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導致課外教育過熱的社會因素

課外教育熱潮現象的產生有一個深層次的動因來自于韓國社會。近幾十年來，韓國社會發(fā)生了“壓縮式”的快速發(fā)展變遷。這樣的巨變有“舉國體制”帶來的積極因素。例如，韓國的經濟實際上由30多家大財團控制。在其他領域，也通過同樣方式提高了效率和競爭力。實際上，在韓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形成了由少數“龐然大物”來掌局的狀況。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這些大機構能夠給社會提供的崗位卻越來越少，而社會上恰恰把能否進入這些機構看作社會成功的主要標志，因此其競爭越來越激烈。在韓國，人們競爭的方式無非就是“考試”和“面試”，這就意味著在該國要想“成功”,必須在“考試”和“面試”上有所作為。

韓國建國初期的人才培養(yǎng)主要依靠首爾國立大學等少數幾所大學來完成，后來就形成了韓國的社會精英主要由少數幾所大學壟斷的局面。至今在韓國仍流行“SKY”的說法，它代指韓國排名前三位的大學——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并用來隱喻其極高的社會聲望。每一屆新內閣和國會組成完畢，韓國各大媒體都熱衷于分析內閣成員和國會議員所畢業(yè)的大學分布，并渲染這三所大學畢業(yè)生所占的比例。有時，甚至包括學界在內，都熱衷于分析權力精英的大學分布狀況。根據不同機構多年分析的結果顯示，SKY三所大學的畢業(yè)生在韓國權力精英的占比在40%～50%。對大學進行排序的這種認知在社會上形成風氣后，就引發(fā)了激烈的高考競爭，不管是家長還是考生為了考上這幾所名牌大學不遺余力，其直接后果就是課外教育的膨脹。

大學等級化所帶來的另一個下游影響就是高中教育的等級化。這給該國的教育管理部門帶來了很大的難題。大學教育可以追求效率和競爭力，高中教育屬于基礎教育，更需要關注公平性的問題。然而，平等化的公立教育又遠不能滿足家長望子成龍的需求，因此很多家長和學生希望政府能夠制定滿足多樣化需求的教育政策。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韓國政府制定了高中教育多樣化的政策，允許民間資本開高中。于是各具特色的高中應運而生，如外語高中、科學高中、文藝高中等。這些學校通過組建專業(yè)化教學團隊，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特長和綜合素質，因此畢業(yè)生質量明顯更高，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比例也明顯更高。不過，這些高中恰恰是私立的，學費頗高，一般家庭難以承擔。這就帶來了教育公平的問題。反對這種做法的人就提出，這種政策導致了高中教育的等級化，助長了教育不平等，激化了升學競爭，助推了私人教育的發(fā)展，加重了家庭經濟負擔。

但是，如果為了緩和這些矛盾而采取平等化政策，又滿足不了社會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同樣會有人站出來批評。教育成為爭論激烈的領域并非偶然，不同群體的訴求和主張不同，相對穩(wěn)定和滿足所有人需求的教育政策也就難以形成。在韓國教育政策“朝令夕改”的情況下，家長和考生為了保險起見就只能更加依賴私人課外教育。

教育是百年大計，韓國政府也為此絞盡腦汁，希望同時解決人才培養(yǎng)質量和教育公平兩大難問題，教育部門的辦法是考試和招生政策的多樣化。因此，進入21世紀之后，韓國政府引入了種種新政。例如，高考除了統(tǒng)考之外，還有各高校的自主招生、特長生招生、高中推薦招生等，方式日益多樣。引入這種政策的初衷是，通過多樣化的選拔方式，給不同類型的學生提供不同的考核方式。然而，應試方式的多樣化又讓家長和考生們不知如何應對，其結果是課外教育熱不僅沒能退潮，反而催生出了“應試策略輔導”等五花八門的新服務，私人課外教育的花樣反而越玩越多。

