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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政黨執(zhí)政啟示—— 執(zhí)政黨的質量與前途

許多欠發(fā)達國家的政治領袖能夠理解: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跡”,核心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他們的困惑有兩點:第一,在本國社會分層的具體條件下幾乎難以產(chǎn)生這樣質量的“黨”;第二,實行這種“一黨制”幾乎肯定會被西方視為“倒行逆施”,甚至遭到其打擊。西方國家熱衷向全球各地“傳教”,傳播其政體,不僅來自霸權主義,而且源于習慣,源于基督教文化。

在美國,決定國家命運的不是“政黨”,不是“執(zhí)政黨”,不是兩黨輪替,而是執(zhí)政集團在社會多元利益條件下采取的政策。美國的政體看上去漂亮,似乎是成功的原因。但美式體制擴散到了不少欠發(fā)達國家,無一獲得類似美國的成功,更有聞名世界的“失敗國家”。兩百多年來,美國制度的變化已經(jīng)遠遠超出其奠基者的設想,一直在適應社會結構的變遷。那似乎與“習慣法”特有的彈性有關。然而,原大英帝國所轄之欠發(fā)達國家大多實行習慣法而非成文法,卻未見美式的制度漸變。美國的成功不是因為其“政黨”質量高或輪流執(zhí)政。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漸進的制度變遷中保持了動態(tài)的、在美國環(huán)境和語境下的“左、右”平衡,還有中央積極性與地方積極性之間的平衡。在保守與變革的平衡中,美國方走到今天。

在西歐,“議會主權”里的政黨此起彼伏,比較能準確地反映各國社會結構的演變。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世界變成了大國的世界,中等國家退出了世界的霸權競爭。歐洲各國無一人口上億,為避免被壓迫,只好試圖聯(lián)合起來,以成立“歐羅巴合眾國”為最終目標。但這個目標不僅被羅馬帝國崩潰后一千五百年來形成的內(nèi)部多樣性困擾,而且還被外部勢力掣肘。沒有明確的共同外敵、強敵,歐洲的真正統(tǒng)一幾乎不可能。于是,“歐洲議會”里的各個“政黨”處于混亂之中,在統(tǒng)一利益與本國本地利益中像沒頭的蒼蠅亂飛亂撞,所議之事也常是“遍地雞毛”或“茶壺里的風波”。最近二十年還在歐洲發(fā)生了五花八門的“社會運動”,其中包括各種極端主義勢力。無論左翼還是右翼,歐洲政黨基本處于渙散狀態(tài),“社會代表黨”走上了窮途末路。

從上述討論中可得出以下四個結論。

第一,歐洲意義上的“社會代表黨”,其重要性與社會構成的清晰性、穩(wěn)定性成正比,與社會流動性成反比。社會分際越清晰、穩(wěn)定,政黨就越傾向興盛;而社會流動性越強,政黨質量就下降,就越傾向衰落。

第二,歐式政黨反映社會力量對比的結構,但只有在相當程度上超脫社會力量而非被社會力量俘獲,才談得上執(zhí)政的質量和能量。在新的生產(chǎn)方式和社會條件下,歐式政黨向“全民黨”演變的趨勢值得注意,比如各黨政綱差異的模糊化甚至趨同。如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黨的趨同,英國保守黨與工黨的趨同。

第三,美國的兩黨制其實居于“全民黨”與“社會代表黨”之間。其積極的一面是“適度”保持對總統(tǒng)的制衡以及為政策制定提供負反饋;其消極的一面是總統(tǒng)與國會都被各種利益集團俘獲,社會陷入深度分裂時決策會陷入僵局或者朝令夕改。

第四,在第三產(chǎn)業(yè)居主導地位的時代,高等教育普遍化,社會流動性增強,社會分際模糊化。“全民黨”比較適應這個時代。但“全民黨”與社會相對較遠的距離有正負兩種可能。積極的一面是中立性帶來的前瞻性、先進性;消極的一面是脫離社會、脫離基層、脫離實際,導致傲慢和空想。換言之,“社會代表黨”的優(yōu)勢是注重社會“小事”,但辦國家“大事”的能力難以適應激烈的國家間競爭。“全民黨”的優(yōu)勢在于辦“大事”,劣勢卻是容易輕視和忽略“小事”。由于“全民黨”的社會基礎含混,一旦喪失群眾信任就可能全面崩潰。

這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啟示有三個:第一,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并不是一種落后的治國理政形式,而是一種能適應歷史進步趨勢的形式。第二,深厚的文化傳承并不意味著執(zhí)政黨的長壽。歐洲發(fā)明了政黨,政黨歷史最悠久,但歐洲各執(zhí)政黨的質量和壽命都很成問題。中國國民黨比中國共產(chǎn)黨顯然更注重傳統(tǒng)文化,卻是短命的執(zhí)政黨。第三,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先進性,取決于能不能對人民信任度的起伏保持高度敏感。所以,找到保持敏感的辦法,是決定我黨質量和前途的唯一重要因素。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焦楊]
標簽: 執(zhí)政黨   歐美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