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伊利諾伊大學就讀時的留影。 圖片為資料圖片

陶行知（右）勉勵孩子們好好學習，團結起來，“做追求真理的小學生”。 圖片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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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人生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安徽歙縣一個貧苦家庭中，共姐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年幼時姐姐因病夭折。貧寒的家境讓陶行知的學習之路一開始就極為艱難。束脩之禮是中國古代學生開蒙讀書時向私塾先生的一些表示，多以臘肉或其他方式呈送給塾師，但囿于家境貧寒，陶行知家中甚至連向塾師呈送的臘肉都拿不出來。但得益于陶父早年良好的啟蒙，村中塾師得聞陶行知的聰慧，愿意免收束脩之禮為其開蒙。

陶行知在徽州相繼求教于方庶咸、吳爾寬、程朗齋、王藻等幾位老師，常常翻山越嶺奔走數(shù)十里山路求學，風雨無阻。1906年，因陶行知父母在歙縣的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幫工，陶行知有了進入該校學習的機會，也開啟了他中西文化交融的第一步。

1908年，陶行知考入杭州的教會學校廣濟醫(yī)學堂，然而三天后就因為學校對非基督教徒的歧視憤而退學。他經(jīng)崇一學堂的老師唐進賢推薦，考入南京匯文書院。1910年，匯文書院與宏育書院合并為金陵大學堂，陶行知也有幸升入金陵大學，并成了金陵大學的首屆畢業(yè)生，以總成績第一的身份在畢業(yè)典禮上宣讀畢業(yè)論文《共和精義》。

隨后，陶行知奔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獲取政治學碩士學位后，他為了實現(xiàn)“經(jīng)由教育而非經(jīng)由軍事革命創(chuàng)造一民主國家”這一理想，不顧經(jīng)費之困頓，奔赴當時世界教育的中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哥大期間，他師從杜威、克伯屈、斯特雷耶等進步主義教育大師，為其日后的教育理論與實踐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1917年，為了搜集博士論文所需材料，陶行知提前返回中國并受郭秉文之聘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教。在南高師期間，他力排眾議，用教學法取代傳統(tǒng)的教授法，并聯(lián)合蔡元培的北京大學共同開放女禁，在當時的教育界引發(fā)了強烈的反響。1921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陶行知受聘為主任干事，策劃組織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動，這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平民教育運動。他與熊希齡的夫人朱其慧共同籌備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國內大部分地區(qū)開展平民教育運動，期望通過這一運動掃除中國大量的文盲，以達到開啟民智的目的。

陶行知的目光進一步聚焦到中國的鄉(xiāng)村教育。為了改造中國鄉(xiāng)村的落后狀況，他決定在南京城北創(chuàng)立曉莊試驗鄉(xiāng)村師范。在他發(fā)布的《改造全國鄉(xiāng)村教育宣言書》中，他強調“鄉(xiāng)村教師做改造鄉(xiāng)村生活的靈魂”“鄉(xiāng)村師范之主旨在造就有農(nóng)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的教師”，所以“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xiāng)村”。

一時間，曉莊師范成為當時教育界的中心，參觀學習者紛至沓來，這其中包括諸如蔣介石、蔡元培、蔣夢麟、吳稚暉、馮玉祥、楊杏佛、陳鶴琴、莊澤宣、梁漱溟等知名政界、學界人物。而訪問者當中尤其以陶行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克伯屈教授評價為最高：“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過頭來紀念曉莊，欣賞曉莊！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

1930年4月5日，原曉莊師范黨支部書記，時任中共南京市委宣傳委員、中國自由大同盟南京分部負責人的劉季平，與曉莊師范黨支部書記石俊共同組織了曉莊師生參加支援英商和記洋行蛋廠的工人罷工，最終形成了上萬人的規(guī)模，引起了國民政府的關注。蔣介石立即派遣部隊前往曉莊師范，命令學校暫行停辦，并通緝陶行知及多名學生，迫使陶行知不得已流亡海外。

1932年解除通緝后，陶行知歸國開展普及教育運動。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山海工學團，以“小先生制”向廣大人民群眾普及各類知識。1936年，鑒于當時日本對我國的侵略，陶行知決定赴歐美二十六國開展“國民外交”活動，呼吁歐美國家抵制日貨，以助中國抗戰(zhàn)。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代杜威草擬了《杜威宣言》，并經(jīng)印度圣雄甘地、法國文豪羅曼·羅蘭、英國哲學家羅素、美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同意授權共同簽名發(fā)表，呼吁國際世界抵制日貨并想盡一切辦法對中國實行救助。

