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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學者:現(xiàn)有體制下學問不是貧家子弟能做的?。?)

核心提示: 2013年3月15日,年僅36歲的年輕學者張暉去世,讓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不小的震蕩。有人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學問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涼。我們難道真的處在一個學術(shù)的“末法時代”嗎?知識分子又該如何堅守那份清冷?對此事件,鳳凰網(wǎng)文化頻道獨家采訪了張暉生前同事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早,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俗學者施愛東,以下為對話實錄。

中國學術(shù)領(lǐng)域的市場化非常不夠

鳳凰網(wǎng)文化:說說學術(shù)市場化這方面。

楊早:我們很容易想到說,國家應該加大投入,國家應該保證這些做學問的人的生活。其實我倒覺得可以反過來想,現(xiàn)在更大的問題在于這個領(lǐng)域的市場化不夠。

比如說美國讀博士學位是沒有年限的,你完全可以讀完碩士,我就去工作,工作到什么時候,我覺得錢掙夠了,我又回來讀博士,尤其是人文學科,基本上都是。張暉到香港以后,也發(fā)過一句感慨,就是這樣一個高度商業(yè)化的社會,來做人文學問的,都是絕了別的念頭的。據(jù)我們觀察也是這樣,人文學科確實是一個沒有可見的物質(zhì)產(chǎn)出的領(lǐng)域,所以你要是沒有很大的興趣做后盾,是做不下去的?,F(xiàn)在都說人文學者苦,但做的人也不少,因為門檻太低。如果真正市場化之后,其實肯來做的人不會多,做人文學科絕對不可能發(fā)大財出大名。

施愛東:這就說到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在中國是非常糟糕的,尤其是對高校教師科研成果的量化管理制度。比如說像張暉這樣的人,你根本不要對他施加什么壓力,他自己就給自己壓了很重的擔子。我們社科院其實還是比較寬松的,沒有使用量化管理,我們更重視對質(zhì)的評價,張暉給自己施加了很大壓力,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之高,可是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普通高校的教師,有些人根本就沒有做學問的資質(zhì),把學術(shù)行業(yè)當作一個養(yǎng)家糊口的普通職業(yè),混在學術(shù)界,表面上看人這么多,可是,學問還真不是人多就能做的。可以這么說,在學術(shù)界,我不敢說多,至少50%以上的人是根本沒有做學問的資質(zhì),他們沒這個資質(zhì),你卻硬要他一年出幾篇論文,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

楊早:不該在這兒混的。

鳳凰網(wǎng)文化:這個比例挺高的,有一半。

施愛東:我本來想說80%。

楊早:這種情況是合理的嗎?肯定不合理。我說學術(shù)共同體怎么形成,共同體需要有淘汰的機制,但比如說有些刊物,或者某些個人,他在整個學界,名聲已經(jīng)很臭了,但他能夠符合政府的某些需要,他仍然在高位上。要是沒有這樣的保障呢?這些人根本沒人買他賬,大家知道他沒學問,但是因為有別的東西保障,他仍然可以耀武揚威,所以有的時候政府的介入并不見得就一定是好事情。

施愛東:這就叫做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對于這些人來說,他必須在這里混下去,那么他怎么辦,他就得琢磨如何哭,他要花更多的心思來琢磨雜志社編輯會喜歡什么樣的文章,如何才能通過課題申報,如何才能獲獎,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詩外功夫上。而對于有一些真正的學者,他可能更多的心思花在如何去鉆研這一個問題的本身,而他不愿意去為了申報一個東西天天填表,那么,他就沒得奶吃。

