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秀山

我們這一代人，對于讀書、做學問的“時間”觀念，看得比較重，不是我們覺悟高，而是因為我們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所以我常說，我們這些人，“年齡不小”，“學齡卻不長”；而“時間”似乎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能“倒流”，只有爭取“前面”尚“未來”的，不使其再有過多的浪費。

“溫故知新”，不妨算算“時間”的賬。

我上大學之前正是從抗戰(zhàn)到解放這一階段，社會動蕩、國家多難，在學校讀書甚少；及至到了大學，算是相當穩(wěn)定了一些時日。我從1952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正是院系調整的一年，基本上一切按當時蘇聯的教學模式辦，且不說它的內容，至少在形式上是正規(guī)的，學得好壞，要看自己努力程度。這種局面還沒有維持到我們這一屆畢業(yè)，1955年就有一次肅反運動。1956年被分到哲學所工作，讀了一年的書，反右運動就大張旗鼓地展開了。從這以后，運動不斷，只是在1961到1963年在編寫高等教材《美學概論》這一段時間，做了一點學術工作，向主編和同事們學到不少東西。從1964年下鄉(xiāng)四清，兩次四清就接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的“學齡-學術工作的年頭”，嚴格說來，應從改革開放算起，而我1980年去美國進修，已經是45歲的“中齡”；如今67歲“高齡”，才做了20年的學問，而就學術來說，要在一個學科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輩子的時間都是不夠用的。

不是我推卸責任，我們那個時代，時間不是由我們自己支配的，當時我們被教導，有許多比學術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要我們參加來做，不得不放下學術。

實在說來，我們當時的生活是比較簡單的，不用自己操多少心。還沒有畢業(yè)工作就基本上分配好了，一有工作，大小就有房子住，柴米油鹽都有各種票證，病了有公費醫(yī)療，連結婚生孩子都比較省事，也沒有“發(fā)財”的機會，不必為炒股操心。

如此等等，豈不是集中精力做學問的大好時光？不然。后來我才慢慢體會出來，當時之所以讓你在個人生活上少操點心，不是要你做學問的，“騰出”時間來，是要你“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各種政治運動的。且不說在運動中“整人的”或是“被整的”——大部分是兼而有之，就是像我這樣的“逍遙派”，作為“參加者”，也做不成什么“學問”。

“文革”期間讀點書是犯忌的，被發(fā)現了是要開會批判的；就這樣也還有一些人“頂風作案”，于是才有改革開放初期的一批著作問世。

從“時間”的角度來看，我們十分羨慕現在的學生和青年學者，完全不用擔心再有什么十年八年的政治運動要你參加，你們讀書做學問，會受到各個方面的表揚和鼓勵，書讀得好不好，學問做得好不好，基本上要看你們自己了。“身不由己”的人，也許可以從“怨天尤人”中求得內心平衡；“自由者”就得“自己”承擔“后果”。

然而，正因為“時間”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就像“空氣”那樣平常，大家對它的珍惜程度也就降低了許多。“物以稀為貴”，許多東西現在來得都比較容易了，也就不那樣“可貴”了。

就做學問來說，我們那時有我們的問題，現在有現在的問題，當然問題的性質是絕對不同的。

說也奇怪，過去認為是“小事”的，或者是“壞事”的，現在成了“好事”，甚至快成“大事”了。譬如“名”和“利”，過去是很忌諱的，即使心里想，也不能公開流露出來，當然這是虛偽的，現在合理合法了，不虛偽了，而且不妨作為一種進步的動力，這很好；不過也不能變得“肆無忌憚”，沒有節(jié)制了。

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行各業(yè)的情況也不同，“學問”這一行要求“慢功出細活”，最忌“急功近利”；可是做學問的還很容易犯這個毛病。

我們那個時候，“功”和“利”是政治性的，寫文章要看政治“風向”，于是學界有“風派”之說；如今學界似乎也有“風派”，看的是“經濟-市場”的“風向”，像炒股票那樣，美其名為“讀者需要”。前幾年“流行”“畫說”什么的，我很奇怪“哲學”怎么也能用“圖畫”“畫”出來，后來看到一些書，也還是通俗點的文字加上“插圖”，有的部分文字寫得很不錯，但那還是文字，不是“圖畫”，我問編輯，編輯說，賣得很好的。

