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所謂警示教育，簡單說，就是通過組織黨員干部或公職人員參觀警示教育基地、組織收看反面典型電教片與懺悔錄、通報或曝光違紀違法典型案例等多種形式，以達到教育震懾、自警自省、明確底線、恪盡職守、防范與克服“權力異化”之目的。從黨建角度看，警示教育屬于黨性教育的一種形式，屬于反面教育；從執(zhí)政角度看，警示教育屬于廉政教育的一種基本形式。從歷史上看，通過警示教育來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從現(xiàn)實看，以案說紀、以案說法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促進黨員干部廉潔自律必要而有效的舉措。

黨員干部在警示教育中要防范與克服六種異樣心態(tài)

重視黨風廉政教育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與經(jīng)常性舉措，黨員干部與公職人員對警示教育并不陌生、所受的警示教育不可謂不多，對于警示教育的道理也不可謂不知與不識。實際上，面對警示教育，許多黨員干部都會現(xiàn)場感慨萬千，已經(jīng)深諳“不到監(jiān)獄不知道自由的重要、不到醫(yī)院不知道健康的重要、不到火葬場不知道生命的重要”這一基本道理。然而，對有的黨員干部而言，警示教育為什么就成了“過眼云煙”？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異樣心態(tài)在作祟。概括說來，在警示教育中，黨員干部的以下六種異樣心態(tài)需要重點防范與克服。

一是“走過場心態(tài)”。有的黨員干部或公職人員把警示教育視為“打卡”“走過場”活動，甚至認為是搞“形式主義”，從思想深處未能重視警示教育的價值。故在警示教育現(xiàn)場，有的干部抱著“走走看看”“走馬觀花”心態(tài)，自然難以“入眼入耳”，更難言“入腦入心”。

二是“看客心態(tài)”。在警示教育過程中，有的黨員干部聽也聽了、看也看了，甚至看后體會深刻，對腐敗分子“咬牙切齒”，但在內(nèi)心深處，卻抱著“他是他、我是我”的想法，單純把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只看戲、不入戲，不想、不愿、不能聯(lián)系個人思想與工作實際開展自我內(nèi)在反思。其結果，只能是停留在入眼入耳層面，就是不能入腦入心、觸及個人思想靈魂。在現(xiàn)實中，甚至有人反問“我是領導干部，怎么能到監(jiān)獄這種地方來學習呢”，表現(xiàn)出對警示教育明顯的反感或抵觸心理。

三是“適度容忍心態(tài)”。有的黨員干部受傳統(tǒng)思維、傳統(tǒng)習慣乃至封建意識影響至深，在全面從嚴治黨形勢下依然抱有“水至清則無魚”“無利不起早”“腐敗是發(fā)展的潤滑劑”“適度腐敗有助于干事創(chuàng)業(yè)與經(jīng)濟發(fā)展”等錯誤認識，甚至有人抱有“只要把腐敗控制在老百姓可以容忍的范圍內(nèi)就夠了”等錯誤思想。在全面從嚴治黨形勢下，依然有一小部分黨員干部難以對“四風”與腐敗問題“零容忍”。在這種片面與錯誤思想支配下，再具震撼力的警示教育，自然也難以入其腦、入其心。

四是“權斗心態(tài)”。有的黨員干部固執(zhí)地認為“政治講權術、不講道德”“政治就是‘紙牌屋’”“反腐敗就是權力斗爭”。即使在全面從嚴治黨、嚴懲腐敗的形勢下，依然有些黨員干部秉持這種錯誤政治心態(tài)。在現(xiàn)實中，甚至還有人認為，落馬的腐敗分子，要么是“政治權術不強、能力不夠”所致，要么是“背景不深、后臺不硬”的結果。在這種錯誤政治心態(tài)支配下，面對警示教育，自然難以入眼、入耳、入腦、入心。甚至有人認為，落馬腐敗分子“生不逢時”“運氣不好”。

