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亞大陸的西段，帝國故事此伏彼起。因為石質建筑的緣故，至今我們都能見到早期很多帝國遺址，但是文明的聯系與文化的延續(xù)，卻所見甚少。一個帝國在歷史的記錄中，一夜消失，沒有留下起碼的歷史線索，這在西亞的歷史上，并不罕見。文明的斷層，就這樣不斷地發(fā)生。其實，中國遠古的歷史遺存遠沒有西亞等地更多，但中國文獻記載發(fā)達，很好地彌補了這一缺憾。于是，遠古故事，中國可以講述的內容更多。

亞歷山大東征印度的時候，西方還不知道中國的存在。至羅馬帝國時代，西方終于知道中國，也知道中國盛產絲綢。雖然羅馬皇帝希望超越亞歷山大，完成對中國的征服，結果事實上連伊朗都無法越過，幾次都被伊朗阻擋或者消滅。中國就是一個遙遠的存在，很久很久，西方都沒有確切地了解中國。當然，中國也不了解西方的情況。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全線貫通，但中國與西方的交往，總是經過無數中間環(huán)節(jié)。對于中國的情況，不僅夜郎國不了解，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國也不了解。

古代人類克服自然障礙的能力有限，高山沙漠成功地阻斷了文明之間的大規(guī)模交往，中國即使渴望文化交流，也無法克服西部的自然障礙。這使得中國歷史文化在獨立的環(huán)境中，逐漸積累，順序發(fā)展，終于成長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文明體系，文化的連續(xù)性也因此獲得保存。

當然，中國文明的成長并非一帆風順，來自北方草原地區(qū)的攻擊力量，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挑戰(zhàn)，也常常給中國帶來巨大威脅。不過，因為歐亞大陸的基本文明構成如此，即南部地區(qū)屬于農業(yè)區(qū)，北部地區(qū)屬于草原地帶，農業(yè)區(qū)更容易涵養(yǎng)造就大型文明體，而南北二元文明的沖突是常見的。雖然來自草原地帶的軍事壓力比較大，但這種文明的沖突常常是片面的，如經濟利益等。若草原力量占據農業(yè)地區(qū)，文明沖突便全面爆發(fā)，最終的結果，即使草原的軍事力量占據上風，農業(yè)地區(qū)政權被顛覆，但文化對沖的結局往往是農業(yè)地區(qū)最終后來居上。這就是斯塔夫里阿諾斯總結的“入侵者自己總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國化”。

中國文明的孤獨性，決定了中國更渴望對外交流，中國的歷史記載如“二十四史”的正史系統(tǒng)，從斷代史的《漢書》以后，歷代都有“四夷傳”，記載中國周邊的各種文化與族群。隋唐時期，中央設有“四方館”，專門負責記錄周邊國家族群的情況。著名高僧玄奘從印度歸來，唐太宗熱情接見，最想知道的就是西域印度各國情況，于是一部重要的旅行見聞以《大唐西域記》的名字撰寫出來。人所共知，中國重視史學，不僅歷代都會詳細記載前朝歷史，而且討論歷史問題也是中國讀書人最常見的功課。正是因為無法借鑒他者，才會如此重視自身的歷史。

中國文化極具韌性，擁有卓越的抗衡外部沖擊的能力

中國文化的連續(xù)性特色，從外部環(huán)境看，與遠離其他文明古國有關；從文化內在性而言，文化結構的優(yōu)越，使其擁有卓越的抗衡外部沖擊的能力。

中國文明體量大、空間廣，足夠的空間給文明的連續(xù)性提供了戰(zhàn)略保障。西周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在黃河中下游，春秋時期，秦國向黃河上游擴張，傳統(tǒng)的西戎之地納入中原。秦國與楚國，都曾自外于中原。春秋之初，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政治大旗，楚國就屬于夷狄之邦。秦孝公支持商鞅變法圖強，動因之一是由于被中原各國歧視而感到恥辱。春秋爭霸，戰(zhàn)國爭雄，各國的聯系空前加強，文化的差異越來越小，制度設計越來越接近。秦國完成了政權的統(tǒng)一，到漢初，中央政府大量采納楚文化，文化的統(tǒng)一完全實現。中國不再局限于黃河中下游，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區(qū)。讀《史記·貨殖列傳》可知，戰(zhàn)國七雄舊地，風俗雖各有不同，皆以地方文化面貌體現出來。七國之名，也逐漸演變成方位概念。

秦漢之后，長江、黃河流域成為中國之本。統(tǒng)一大業(yè)是否完成，也以此為基點。從黃河到長江，這也構成了中國文明的戰(zhàn)略縱深。十六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大舉南下，黃河流域烽火遍地。西晉滅亡，東晉在江南再建，與北方相對抗。歷史學家高度稱贊東晉的功業(yè)，因為東晉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命脈。北宋滅亡，女真人南下，宋人退守江南，雖然只有半壁江山，但于文化保存而言，與東晉異曲同工。直到抗戰(zhàn)時期，中國廣闊的大后方，為打“持久戰(zhàn)”提供了基本的可能性。正是因為戰(zhàn)略縱深的存在，危機之時有可退之地，條件成熟才能再實現戰(zhàn)略反攻。南北朝時期，是北朝采取了漢化政策，待隋唐統(tǒng)一，南北文化僅僅是地方差異而已?？箵舸蚰芰?，體現的就是文化的韌性。

中國文化以中原為基本區(qū)，通過文化輻射擴大影響，周邊地區(qū)也逐漸融入中國文化之中。這個過程，就各地情況而言，或有不同，但動輒幾百年上千年的歷程，說明文化融合是主要的發(fā)展方式。以中國東北地區(qū)而言，唐宋時期，東北地方與中原的文化沖突十分激烈，契丹、女真都對中原政權構成巨大威脅。但到滿清統(tǒng)治中國之后，東北的漢化日益深入，最終在清朝完成了漢化的全過程。如果從唐宋算起，幾近千年。文化，即“以文化之”，和平的方式，平等互惠的融合，日積月累，文化的版圖逐漸發(fā)生改變。在民族與文化的問題上，中國傳統(tǒng)強調文化的重要性，在文化的差異上，強調環(huán)境與條件的作用，于是凡文化都是人的文化，只要是文化，都可以交流改變。“二十四史”的“四夷傳”，無不表現為夷夏同源的觀點，而這無疑是有利于文化的和平交流與發(fā)展的。因為中國文化一直處于發(fā)展之中，文化的韌性更加強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董書慧、王昶、徐正源譯：《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世紀》（第7版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②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③[美]佛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民譯：《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責編/周素麗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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