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難民危機的爆發(fā)持續(xù)難消，以及“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從不同角度說明了歐洲人曾經引以為傲的民族國家體系具有與生俱來的缺陷。“逆全球化”并非歐洲民族國家應對難民危機的理性選擇，通過“逆全球化”應對難民危機，有似“己矛”與“己盾”之戰(zhàn)。

【關鍵詞】“逆全球化” 難民危機 歐洲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中東力量“失衡”與全球化“飽和”是歐洲難民危機爆發(fā)的“導火索”

歐洲難民危機的爆發(fā)，似乎讓歐洲人陷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動蕩之中。自2015年春夏之交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區(qū)的100萬非法移民涌入五億人口的歐洲開始，因“異質移民”引發(fā)的恐襲事件、“難民性侵案”接踵而至，英國脫歐，民粹主義強勢崛起。“世外桃源”的歐洲社會，“花容”似乎猝然褪去。

有關這場難民危機爆發(fā)癥結的討論可謂眾說紛紜。基本能夠形成共識的是，以美歐為首的西方列強蠻橫染指摧毀了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在內的中東地區(qū)的力量平衡，使得相關國家和地區(qū)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在“伊斯蘭國”的旌麾下硝煙四起，百姓流離失所，空前規(guī)模的難民匯聚成流。同時，非洲國家的一些非法移民亦乘利比亞混亂之隙，紛紛偷渡進入歐洲。有人進一步指出，當今爆發(fā)的歐洲難民危機是歐洲人向亞非拉殖民的惡果，而該惡果之所以在今天的歐洲“瓜熟蒂落”，原因在于全球化進入“飽和”階段，歐洲人戰(zhàn)后痛定思痛主導創(chuàng)建的現代難民體制已孱弱無力。

歐洲難民危機爆發(fā)的癥結究竟何在？如果把上述相關的說辭視為對所謂癥結的思考，則其并未對如下有關“癥結”的核心問題給予明晰的解答，比如：歐洲人為什么要在亞非拉開展殖民擴張？為什么要摧毀或者準確一些說要參與摧毀中東地區(qū)的平衡？歐洲人塑造的全球化為什么會出現讓其不知所措的“飽和”？歐洲人創(chuàng)建的標準化、程序化、法律化的難民制度為什么會使其倍感“力不從心”？當然，不能否認的是，中東地區(qū)的力量平衡被摧毀也好，全球化出現“飽和”也罷，均與這場難民危機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中東力量“失衡”與全球化“飽和”可分別視為歐洲難民危機爆發(fā)的直接和間接的“導火索”，而非其癥結所在。

可見，歐洲難民危機孕育于歐洲列強的殖民掠奪，成長于其一直難脫干系的中東持久內戰(zhàn)，而歐洲最終自食其果。歐洲難民危機爆發(fā)的癥結，源自歐洲列強長期以來奉行的對外擴張與干涉的傳統和理念。

難民危機爆發(fā)是“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的源頭之一

近年來，與全球化進程背道而馳的“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這種思潮與實踐旨在將權力重新給予地方和國家，以期抵制資本、生產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日趨一體化的進程，引起廣泛關注。

在追溯遍襲歐洲的“逆全球化”潮流源頭的過程中，歐洲經濟持續(xù)低迷、增長乏力，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歐洲國家長期奉行的價值觀限制社會改革能力，中低收入選民不滿情緒逐步增強，主權債務危機，中產階級萎縮成為少數，難民危機爆發(fā)，以及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聲勢大噪等，均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特別是難民危機，幾乎成為出自不同視角思考關注的焦點。