《宣言》的發(fā)表在歐美上層引發(fā)了巨大的反響，對國內抗戰(zhàn)運動產(chǎn)生了積極的作用。除此之外，陶行知還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共同擬定《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吁團結一致對抗日本侵略。文件發(fā)表后，得到了毛澤東的親筆回復，表示愿意一致對外，共同抗日。

1938年10月從歐美歸國后，陶行知在重慶創(chuàng)辦了育才學校，以學習武訓的“叫花子辦學”精神，辦理這所戰(zhàn)時難童學校，為新中國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箲?zhàn)勝利后，他又與李公樸共同創(chuàng)設了社會大學，以職業(yè)青年為教育對象，宣傳民主思想。也正是陶行知在這一時期積極奔走在民主斗爭的前線，讓他成了國民黨政權暗殺榜上繼李公樸、聞一多之后的“探花”。但盡管如此，他卻不為所動，堅持奔走在民主斗爭一線。因勞累過度，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突發(fā)腦溢血在上海去世。

生活教育

與同時代一些非科班出身缺乏系統(tǒng)建構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不同，陶行知畢業(yè)于世界知名的教育學院，師從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學家。所以，他從一開始就自覺自發(fā)地建構自己的教育理論體系。從歸國前后到去世前夜，陶行知始終圍繞著“生活教育”理論筆耕不輟，著述多達400余萬字，建構起了一套目標明確、內容豐富、理論完善、操作可行的學說體系，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充分肯定和一致認可。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源自于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觀點。在結合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實際情況后，杜威認為，教育是經(jīng)驗的不斷累積過程，而經(jīng)驗又與實踐是密不可分的。要提倡這種實踐，那么就要給予學生充分的機會，所以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做中學”等一系列的觀點。

杜威強調實踐取向、兒童取向的這一理論對民國教育有著顛覆性的影響，尤其是經(jīng)過杜威訪華兩年間的不斷宣傳。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杜威的理論是在進步主義教育已經(jīng)興起的美國提出的，這一理論對中國這一“后發(fā)國家”有無指導和實踐價值尚需要時間的驗證。陶行知在經(jīng)過與中國國情的調適后發(fā)現(xiàn)，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論在中國顯然是無法生根立足的，為了將這一理論能與中國實際情況相匹配，陶行知將杜威的理論翻了半個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觀點。生活教育理論更包含三個層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強調的是生活本身的教育意義。陶行知認為，“生活與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與被摩擦者都起了變化，便都受了教育”。在陶行知看來，與生活產(chǎn)生了關系，以生活為中心，便產(chǎn)生了教育。也就是說，與生活能夠產(chǎn)生密切聯(lián)系，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就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教育。

陶行知之所以將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個個兒，是因為杜威的教育理念認為教育是為了生活做準備的，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提供必需的基礎。但杜威的理念是當時美國社會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一定高度才能夠實施的。可是在中國，大多數(shù)人還沒有接受過教育，所以“教育即生活”根本沒有存在的根基。從這一角度來說，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將教育的范圍擴大到生活的每一個角度，凡是生活就有教育的可能，這將每一個國人都納入到教育的范疇，可以說是在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的進一步思考的基礎上提出的。

“社會即學校”強調的是生活教育理論的實施場域。之所以反對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是因為陶行知希望打通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高墻，將社會中的一切力量運用到教育中去，發(fā)揮社會的教育功能。在陶行知看來，杜威提出的“學校即社會”是將一只活潑的小鳥從外面自在的世界里捉到籠子里，以學校的所有功能來代替社會的全部功能，實際上這樣所學的知識僅僅是以適應學校為標準的。而正確的做法是將小鳥放到大自然中，將學校的外延擴展至廣闊的社會與自然當中。這一做法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現(xiàn)狀密切相關，在當時學校教育還未普及，大多數(shù)民眾還處在文盲的狀態(tài)下，借助社會教育的功能，發(fā)揮民眾的教育作用，才能擴大學習的范圍。

“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是陶行知在杜威“做中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得出的。陶行知認為，也只有了教學做合一的方法論，“生活即教育”和“社會即學校”才能夠具有可操作性。教學做合一則解決了當時中國教育與實際生活相脫離的問題，以及將教、學、做三者分離的教育狀況，而是將勞力與勞心相結合，實現(xiàn)了教、學、做三者合一的目標。

劉大偉，教育學博士，南京曉莊學院陶行知研究院講師。主要研究中國教育史，著有《陶行知新傳——布爾迪爾資本理論的視角》《承繼與嬗變：陶行知研究的學術譜系》《陶行知年譜長編（四卷本）》，主編《全球視野下的陶行知研究》港臺卷；王延光，南京曉莊學院宣傳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