的舉人，可以別作一甲奏名，從寬賜給出身，并授官職，通稱“特奏名”或“恩科”。要滿足這些條件很困難，往往是一生潦倒場屋，總算在應試次數上達標了，但年齡已過六十了。想到可能會有這么一天，于是從剛開始填寫腳色時就減年，為日后爭取優(yōu)待留下余地，最終得搶在檔案年齡還未到六十時，弄一個官做。至于眾多通過“蔭補”便可直接入仕的官二代為何愛增報年齡，道理更簡單：制度規(guī)定，蔭補出身者必須年滿二十五歲方可注官。所以為求及早吃上一份官薪，很多人便在填寫腳色時將出生年月提前?；兆跁r，宰相王黼的兒子王閎孚年僅十四即任四品銜的殿閣待制，大家背后以“胡孫（即小猴子）待制”相稱。

由于年齡造假漸成普遍現象，以至官場上竟有了“官年”（履歷年齡）和“實年”（實際年齡）的講法，而且并不忌諱。南宋著名詩人楊萬里《再乞引年致仕奏狀》云：“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原來彼時政策，年滿七十才可辦理退休手續(xù)并享受相應待遇，只想早點致仕的老先生不得已，便把履歷上的造假主動交代出來。還有知嚴州秦焴，在自請改官的申請中說：“臣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逾七十。”神宗初，有個蔭補入仕者郭繼勛想做掌管楚州地方稅務工商的監(jiān)當官。但這種職務有年富力強的要求，而他腳色上的歲數已超過了限定。于是老郭給有關部門打報告，“自言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

偽造學歷：不少人通過各種途徑騙取國子監(jiān)學籍，還有人直接偽造檔案

無論出身高低或年齡大小，當官理民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應是秦漢以來封建社會選拔干部的一條基本標準，于是偽造學歷亦是履歷造假的通病。宋代以專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孫的國子監(jiān)為最高學府，品學上等者直接取旨授官，中下等者候選于殿試或省試。從入仕著眼，國子生既是榮耀的學歷，亦為體面的出身，遂成履歷造假的大熱門；又由于做國子生是官員子弟的特權，所以學歷造假十之七八又同身份造假密切相關?！端问?middot;選舉志》對南宋國子生頭銜之“冒濫滋甚”，曾一再揭述，最普遍現象就是形形色色不具備入學資格的人，通過各種途徑冒充官員子弟騙取學籍：“在朝之士，有強認疏遠之親戚為近屬者，有各私親故換易而互牒者，有為權勢所軋、人情所牽應命泛及者，有自撰子弟非才、牒同姓之雋茂利其假手者。”其次還有頂替、轉讓與買賣：“幸皆中選，乃以兄弟承之，或轉售同族”，“或父兄沒而竊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或公然受價從鬻”，“奸詐百端，真?zhèn)文?rdquo;。以至到了南宋后期諸路轉運司舉辦現任官員參加的鎖廳試時，有人驚呼，道是許多選人的身份和學歷俱為“營求偽冒”而來。

身份與學歷造假最嚴重時還數南宋初期：經過靖康變亂后，“省部文字散失不存”，所以南渡后的宋朝必須重建各種人事檔案。在此過程中，“老吏”即資深職員的作用非常重要，登記選人是否經過省試，甚或是否有選人資格，往往憑他們的回憶坐實。據王明清《揮麈錄》稱：有個叫劉士祥的禮部老吏，趁機“大為奸利”，“士子之桀黠者相與表里”，一方掏錢，一方作偽，“因而僥幸、遂獲推恩者，不知其數”。

此外尚有功過造假。奏功或記過，俱為履歷內容，亦是官員候選時或平轉遷升或降秩貶職的重要參考，同樣可以弄虛作假。最常見的是“諸路奏功不實，夤緣竄名，許令到部”，靠關系虛報功績，填注履歷，“有素身冒名即為郎、大夫者”。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軍南侵，先頭部隊從正陽渡淮水時，宋朝的池州都統(tǒng)制李顯忠?guī)舜蛄藗€伏擊，戰(zhàn)績是“獲數人”。 然而就這么一個只抓了幾個俘虜、規(guī)模有限的小戰(zhàn)役，居然有二十個人奏功得官，全是李顯忠“心腹”，其冒濫不難想見。與冒功相對應的是“匿過”。紹興七年，監(jiān)察御史陳垓指陳銓法十弊，其中之一為“匿過居官”，就是在投遞腳色時隱瞞曾有過失犯罪，未經赦免，便謀求差遣。

宋朝既有禁止偽冒履歷的法令規(guī)定，又有防范應對的制度措施

宋朝向有禁止履歷造假塗改的律令，明確規(guī)定選人的“家狀并署年及舉數、場第、鄉(xiāng)貫，不得增損移易”，并有種種防范措施。比如針對身份冒假，“乃命諸郡關防，于投卷之初，責鄉(xiāng)鄰核實，嚴治虛偽之罪、縱容之罰”，就是從選人遞送腳色時即通過“鄉(xiāng)鄰核實”來審核虛實。惟恐平頭百姓不敢質疑指認，還懸賞鼓勵檢舉，“有勢家行賂、假手濫名，諭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又如針對學歷冒假，出臺過由有司移文學校“核實引保”，以及“一姓結為一保，每保不過十人，責立罪罰，當官畫押，遞相委保”，即一個姓氏的選人編為一保，每保不超過十人，集體商定出如有履歷造假甘愿受罰的誓書，當著官府畫押，互相擔保等辦法。