從表象上看，難民危機的爆發(fā)被視為歐洲“逆全球化”潮流涌起的源頭，的確不無道理。近年來，隨著歐洲民主政治失去改革發(fā)展的動力，政治冷漠和偏激情緒在選民中滋生發(fā)酵。同時，隨著由全球經濟危機引發(fā)的歐洲經濟增長的持續(xù)乏力，中低收入的歐洲選民因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產生的不滿情緒不斷增長蔓延。在這種背景下爆發(fā)的難民危機，無疑加重了歐洲民族國家正在經受的困擾。難民的大量涌入，加劇了歐洲主體民族出生率下降導致的種族危機，增強了歐洲大眾的被遺棄感和不安全感，族際矛盾日益尖銳。歐洲主流政黨因顧忌歐洲歷史傳統和現行體制的約束，怯于公然制定和實施打擊、限制外來移民入境的政策措施，使得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被歐洲民眾奉為“救命稻草”。“仇外”的右翼民粹主義者，以保護歐洲主體民族大眾利益、捍衛(wèi)“深受威脅”的本國文化和價值觀為鶩，將矛頭直指外國勢力和外來移民，受到追捧。以強調本民族國家利益優(yōu)先，要求限制人口的全球化流動，反對現存的國際秩序，以及反對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發(fā)展態(tài)勢為特征的“逆全球化”潮流因此獲得了重要力量。

眾所周知，人類文明在冷戰(zhàn)結束后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如美國經濟學家赫爾曼·德雷所言：第三波全球化帶來的全球范圍生產分工、經濟結構、產業(yè)結構的變革和升級，徹底打破了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給自足狀態(tài)的藩籬，為空前的國際聯系和交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此，我們不禁會發(fā)問：難民危機為何會引發(fā)出與戰(zhàn)后歐洲人所推崇的政治傳統，以及創(chuàng)立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悖逆的“仇外”言論和行徑？難民危機爆發(fā)為什么會成為歐洲“逆全球化”潮流生成的源頭？歐洲人為什么會反對其一直以來倡導并投身其中的全球化，轉而讓“逆全球化”潮流在歐洲大地上遍襲？

可見，難民危機爆發(fā)雖然能夠被視為歐洲“逆全球化”潮流生成的源頭之一，但是并非讓這場潮流在歐洲遍襲的“始作俑者”。

民族國家體系與生俱來的缺陷是“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的“始作俑者”

在近代歐洲產生的民族主義現象，無論是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還是作為一種社會政治運動，它所追求的外在體現形式，都是建立在領土政治基礎上的“民族國家”。由此，當時的思想理論家們便把這種追求概括為“一民，一族，一國”（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tate）的簡明公式，這個公式被后人稱為“古典民族主義理論”。 早期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把“人民”界定為一種歷史形成的具有語言文化同質性和利益一致性的人們共同體，這種共同體與領土和政治權利聯系起來而成為“民族”，作為“民族”應當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和避免民族間的沖突，認為現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單位應當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歐洲是民族國家的發(fā)祥地，“古典民族主義理論”的政治構想為其建構理念。作為解決社會力量與帝國政權之間矛盾而創(chuàng)設的一種制度結構，民族國家形式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展席卷全球，成為一種普遍的國家形態(tài)被世界所接受。民族國家體系的普遍建立，對于人類文明史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以民族共同體的制度形式保障了民族利益；另一方面，民族共同體所展現的社會動員能力極大地增強了國家權能。

然而，建立在古典民族主義建構理念之上的民族國家體系，其與生俱來的缺陷使其在民族國家建構中，尤其在全球化時代開啟后，日漸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民族主義古典理論家設想通過民族國家的建立來避免民族間激烈暴力沖突的理想，始終未能成真。相反，正是在民族國家時代，人類戰(zhàn)爭的規(guī)模達到了空前。民族國家作為利己排他、強調本族利益至上的人們共同體，它在通過調動人類的認同本能完成其內部整合的同時，也加深了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猜忌與隔閡。作為建立在認同基礎上的民族國家，其缺陷體現在民族分離主義、民族收復失地主義、泛民族主義、民族復國主義、民族排外主義和民族遣返活動不絕于縷，并由此造成無休無止的民族沖突和民族戰(zhàn)爭。在歐洲，相鄰民族國家沒有發(fā)生沖突包括戰(zhàn)爭的例子，幾乎一個也找不到。以族裔認同為理由開展族體利益維護，成為民族國家時代所獨有的、典型的族際對抗形式。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歐洲列強為什么投身亞非拉地區(qū)的殖民擴張活動，為什么參與中東戰(zhàn)爭，為什么在全球化時代開啟后，卻要讓“逆全球化”浪潮在歐洲大地上涌動。正是以追求本民族利益至上為特征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與生俱來的缺陷，孕育、催生了難民危機，并造成一系列后果，包括歐洲民族國家之間利益失衡、發(fā)生激烈沖突，疑歐、脫歐、“仇外”的情緒和行動不斷蔓延，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勢力開始操控民族國家和地方權力，而基于發(fā)達民族國家利益形成的歐盟對此又約束無力，致使“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