五是“僥幸心態(tài)”。有人認為：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進而錯誤地認為：被查處的違法亂紀與腐敗分子是個“概率事件”而非“必然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且僥幸認為，這種“倒霉”的概率事件不一定會落到自己頭上，只要“自己稍加注意、明哲保身”“只在河邊站、不蹚渾水、不往深水走”，就能夠做到“只濕鞋、不濕身”，即使“濕了鞋”，也會法不責眾。從根本上看，這種“僥幸心態(tài)”背后既有對“四風”與腐敗問題“適度容忍”心態(tài)，也有對自己的“適度容忍”心態(tài)。

六是“外在反思心態(tài)”。在現(xiàn)實中，有的黨員干部習慣于將違法亂紀與腐敗行為歸因于人情社會傳統(tǒng)、封建遺毒影響、市場經(jīng)濟負面影響、社會信仰危機、民主法制不健全、政治體制不完善、權力監(jiān)督與制約機制不健全等外在因素，習慣于回避個人因素。個別干部對腐敗分子甚至抱有一定“同情心理”，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說，腐敗干部也是制度不健全的犧牲品”，將政治生態(tài)不良歸因于外在因素。因此，在警示教育中，一些黨員干部習慣于進行環(huán)境分析、制度分析等“外在反思”，不習慣甚至規(guī)避“內(nèi)在反思”與“自我反思”。

黨員干部在警示教育中應牢固樹立“五種意識”

在現(xiàn)實中，要使警示教育深入靈魂深處、提高警示教育的有效性，黨員干部必須防范、糾正與克服異樣心態(tài)，正確認識違法亂紀與腐敗現(xiàn)象背后的“權力異化”本質(zhì)、政治與社會危害性；必須立足于公私分明，在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的基礎上，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意識、法治意識、角色意識、自律意識與底線意識。

要敬畏權力、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黨員干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黨性角度看，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黨員干部必須努力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從權力來源與“權性”角度看，執(zhí)政者與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都是“權為民所賦”，以公共權力謀取個人私利即為腐敗。從黨員干部個體角度看，必須正確認識權力來源與權力的“雙刃效應”，清醒地認識到：權力可以使人高尚、也可以使人墮落，只有敬畏權力、敬畏人民，才有可能防范與克服“權力陷阱”與“權力異化”。

要樹立現(xiàn)代法治意識、正確認識大局與形勢。一方面，黨員干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法治的要義在于限制與規(guī)范權力、防止權力濫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例外、紀律面前沒有特殊，這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法治與依規(guī)治黨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要深刻認識到違法亂紀的嚴重危害性，如果任憑“四風”與腐敗問題蔓延，愈演愈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再一方面，要認清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大局形勢、黨中央嚴整“四風”與嚴懲腐敗的堅定決心，從內(nèi)心深處破除對“四風”與腐敗現(xiàn)象的“適度容忍”心態(tài)與個人僥幸心理。對于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我們既要“用鐵的紀律整治各種面上的頂風違紀行為，更要睜大火眼金睛，任憑不正之風‘七十二變’，也要把它們揪出來，有多少就處理多少”；更要“著力抓好制度建設，聚焦改作風轉(zhuǎn)作風的重點難點問題，確保出臺一個就執(zhí)行落實好一個，對違反制度規(guī)定踩‘紅線’、‘闖雷區(qū)’的要零容忍，發(fā)現(xiàn)一起就堅決查處一起”。

要樹立角色意識、深刻進行自我反思。黨員干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警示教育看的是別人、照的是自己；在警示教育中，只有“入情、入境、入戲”，感同身受，才能觸及個人思想靈魂、進行自我反思、受到深刻教育。因此，在警示教育過程中，各級領導干部不妨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原則，對警示教育材料中的“主角”作換位思考，試想在那樣的場景下，個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抵御什么、抵御不了什么。通過警示教育，一方面，領導干部要深刻認識到，現(xiàn)在的社會誘惑太多，圍繞權力的陷阱太多。面對紛繁的物質(zhì)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另一方面，必須善于總結警示教育揭示的基本道理與深刻教訓，牢記“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進而深刻認識到，權力容易使人傲慢、貪欲容易使人瘋狂、財欲容易使人投機、色欲容易使人墮落。作為領導干部，不能錯把權力當能力、錯把公權當私權、錯把利益關系當朋友關系、錯把職務影響當人格魅力、錯把潛規(guī)則當行為規(guī)范。再一方面，要善于分析與透視各種“權力陷阱”現(xiàn)象，做好防范措施，尤其要對照自己的思想與行為，劃出個人應該注意的“紅線、黃線與綠線”，自覺對自己亮“紅燈、黃燈與綠燈”，明確個人應注意的突出問題與努力方向。事實證明，所謂的“禮尚往來很正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覺”等，往往都是“權力陷阱”背后的托詞。

