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自1978年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就長期存在。在這種二元的結構和格局下，我國城鄉(xiāng)之間公共基礎設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始終存在較大差距，并進一步導致城鄉(xiāng)居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國內外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們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線實際情況的一項重要指標。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們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夠通過生活消費方面的支出水平給予直觀反映。由此，以保證指標間的可加性和可比性為準則，結合目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qū)人均消費支出普遍低于城市地區(qū)人均消費支出這一現實情況，我們選取以一個地市（州）鄉(xiāng)村、城鎮(zhèn)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來衡量該市（州）城鄉(xiāng)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機會公平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這推動了人們需求層次的相應提升，使人們更加關注個人的發(fā)展機會問題。而綜合西方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我國地市（州）一級經濟社會的實際發(fā)展情況，我們推定，在地市（州）層面，九年義務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養(yǎng)和提升人力資本方面有著基礎性的地位，特別是中高等教育，近幾年來在這方面的作用持續(xù)提高。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我們的推定也被大量與人力資本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所證實。為此，我們選取以一個地市（州）的中學教育完成率來衡量該市（州）人口在發(fā)展機會方面的公平程度。結合數據可得性，中學教育完成率以普通中學當年畢業(yè)總人數與三年前普通中學招生人數之比來代表。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統(tǒng)地衡量經濟社會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慮底線公平和機會公平外，還需考慮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堅持“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兩個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則，我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飛速發(fā)展，但同時，城鄉(xiāng)、地區(qū)、行業(yè)、職位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從整個國家層面來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進入本世紀就開始超過“0.4”這一國際警戒線，盡管其近幾年來出現一定的緩和趨勢，但仍處于較高水平。因此，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和實現公平。“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更是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持續(xù)增加城鄉(xiāng)居民收入，規(guī)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調節(jié)力度，調整優(yōu)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縮小全社會收入差距”。

有鑒于此，我們選擇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兩個指標，來衡量收入分配上的總體公平度。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進一步選取以一個地市（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會保障和就業(yè)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百分比，來反映該地市（州）經濟社會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測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們借鑒了《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經濟研究院所曾采用的做法，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zhèn)人口占比。

此外，鑒于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近年來長期存在，而這種二元結構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城鄉(xiāng)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限制了城鄉(xiāng)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城鄉(xiāng)居民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同時，為保持數據指標的可比性和可加性，與城鄉(xiāng)人均消費支出指標的設定邏輯相一致，關于一個地市（州）的城鄉(xiāng)人均收入差距，同樣以鄉(xiāng)村、城鎮(zhèn)人均收入比（%）來反映?？赡苡腥藭J為這里的人均收入與底線公平指標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存在交叉和重疊，因為收入水平是影響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的大量實證研究均表明，對于現階段的中國，特別是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地市一級地區(qū)，除了收入水平外，諸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市場化程度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消費支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