楊早:你看這幾年憑職稱的丑聞,去年湖南收錢的事情,評職稱丑聞,抄襲丑聞,這個賄賂丑聞層出不窮。

中國的學術(shù)垃圾是世界之最

鳳凰網(wǎng)文化:所有丑聞只是冰山一角。

楊早:為什么?因為有這些資源,又沒有合理的機制分配這些資源。你要,你只能用這些辦法去搶。

鳳凰網(wǎng)文化:對,他有合理性。

楊早:劣幣驅(qū)逐良幣,就是逆淘汰嘛,這是典型的逆淘汰。

施愛東: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人太過龐雜,人數(shù)太多,這個數(shù)量太大了,而且現(xiàn)在的學術(shù)體制對于每一個人都有量化考核的要求,這就導致了濫竽充數(shù)的學術(shù)垃圾的大量生產(chǎn),那么多的重重復復,抄來抄去的論文,堆得滿地都是。當你滿地都是垃圾的時候,中間有幾塊金子你是看不見的,都被海量的論文淹沒了。

鳳凰網(wǎng)文化:學術(shù)垃圾現(xiàn)在可以說是世界之最嗎?

施愛東:肯定是世界之最。

楊早: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回憶前北大校長周其鳳,說某學院要從海外請學問,競爭不過別的學校,因為別校給的工資高,周就說了一句話,很簡單,你本來要請20個人,你只請10個人,按雙倍工資給他就完了。其實沒有必要請那么多人,一個頂用的學者,可以抵上10個,甚至更多不頂用的學者。體制這個事情很復雜,一旦有了這種競爭和評選以后,它就多了一個尋租的空間,然后誰來掌握這個話語權(quán)就變成了問題。為什么我說民間基金會相對靠譜?因為民間基金為了保證聲譽,他不想買一個罵名,他會找一些公認比較靠譜的學者來當評審,而且規(guī)則也會相對公開透明。有動力去這樣做的只有民間基金,政府沒有這個動力,因為它自然就有權(quán)威感,它不用靠這個來贏取公信力,中間的問題就會變得很復雜,所以我倒是覺得在這方面,國家其實可以少介入一點,可能比現(xiàn)在這個樣子要更好一些。

鳳凰網(wǎng)文化:他們放不下什么?

施愛東:而且現(xiàn)在國家動不動就評什么長江學者、什么千百十人才,什么優(yōu)秀青年拔尖人才、什么百篇優(yōu)秀論文、什么特殊貢獻特殊補貼之類,這些奪標的數(shù)量加在一起,就是衡量你這個學校的硬指標。這樣一來,每個高校都要搶這些資源,這就像奪標一樣,教育部不斷的放出一些名目讓高校去搶,我們說得不好聽,就不斷地扔出去骨頭,各個高校就像狗一樣,大家搶這個骨頭。

楊早:有一次有一個著名大學的文學院院長說過一句話,他說現(xiàn)在這么搶,是不好,是很煩人,但是如果你不搶的話,你連吃屎都吃不上熱的,就是這樣子的。所以你不得不搶,你不為個人,為了你所在的集體,你也不得不搶,這是一種惡性競爭,不是良性競爭,現(xiàn)在競爭倒比前幾年厲害多了,但是大家覺得還不如前幾年呢。因為這種競爭,它是一個逆淘汰,不愿意在這方面動太多心思的學者就被淘汰了。

教育部是中國學術(shù)腐敗的最大發(fā)動機

鳳凰網(wǎng)文化:教育部是什么角色?

施愛東:因為學術(shù)機構(gòu)中最大的一塊就在教育系統(tǒng),也就是高校。高校的教師、研究人員在全國的學術(shù)工作者里面,應該說是最大的一塊。說到中國的學術(shù)腐敗,教育部是最大的發(fā)動機,正是它各種各樣的評價體制,以及扔不完的各種各樣的骨頭,導致大多數(shù)的學者都逃不開各種各樣非學術(shù)的東西。

楊早:他們高校里面有一個說法叫做項目化生存,就是我都是為項目生存的。因為你項目拿下來以后,怎么交代,這變成很容易的事情,它是嚴進寬出。跟大學是一樣,進來非常嚴,但是你出去,怎么都出得去,怎么都能結(jié)項。

施愛東:我覺得可以這么說,教育部是中國學術(shù)腐敗最大的發(fā)動機。

鳳凰網(wǎng)文化:歷史上哪一個階段,相對來講學術(shù)氛圍好一點,較之幾年前,或者十幾年前,幾十年前,它是一個螺旋下降嗎?