要增強自律意識與底線意識。警示教育的基本目的，就是要通過警示教育使黨員干部受警醒、明底線、知敬畏，增強個人廉潔自律意識與能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干部廉潔自律的關鍵在于守住底線。只要能守住做人、處事、用權、交友的底線，就能守住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政治責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線，守住正確的人生價值”。黨員干部要做到廉潔自律，既要牢固樹立底線意識、劃清個人的行為底線；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全面從嚴治黨對黨員干部的行為底線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具體而言，新時代黨員干部應有的底線至少包括法律底線、紀律底線、政策底線、道德底線這四個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寬松軟”的狀況得到根本改變，不但黨紀國法成為“真正帶電的高壓線”，不能碰、一碰就“跳閘”；黨的政策與道德等也已經(jīng)成為帶電的“低壓線”，也不能碰，經(jīng)常碰就會麻木不仁。

正確處理“外在反思”與“內(nèi)在反思”的關系

從根本上看，違法亂紀與腐敗現(xiàn)象的本質(zhì)問題，就是“權力異化”問題。具體而言，領導干部“權力異化”至少有三個層面的表現(xiàn)：一是把公共權力作為個人“私器”，以公權謀私、違法亂紀、搞權力腐敗。二是公共權力與個人私欲相結合，除以權謀私外，搞權色交易、權權交易、權名交易。三是“為官不為”“瀆職失職”，致使公共責任虛化、弱化，影響經(jīng)濟政治與社會發(fā)展。要有效解決“權力異化”問題，從黨和國家整體層面，建立與完善相應制度與體制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這固然是治本之舉、固本之策。但對黨員干部個體而言，自我仍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從警示教育與廉潔自律角度看，黨員干部還必須正確處理“外在反思”與“內(nèi)在反思”關系。具體而言，這包括三個方面的要求：

一要正確認識制度與教育、自律與他律的關系。對黨與國家治理而言，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科學完善的制度、體制機制能夠糾偏差、規(guī)范人、正人心。從整體上看，在黨風廉政建設中，黨和國家的制度等外在強制力的作用遠大于教育與個人自律。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黨才著力強調(diào)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但從個體情況看，在既有的制度、體制機制與環(huán)境下，個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這才是黨員干部在警示教育中應該考慮的重點問題。進一步而言，在警示教育中，若一些黨員干部將問題重點放在如何完善體制機制、改善政治生態(tài)等“外在反思”上，而非聚焦個人思想行為、聚焦廉潔自律與自我“內(nèi)在反思”，這無疑既偏離了警示教育的初衷，也超出了個人能力所及。

二要正確處理個體思想觀念與外在行為的關系。對黨員干部個體而言，思想觀念引導行為，甚至決定行為方向與行為方式。從廉潔自律角度看，找準黨員干部權力異化的思想根源、加強黨性教育，無疑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這正如習近平所言，“對黨員、干部來說，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yè)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這要求黨員干部必須自覺加強黨性修養(yǎng)，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事業(yè)觀、政績觀。

三要正確認識個人自清自律與崗位責任之間的關系。有的黨員干部認為，加強警示教育、廉潔自律，重在個人自警、自省、自律、自清，只要做到這一點就足夠了。的確，能夠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但對各級領導干部而言，僅僅做到這一點還遠遠不夠。各級領導干部不僅要廉潔自律，還必須增強責任與擔當意識，認真履職履責、管好一方天地。只有各級領導干部敢于擔當、認真履責，把各自負責的“房前屋后”打掃干凈，全國才能形成風清氣正、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良好政治局面。在此意義上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黨風廉政建設、人人有責”的要義，就在于此。

（作者分別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導，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法治視閾中作風建設常態(tài)化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4BDJ04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