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淵：你是從這時候決定研究歷史的？

王賡武：我上大學時，喜歡參加各種活動，演戲、辦報、詩文活動等等，從來沒想過當學者。后來遇到帕金森教授，他給我自由發(fā)揮的空間，他一直跟我說，你對什么有興趣，你覺得自己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到我寫畢業(yè)論文的時候，他建議我寫本地史。而且，他要求我學會用檔案，因為這是研究歷史的方法。我想，我的論文一定要跟中國、跟華人有關(guān)系，就想研究康有為和孫中山。

當時去中國大陸或臺灣找檔案都不合適，帕金森教授說，可以去香港。他給我去香港的旅費，我在香港待了一個多月，找不少人談。我這篇論文是想研究康梁和孫中山在新馬的歷史，講的是戊戌政變之后，康有為的?；庶h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之間的斗爭，當時可以說把華僑社會分裂成兩部分。

我還去新亞書院拜訪了錢穆，他對我態(tài)度非常好，很高興跟我談歷史。當時，他剛出版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書很薄，我特別喜歡，也是對我后來歷史研究影響最深的一本書。

高淵：后來你去英國倫敦大學讀博士，為何選了中國歷史？

王賡武：說起來也是笑話，英國的制度很特殊，我是先拿到獎學金，至于哪個學校收我是另外一回事。我申請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想跟一位研究明史的教授學習，但我到的時候，他卻走了，去了澳大利亞。

學校里面研究中國歷史就那么幾個，他們看到我是從東南亞來的，就讓我跟一位研究東南亞歷史的教授學習。他問我想研究什么，我說興趣在中國歷史，他說可以，但你要自己負責，然后他就不管我了。

高淵：他鼓勵你自己研究？

王賡武：他不管的，我就天天自己去圖書館。其實，英國的教育制度就是這樣，跟美國相反。美國是不管你以前學什么，可以給你一兩年的功夫，培訓你做這件事。英國不是，他們要求你以前的成績非常好，收你的理由是因為你能夠自學、自己做研究。

高淵：博士論文是怎么寫出來的？

王賡武：我一直都沒有得到好好的指導，好在當時看到一個英國人在寫博士論文，才知道博士論文該怎么寫。那個英國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安祿山叛亂的歷史背景》，寫得很精彩，他的學問非常好，后來當了劍橋大學教授。

我剛好在研究唐史，很喜歡《資治通鑒》里唐朝的那一部分，看到他那本博士論文，我受到了啟發(fā)，我就研究中國中古史了。

下決心去澳大利亞：“我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既是院長，又是系主任，還要教書，手足忙亂，研究無法持續(xù)了。”

高淵：你在倫敦大學學了幾年？

王賡武：3年，主要是獎學金用完了，我的博士論文是《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1957年，回到了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歷史系。

馬來亞大學用的是英國那套教育體系，當時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就是系主任，別的是副教授，非常嚴謹?shù)木⒅贫?。但也有不利的地方，這讓英國大學失去了很多人才，很多人都跑到美國去了。

高淵：后來為什么離開新加坡？

王賡武：這個故事長一點。我回到新加坡后，馬來亞獨立了，當時叫馬來亞，到上世紀60年代組成了馬來西亞聯(lián)邦，新加坡還是殖民地。獨立之后馬來亞政府就說，馬來亞大學不應該在新加坡，應該在吉隆坡。但新加坡不愿意，因為學校已經(jīng)發(fā)展得不錯了。后來決定，馬來亞大學分兩個校區(qū)，分別是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和吉隆坡的馬來亞大學。

我們這些教師是自由選擇，愿意到哪個校區(qū)都可以，我當時是馬來亞公民，1959年就去了吉隆坡。沒過幾年，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就更名為新加坡大學了，后來再改稱新加坡國立大學。

我是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的第一批學生，還是吉隆坡馬來亞大學的第一批教師。辦一個新大學很有意思，那時候忙得不得了，學校也發(fā)展得很快。

我們歷史系人也招得很多，我去的時候是講師，后來是高級講師，就被選為文學院院長，做了一年后就當教授。那里也是英國的體系，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我就成了歷史系主任。

從1959年到1968年，我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工作了差不多10個學年。事情忙得不得了，學生又多，一直在到處請老師。我自己既是院長，又是系主任，還要教書，而且因為是新大學，一開始沒有研究生，改文章都要自己改，沒人幫忙的。

總之是手足忙亂，沒有時間做研究。我有些擔心，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研究方面不會有新成果。我當時出版的書，其實都是我的論文。就在這時候，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請我去當教授，這是一個研究型大學，對我的引誘力太強了。

高淵：當時，你的研究重點還是中古史嗎？

王賡武：五代史做不下去了，因為在教學和管理上要花很多時間，在那種環(huán)境下很難持續(xù)。我開始做海外華人研究，尤其是東南亞華僑所面對的新問題。這些是切身問題，是我自己，也是我家人、朋友、同學、同事們都要面對的問題。

但在當時，當代中國的資料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看不到，屬于禁書。在去澳大利亞前一年，就是1967年，韓國教育部請我去韓國講學一個月，看到他們對中國的東西都保留得很好，圖書館也非常好，我看了很激動。剛巧那時候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請我去，我從韓國回來跟太太講，“還是去吧，至少澳大利亞是開放的。”

高淵：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印象怎么樣？

王賡武：他們的圖書館很好，尤其是關(guān)于當代中國的資料，能買到的他們都買。我覺得太有意思了，就寫了幾篇當代中國的研究文章，后來出了本書。

我先是當遠東歷史系主任，他們也是傳承了英國那套制度，一個系只有系主任是教授。后來叫我當太平洋研究院院長，做了5年，我不想再做了，就回到系里當教授。這時候，香港大學來請我當校長了。

力推香港大學轉(zhuǎn)型：“我去的時候，香港大學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大學，一直不重視研究，這樣學校怎么辦得好？”

高淵：香港大學為什么請你去當校長？

王賡武：到現(xiàn)在我也沒弄清楚是為什么，而且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要當大學校長。

我跟港大有些接觸，大概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當時我受邀擔任香港的大學委員會的委員，這個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用于大學教育的資金。英國就是這樣的制度，教育部撥給大學的資金不是由政府分配的，而是由民間性質(zhì)的大學委員會負責具體分配。這個委員會中有大學教授，也有商界人士。

香港的大學委員會每年開兩三次會，但不是都在香港開，有時候會在英國開。我當了兩三年委員，后來就不當了，但也許在那時候，香港大學校方對我有印象。

他們找校長是全球物色人選，我根本沒想過，更沒提出申請。有一天，香港大學來聯(lián)系我，問我對校長職位有沒有興趣，是否愿意去香港談一談？我就跟我太太講，這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