楊早:最好的時代,遠的不說,因為沒有現(xiàn)代學術(shù),現(xiàn)代學術(shù)最好的時代是上世紀40年代。40年代那個時候,基本上中國建立自己的學術(shù)評價體系,然后建立評價體系以后,而且在跟世界接軌,那時候基本上已經(jīng)跟世界的,不管從文學還是學術(shù)來說,我們基本上跟世界的一線是站在一起的。

鳳凰網(wǎng)文化:現(xiàn)在咱們和一線的距離?

施愛東:進步肯定是在進步,畢竟你投入了這么多的錢,學者本身也有向上的內(nèi)驅(qū)力,學術(shù)成果也在不斷積累,時代總是在向前走的,你要說中國學術(shù)完全沒有進步,或者退步了,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們想表達的是,這種進步大不如人意。

楊早:但是很顯然,海外學者到中國來,他仍然主要是買史料,他不會看你的論著,他覺得沒有什么價值。

施愛東: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是因為我們的論著太多了,他眼花繚亂,他們一時間哪分得清哪些是精品哪些是次品。

楊早:他只是聽人推薦一下。

施愛東:你想想我們有多少人在評職稱,每個人都非得要有專著,而且都在比誰的專著多,誰的論文多,那些老外來了,他能買什么呢?看專著論文成堆的,說得不好聽,《文心雕龍》它本身也就一本書,你想想,這個研究《文心雕龍》的專著、論文有多少?至少能堆我們這一個房間吧?你讓人家老外來了,他怎么買?他要都買回去,他一輩子也讀不完。

楊早:40年代以后,中國的學術(shù)確實是跟國際脫離太久,中間經(jīng)歷的挫折也比較大,基本上到了80年代,再重新開始,再恢復元氣,80年代那幫學者運氣比較好,我們導師那一輩的學者,他前面是空白的,他們直接跨過上一代人,向再上一代人學習,這個導致他們當時上升空間比較快,但是學術(shù)發(fā)展也是有波峰、波谷的,他開頭是一個開放性的空場,空白很多,你只要填補一塊空白,你馬上就出來了,但是慢慢的,成果越來越多,學科分得越來越細,發(fā)展也越來越平緩以后,它就進入一個收斂期,這個收斂期來說,基本上我們說是出不了大師的,在這個收斂期,你要想比前人做得更好,非常困難,非常、非常的困難。

鳳凰網(wǎng)文化:會不會在某一個階段就是平庸一點?

楊早:可能就是這樣子。

施愛東:要說人的智力,你會相信這一代人的智商,或者是這一代人的努力程度就一定比上一代人差嗎?不可能,這是不可能的。有的時候它就是一個時代的特征所決定了的,所謂亂世出英雄嘛,比如像胡適他們那個時代,全國總共跟他們平齊的這樣一批學者就那么多。做得好不好都能留下點印跡。胡適他們那一代人,有一些人的資質(zhì)其實也是很一般的,他們做的東西并沒有多么的出色,好學者和差學者,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來,現(xiàn)在不行,基數(shù)太大,你根本看不過來,大家只能比數(shù)量,你出了10本書,我出了5本書,數(shù)字10和5比起來就方便多了,行,你比我多,你牛。

楊早:民國學者中,許多人學問也沒什么了不起。

施愛東:對,可是他放到今天就是經(jīng)典了,為什么?因為在那一個年代,它留下來的的東西就這么些,可是現(xiàn)在呢?同樣的跟他們一樣資質(zhì)的著作,在那個時候,比如說有十本書,你一下就讀完了,本本都有價值??墒乾F(xiàn)在呢,假設是有一萬本,你想從一萬本書里面挑十本書,你怎么挑?你沒法挑。所以一萬本的后果是什么?一萬個人,你誰也別出頭。這個時代是不可能有大師的,不是說沒有具備大師水準的學者,而是不具備凸顯大師的學術(shù)氛圍。

于丹只是一個電視說書人

鳳凰網(wǎng)文化:有些人的忍耐能力真強。

楊早:對,說寂寞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大。

鳳凰網(wǎng)文化:可是我覺得人對欲望的應該是差不多,還是說?