難民危機和“逆全球化”潮流凸顯了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與生俱來的缺陷

冷戰(zhàn)后，全球化發(fā)展所產生的影響是多級的：一方面，全球化進程對傳統地區(qū)閉合性社會的消解推進了生產要素的全球化轉移，國家間的區(qū)域性合作成為此輪全球化的重要標志之一；另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閉合性的封閉社會，卻沒有打破民族國家之間的壁壘。

眾所周知，全球化的進程不會改變，打破傳統民族國家之間的壁壘，努力讓全球化更具活力、包容性和可持續(xù)性，已成為世界各民族謀求生存與發(fā)展的當務之急。“逆全球化”并非歐洲民族國家應對難民危機的理性選擇，其實質是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與生俱來的缺陷（利己排他、強調本族利益至上）在現實社會作祟的具體體現。事實上，封鎖邊境，“仇外”，強調民族主義、本民族國家利益第一等的“逆全球化”思潮和舉措，在歐洲社會進入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時代后，不僅無法適應全球化深入演進的需要，無法解決民族國家離心作用與全球資本高度整合矛盾的交織問題，相反卻在繼續(xù)制造著分配結構的不均衡與不公平，沿襲而非摒棄了冷戰(zhàn)思維和強權政治，走上了對抗而非對話、結盟而非結伴的國與國交往路徑，悖逆了“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fā)展”的路徑。

可見，難民危機的爆發(fā)與久存難消，以及“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從不同角度凸顯了歐洲人曾經引以為傲的民族國家體系與生俱來的缺陷。難民危機的出現可視為“逆全球化”潮流生成的諸源之一。“逆全球化”潮流的主要特征、本質、主張和表現等，決定其難以通過悖逆于全球化的理念與實踐，來應對在全球化時代出現的、由局部沖突演化成地區(qū)甚至世界問題的難民危機。通過“逆全球化”應對難民危機，有似“己矛”與“己盾”之戰(zhàn)。

從某種角度看，難民危機的出現和“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均可視為歐洲民族國家體系在全球化時代表現出的“無奈”。換言之，歐洲民族國家利己排他、強調本族利益至上的傳統建構理念，已難以在全球經濟高度整合的當今世界應對挑戰(zhàn)、謀求發(fā)展。

自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民族國家始終是唯一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政治組織結構。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fā)展的今天，民族國家仍然是經濟全球化的唯一載體，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核心驅動依然依賴于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的力量。然而，由于各國推進民族國家進程的時空周期等方面的差異，其所面對的問題以及各自應對問題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民族國家并未形成一套閉合性的制度機制，也沒有一條量化的實踐道路可沿循。

近期以來，歐洲政治民粹化趨勢的加強，極端勢力“上位執(zhí)政”，自由貿易理念邊緣化，難民危機持續(xù)“折磨”歐洲，以及“逆全球化”潮流遍襲歐洲可能產生的影響，已經成為熱點話題。人類社會已進入到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全球化時代，而世界整體格局仍然是民族國家的世界。歐洲民族國家將何去何從，尚需拭目以待。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族研究團體聯合會副會長）

【參考文獻】

①曾向紅：《全球化、逆全球化與恐怖主義新浪潮》，《外交評論》，2017年第3期。

②徐堅：《逆全球化風潮與全球化的轉型發(fā)展》，《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3期。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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