就學術來說，通俗的學術著作是最難寫的，要把艱深的學術問題通俗地寫出來，沒有相當的學養(yǎng)是寫不好的。“通俗”不是開始，而是結果。很多年前，讀過愛因斯坦和另一個人合作寫的一本通俗介紹相對論的小書，是一個中文譯本，我這個外行讀了覺得清楚極了，可以說是把高深學問通俗化的一個范例，我一直把這本書放在案頭，想做一篇說明只有“深入”才能“淺出”的文章，可惜后來因為搬動，書找不到了，文章當然也沒有寫成。

深入到什么程度才能淺出，這是一個具體問題，不好一概而論。譬如有些是很新的學問，研究不夠，就不可能馬上來一個“通俗化”，勉強要做，也只能是介紹一些基本情況，知道一些門牌號碼，內容上很難概括出來。最近常聽到學界一些朋友說，有些談西方哲學(新)思想、(新)學派的文章不好懂，我想大半是這個原因。

不但新思想、新學派不好做“通俗”文章，就是哲學史上一些比較熟知的學派和思想，也很難將其“通俗化”。譬如康德的哲學，學哲學的并不陌生，有些人覺得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寫得匆忙些，有些羅嗦和重復，如果把它改寫一下，就會更加清楚。多年前我在北京的舊書店里看到一個德國人的改寫本，看來外國人也覺得它不夠“通俗”；但是這方面似乎并沒有留下什么必須參考的書，只有那本英國人坎普•斯密司寫的釋義，逐章逐節(jié)解釋，可算是一本必讀的參考書。

我不是說不要做通俗的工作，而是說，通俗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而以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來做這個工作，反倒可能寫出一些誰也不懂的文章來。幸好還沒有出現把康德的哲學用圖畫畫出來的書。

同樣在急功近利的思想籠罩下，表現形式可以有所不同。

最初可能覺得寫短平快的文章容易，于是一陣子“學術隨筆”大為走紅。“學術隨筆”當然很好，但是如果一定要提倡“學術”“隨筆化”，就有點偏了。和“通俗化”一樣，有些連作者都相當生疏的學術問題，不宜馬上“隨筆化”，勉強作出來，也會有點不倫不類。我讀過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竟然要談論海德格爾關于“生”、“死”的思想，哪能談論得清楚呢。

大概與此同時，又有相反的做法，就是編寫大部頭著作。定一個大得不得了的題目，集聚十幾二十位學者，從開天辟地講起，一編就是“世界”的，卷帙浩瀚，印刷精美，放在書架上氣勢恢宏；當然，編這樣的書也頗費時日，作者們一定也是很費功夫，從編書中也可以帶動一部分研究，也有確實有寫得好的部分；但是有些大部頭是由“課題”適應“經濟-市場”需要帶動出來的，如果開出風氣來，大概也只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了。

“隨筆”和“大部頭”當然都是表現學術文化的一些形式，但是如果“化”了起來，成了“風氣”，就會產生偏向；“課題制”本是激勵學術研究的一種機制，不過如果忽視學術的長期利益，“課題”就會跟著眼前需要轉，出現“跟風”，跟了“市場-經濟的風”，“大部頭”也會成急功近利的形式了。

問題不在形式，而在內容。隨筆有大手筆，大部頭有集一生學問之力作。而“跟風”之作，往往不是這種著作。

譬如過去跟“政治”之風，你也不能說學術就一定要脫離政治才算清高，只是學術必與大的社會、歷史、時代(包括政治)氣候相關切，而不是緊跟一年半載甚至十天半月的小氣候。小氣候跟烏紗帽有關，大氣候則跟學養(yǎng)有關；學術也不一定就要完全脫離功利，或者“超功利”，只是學術講的是大功、大利，不是蠅頭小利。明天的行情跟股票有關，而學者著書立說則與歷史、民族、社會的長遠利益息息相關。