楊早:不會,因為你的價值觀會有不同,我自己也是慢慢意識到這一點,一個人的一生當然要追求意義,而這個意義是你看重的意義。所以你如果去做一些你自己都覺得意義不大的事情,那實際上是對生命的一個浪費。但是因為每個人認知的意義不一樣,所以說你最后的價值要靠自己判定。

施愛東: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種標準,這個東西跟我們看不起易中天,看不起于丹其實也是一個道理,因為我們都是從學術(shù)本位的角度衡量學者,我們會說易中天那怎么能叫做學問呢?于丹那怎么能叫做學問呢?所以學者,就是我們說的那些正統(tǒng)的學者,一般都不會看得起那些明星學者。這對于學術(shù)界外的人來說,他會覺得是不可理喻的,他們那么有名,你憑什么看不起人家?你是狐貍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吧?可是他們在學術(shù)圈內(nèi)就是沒地位,大家對價值的判斷標準不一樣。但是反過來我們可以說,于丹所擁有的口才,她那種流利的表達能力,遠在我們之上,其實我們根本就沒辦法跟她匹敵,她有她的獨特優(yōu)勢,我聽過于丹的演講,我就覺得她真是有一個非凡的能力,她說話極其連貫,簡直是出口成章,你把她的東西錄下來,她說的每句話都像是我們寫出來的一樣,句子是完整的,篇章都是完整的,不像我們,可能不斷地有一些于是、但是、那就之類的語氣詞,還有吞吞吐吐、顛三倒四的東西。

楊早:啊,這個、那個,是因為我們要想,要選擇,她不用想,直接提取。

施愛東:但是對于學者來說,他會覺得于丹是一個沒有思想的人,她只是一個語言學者,就是一切東西活在自己的語言里面。聽起來很美,聽完什么也留不下。

楊早:這就是傳播學者。

施愛東:她甚至不能叫傳播學者。

楊早:李澤厚說于丹,她就是個傳道士,她就是傳道的人。

施愛東:我覺得她甚至連思想都沒有傳播。

鳳凰網(wǎng)文化:而且她宣揚的那種東西,都是和諧,你要安于內(nèi)心等等。

施愛東:應該說她這個叫做學術(shù)說書人,或者說,就是個電視說書人。

楊早:不,你這樣想,如果我們有一門學,叫做宣傳學,于丹是可以在里面占一行的,就像戈培爾說“謊言一千遍就是真理”一樣,她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宣傳者,她能夠把你給催眠了嘛。關(guān)鍵你研究的方式不對,你說對不對?

我們2007年開始討論于丹,《話題2007》就討論于丹,愛東說,他認為于丹拿那么多錢,贏得那么多的喝彩,一點都不冤,她就是有這個本事。但是請不要把她放在學術(shù)層面來討論,說她是個學者,或者她對孔子有什么研究,這個就完全說不上,其實這就是正本清源的做法。

真正的學術(shù)永遠是難以為常人所理解的

鳳凰網(wǎng)文化:其實觀眾挺可憐的。

施愛東:這大概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其實真正的學者,要把他的學術(shù)思想,拿到電視上,大眾傳媒上去傳播的時候,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學術(shù)永遠是跟生活隔著一層的,它不是生活本身。如果一個學術(shù)它直接就進入到生活本身了,變成生活常識了,它就不是再學術(shù)了,學術(shù)永遠是超前的,難以為常人所理解的。

鳳凰網(wǎng)文化:我不太區(qū)分的出來,學者,文人、知識分子,包括公知。

楊早:其實文人和學者很容易分別。當年章太炎就問過這個問題,說文和學怎么區(qū)別,魯迅就回答的很好,兩句話說,文以增人感,就是增加你的感受,或者感情;學以啟人思,很簡單就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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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易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