前文提到靖康動亂后所有存檔全部散失，腳色莫考。其實當時中央亦竭盡努力重建，專門下文諸道州、府、軍、監(jiān)，要求如實列舉下屬官吏及寓居官員的官爵、籍貫、年齡、歷任的功過、保舉人、到任和截止日期，編寫登記。后來針對冒濫往往就是特權階層自身舞弊內外勾結所為，又令在朝大臣，除宰執(zhí)、侍從、臺諫官員以外，從卿監(jiān)、郎官以下到厘務官，各提供三代宗族圖譜三本，訂立愿承擔罪責的文書，申報尚書省、御史臺等部門，所屬部門各立登記冊，存留備考。遇到有子孫登科、發(fā)解、入太學、奏補官職，“并具申入鑿，以革胄牒冒濫之弊”。

宋朝何以造假現象始終不絕，乃至愈演愈烈呢？

高宗紹興元年，三省會議總結官員任命工作的八項弊端，“曰注擬藏闕，申請徼幸，去失問難，刷闕滅裂，關會淹延，審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即選派官員瞞天過海，選人申請投機舞弊，文書遺失未加深察，刷缺文簿錯亂輕率，往來公文遲滯延誤，審查引用疑似條文，給付文照逾時拖沓，對擔保文書苛求刁難。其中頭兩項尤其凸顯銓政缺乏透明度和監(jiān)督的問題，選人用人機制和運作過程本身弊端重重。

吏胥當道、舞文弄法是宋代官場的普遍現象，選人用人同樣如此。以《宋史·選舉志》對川、陜、閩、廣等地區(qū)官佐選任的描述為例。因為地處偏遠，中央把這些地區(qū)的中下層職位銓選委托各路轉運司辦理，即選人只須在轉運司考試合格并報部批復，即可任授空缺職務。但轉運司的領導們多以籌集軍政供饋、完成財經指標為要政，往往把這項工作交給主管文書的吏胥全程辦理，對相關與分管、主管官員來說，所謂審查復核簽署等道道設防，不過依樣抄錄而已。于是吏胥乃得趁機，“注闕之高下，視賄之厚薄”，只要會鉆門路肯花錢，假亦可真，各色偽冒俱能文飭過關。反之，若自恃條件過硬，不肯出錢行賄，那么真亦可假：他們會在申報吏部的文書中做手腳，包括故意在轉抄履歷時“脫漏言詞，隱落節(jié)目”。這種公文到部，“必致退卻”，重新辦理，一個來回，半年時間過去了。

別以為這僅是地方銓政的情況，部里同樣如此。淳熙年間，廣東增城縣尉張某派弓級（巡捕隊長）陳某率隊捕獲聚黨剽掠的巨盜劉花五?？h令與張某有隙，向上申報時故意只寫弓級親自獲盜而隱去縣尉的運籌指揮。雖經張某一再祈求，最終也只得到在他腳色的“功閥”一欄里寫一行“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白話講就是縣尉主持弓級抓了多少個盜賊。但是到了張縣尉任期結束，去京師吏部候選時，因為終究不是親自獲盜，還是無望提升。接下來便是和部吏談交易，部吏“索緡二千”，張某與之討價還價半天，“以千緡成約”。兩個多月后，張某官升福建路永福知縣的任命下達。耿道夫是張某親戚，用來行賄的一千緡中有一半是他借與的，事后密詢內幕，技術含量并不高：只須在腳色中“司”字左邊添一筆，“筆勢秾纖無少異”，便成了“增城縣尉同弓級陳某獲若干盜”，由是張縣尉亦成為親自獲盜的功臣，符合優(yōu)先升職的條件了。岳珂感嘆：“以此知四選（吏部）蠹積，蓋不可勝算！”

其實需花錢買通吏胥“改易腳色”的人，說到底還是缺乏“根腳”，若攤上有權勢而又敢作為者作背景，不要說假托宗族、攀附親屬，或增年減歲、冒稱國子，就是整個無中生有地造一份履歷也未嘗不可。神宗時，副宰相呂惠卿的弟弟呂諒卿本無選人即公務員身份，卻想出任監(jiān)官，呂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內銓供腳色……即出敕以授”。用現代話就是呂副首相利用權勢，強迫人事部門給他弟弟辦理轉干手續(xù)，使其因填寫了正規(guī)的干部履歷表而獲得當官資格，旋即任命兌現。

最后，盡管一再強調“嚴治虛偽之罪、縱容之罰”，但相應的懲罰措施不足以威懾。首先，年齡上允許玩點花樣幾乎已成為上下默認的潛規(guī)則，正如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所嘲諷：“‘實年’‘官年’之字，形于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而對于學歷或身份造假，原則上是“冒牒之官，按劾鐫秩；受牒之人，駁放殿舉；保官亦與連坐”，即履歷造假者被檢舉揭發(fā)，經審查核實，是在職官員的處以降低官秩，是等候選取的取消殿舉資格，具名擔保的連坐。而且即便是這樣輕微的責罰，還有但書：“或一時失于參照，誤牒他族，許自陳悔牒一次。”就是如果一時填寫疏忽，弄錯身份，還允許自行陳述改正一次。簡言之，可能要承擔的后果并不嚴重，至多就是行政降一級或罰“停賽”一次，而且還可以疏忽為借口寫一份檢討完事。如此輕易的代價，難怪履歷造假始終不絕。

（作者為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審）

【參考文獻】

①（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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