我深感急功近利的“風派”，無論政治的還是經濟的，實在是學術的不良風氣；它之所以不良，主要在于它浪費了相當一部分學者的時間，結果反倒“欲速則不達”，使我們的學術積累放慢了腳步，也不容易培養(yǎng)出高層次的學術人才，嚴重時會出現學術的斷層。

就我們哲學專業(yè)來看，就學問的基礎說，我自己深感比我們的老師們和前輩學者相差甚遠。當然，因為時代的不同，我們可能知道一些他們那時還沒有出現的新學派、新詞匯和新材料，我說的是學問的基礎工夫。譬如哲學史上的基本的原著，我們下的功夫不夠。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我在美國進修時收到賀(麟)先生的信，說他那一個時期跟休謨交上了朋友，我想，休謨的書賀先生一定念過多遍，還在反復念，于是想起向賀先生借來的書后面常常寫著某年某月某日讀完第幾遍。前好多年，我一直想把哲學史上重要的古典著作，念過的和沒有念過的，都要念它幾遍，不過，一來是年齡不饒人，二來也是因為有些“風”要跟，力不從心了。

我們也曾年輕過，我的學友中不乏聰明才智之士，大部分也都是很有學問的學者，但比起前輩大家來，總還覺得差那么一點兒，而更少“大師”級人物，原因當然是多種的，但就量化來說，我們年輕時丟失的時間太多，則是共同的。丟掉那么多時間，除非特別的天才，就只能有這點學問，幾乎可以算就了的。

這樣，我就特別希望現在的年輕學者，要珍惜自己的大好時間，盡量多投入扎實的學術工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跟風”，注意區(qū)分“大風-大氣候”和“小風-小氣候”，不要為眼前的“風向”所左右，為眼前利益所驅使，時間同樣花掉了，固然得到一時的名利，于學問收效甚微。

也希望我們的學術機制，防止鼓勵急功近利的做法，而要想出辦法支持甘愿坐冷板凳的學者，在課題的選題方面，有所照顧，或者在課題之外另設鼓勵辦法。

在科研投入使用-實用或投入市場方面，人文學科有自身的特殊性，課題制不一定是最好的，更不是惟一的。當然，“課題制”的確是一種激勵科研的方式；但是如果把課題定為二三十年，就失去課題的意義，而人文學科的有些題目，甚至不是一代學者的事業(yè)。

激勵學術事業(yè)的機制，都不太可能十全十美，事在人為，還得看掌握的情形；無論采取何種措施，學者們自己都要有自己的自律精神，不為外在的各種誘惑所動，潛心做自己的學問，充分利用好社會為我們提供的寶貴時間；等時間流逝掉了，用多少錢也是買不回來的。時間要比金錢重要得多。

人情常以取得之難易分輕重，得之彌艱，愛之愈深；憶想當年干校，晚上統(tǒng)一熄燈之后，蚊帳里常是“燈火輝煌”，原來是很多人打著手電筒偷偷看白天不準看的書，對于臨睡前的那一點點“時間”也十分珍惜。

在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相當匱缺的年代，一切都是珍貴的，書籍也是很難得的。那時候我們的圖書館停止借閱，弄到一本專業(yè)的書，并非易事，每有所得，則手不釋卷；借到一本碑帖，不臨它個十遍八遍，不肯歸還。如今這些資源，滾滾而來，相當一部分經典書籍，被束諸高閣。記得干校時一位同事，利用回京探親度假之便，不知從哪里買到一部石印二十四史，回來含著眼淚跟我偷說這個盛舉，如今我常對著我那部沉睡在書柜里的二十五史，想起當年那位現已作古的同事的音容，只有慚愧的份了。

我想，青年學者也要常常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覺，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要大家未老先衰，而是一種“提醒”，也是一種“警告”：就是資源(包括“時間”)比較豐富，也要珍惜；正因為比較豐富，也就比較容易“浪費”。某種意義上，“浪費(包括‘浪費時間’)”是更壞的。“匱缺”讓你珍惜資源，而“浪費”是連“珍惜”之情也使之“匱缺”。

2002年2月17日北京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