　　4、課外教育與韓國的社會階層流動

一方面，課外教育的發(fā)展確實提升了孩子們的綜合能力，若沒有這種效果它也不會具有這么強大的生命力。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也引發(fā)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社會后果，以至于在韓國社會形成了有必要適當管控的強烈呼聲。

首先，暢通的社會流動開始受阻。暢通的社會流動是一個社會健康的表現。然而在韓國，過熱的私人課外教育引發(fā)了階層地位在不同代際傳承的危險。據韓國統(tǒng)計廳發(fā)布的《家計動向調查2015》報告，2014年韓國家庭教育費支出中，用于課外教育的支出占其總數的65%，遠超了學校教育費的支出。另外，20%的上位階層和20%下位階層的教育費支出差距達到了29倍，創(chuàng)造了歷史最高水平。

另據2016年韓國人口學會運用韓國統(tǒng)計廳所提供的數據，對6408名中小學生日平均課外學習時間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父母月均收入在200萬韓元左右的家庭與月均600萬韓元以上收入的家庭里，小學生的日平均課后學習時間差距為66分鐘，高中生則達到了105分鐘，高收入家庭子女的課后學習時間明顯超過了低收入家庭。該報告指出，若假設學習時間和學業(yè)成績呈正相關關系，這就表明父母的經濟收入直接影響子女的學業(yè)成就。事實上，在韓國學費頗高的私立高中，名牌大學升學率遠超一般公立學校已是不爭的事實。父母的經濟收入，直接影響子女的學業(yè)成就，進而影響個人的未來發(fā)展，這實際上就是社會階層流動受阻的一個重要表現。

其次，隨著家庭經濟負擔的日益增大，韓國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質量出現難以為繼的苗頭。在韓國SBS電視臺的紀錄片中，一個知名的經濟學教授給觀眾算了一筆賬。他指出，目前韓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月均收入約為450萬韓元，按30年計算總收入約為15億韓元，其中住房費用大約需要5億韓元，若有兩個孩子，教育費用大約需要4億韓元，其結果是除去教育和住房的所剩收入只有6億韓元左右，按30年計算平均每年約為2000萬韓元，按每月計算就是160萬韓元左右（約人民幣1萬元），考慮到物價因素，生活就會處于相當拮據的狀態(tài)。他認為，因為在收入中教育費用所占比重過高，韓國的中產階級家庭難以形成存款等經濟積累，這會給退休后的生活帶來困境。

一些研究報告也證實了這樣的分析。韓國“新韓銀行”2017年12月7日發(fā)布的《韓國人金融生活報告書》就指出，家中有上學子女的20至50歲年齡段的被調查者中，43%的人回答“沒錢為退休后的生活做準備”。對此，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假如像過去一樣教育回報率高，這種現象的負面后果就會小一些；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教育回報率呈下降趨勢，良好的教育不一定保證良好的前程，這就會帶來一旦不能如愿就會出現“家境衰弱”的困境。這種潛在風險在韓國已經不是危言聳聽。

再次，過高的教育費用減弱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愿，使得韓國的生育率逐年下降。據韓國統(tǒng)計廳2017年2月發(fā)布的《2016年出生、死亡統(tǒng)計暫定結果》顯示，該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17，粗出生率為7.9，其水平遠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生育率，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另據“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發(fā)布的《應對低生育、老齡化的國民意識跟蹤調查報告》（2016），對于“為什么放棄追加生育”的問題，近一半的被調查者回答“因為養(yǎng)育孩子的費用太高”，這排在了各種選項之首。適度的人口再生產是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保證，低生育率會引發(fā)人口結構的失衡，進而帶來一系列影響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不良后果。

過熱的課外教育所引發(fā)的社會問題肯定不止于此，它甚至會影響房價、人口分布、地區(qū)均衡發(fā)展等。從這個意義上，它不僅不是小問題，而且是需要足夠關注的大問題。對韓國來說，今后如何妥善解決這一問題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光明日報》（ 2018年08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