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袖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鑒”的系統(tǒng)、完整的文明觀，是對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優(yōu)越論”以及“文明沖突論”的克服

競爭絕不是西方思維所認為的敵我式的斗爭，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競爭中相互學習借鑒，取長補短，從而達到共同帶動、共同發(fā)展的結(jié)果。唯如此，世界各個文明之間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重視文明的獨特性，不等于文明的自我封閉，而恰恰因為“獨特”本身在哲學意義上就是與“共通”相對才存在的，二者是辯證的統(tǒng)一體。所以一個文明在保持獨特性的同時，還需要與其他文明對話，在對話、學習、交流中相互借鑒，不斷擴展、豐富、充盈各自文明的主體性。但在文明互鑒中，習近平主席特別強調(diào)“文明交流互鑒應該是對等的、平等的，應該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應該是強制的、強迫的，不應該是單一的、單向的”，這是針對有的大國一直以來熱衷于對他國強制性地輸出價值、制度與文明的霸道現(xiàn)象。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diào)“不同文明沒有優(yōu)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所以“要促進不同文明不同發(fā)展模式交流對話，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fā)展”。習近平主席不回避不同文明、不同發(fā)展模式不可避免的競爭，但競爭絕不是亨廷頓等西方學者的西方思維所認為的敵我式的斗爭，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競爭中相互學習借鑒，取長補短，從而達到共同帶動、共同發(fā)展的結(jié)果。唯如此，世界各個文明之間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而世界各個文明之間也需要有生態(tài)系統(tǒng)，這是過往的大國領導人尤其是西方大國領導人所忽視的。

只有具備良好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才能保證創(chuàng)新，所以習近平主席的文明觀還強調(diào)文明的時代創(chuàng)新性。文明要永續(xù)發(fā)展，就要返本開新，激活文明的源頭活水，如《易傳》所說“與時偕行”。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國領袖的文明觀，都有共通之處，那就是強調(diào)不同文明的相互學習與共同存在，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文明觀的“理一”，即各個大國領袖文明觀中普遍的特質(zhì)。除了“理一”，作為大國領袖的習近平主席的文明觀，代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文明觀，這是“分殊”。“平等”在習近平主席的文明觀中被排在了首位，而“平等”正是代表社會主義的最為核心的文化價值。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鑒”的文明觀，是對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優(yōu)越論”以及“文明沖突論”的克服，也是對于六十多年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與發(fā)展，是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賦予深厚的“文明”的底色。同時，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之所以在國際社會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外溢效應”，就在于我們堅持了正確的社會主義文明觀。

從2014年3月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演講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鑒”的文明觀開始，習近平主席對于文明觀作了一整套系統(tǒng)、完整的論述，這是其他大國領袖中所不多見的。其他大國領袖對于文明觀的論述相對是零星的、片段的，更多的是智庫的戰(zhàn)略家在做。兩相比較，顯示出中國領導人在文明意識上的自覺，也進一步驗證了中國的偉大復興是文明的復興，是要在更高的層面回到“歷史的中國”“文明的中國”。

除了具有各個大國領袖普遍的共識性的特質(zhì)之外，中國領袖的文明觀還有更高遠的精神品質(zhì)

作為大國文明，中國文明傳統(tǒng)尤其強調(diào)“以大事小”，強調(diào)對于小國、對于其他文明謙遜的態(tài)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歷史和現(xiàn)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

中國領袖的文明觀除了具有各個大國領袖普遍的共識性的特質(zhì)之外，還有超出于這些相對屬于底線共識的特質(zhì)之上的更高遠的精神品質(zhì)。中國作為文明大國，其文明傳統(tǒng)尤其強調(diào)“以大事小”，強調(diào)對于小國、對于其他文明謙遜的態(tài)度。

于是我們看到中國國家領袖習近平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中談他關于各種文明的感受：“我訪問過世界上許多地方，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這些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獨到之處，了解在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我到過代表古瑪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過帶有濃厚伊斯蘭文明色彩的中亞古城撒馬爾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種文明的真諦，必須秉持平等、謙虛的態(tài)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歷史和現(xiàn)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習近平主席列舉的古瑪雅文明已消亡，中亞古城撒馬爾罕所在的國家不是大國，他完全是抱著謙虛的態(tài)度，要去深入了解這些不同的文明的真諦。這與過往西方的文明優(yōu)越論者居高臨下的傲慢與偏見截然相反。

“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文明觀，是大國領袖在底線共識之上更為高明而博厚的文明觀

“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載物”，對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與謙虛態(tài)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心包含了對于其他文明的欣賞，所以是“消極中的積極”。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己獨立自主發(fā)展好了，也帶動其他國家的發(fā)展，“己欲達而達人”，但卻不是西方式的強行改造對方，所以“積極中有消極”。

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上強調(diào)各文明之間“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是出自內(nèi)在的平等心。唯有這樣的真正平等心，才能“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建立，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也唯有這樣的平等心，才能有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上所說的“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進而是他在大會上提出的“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我們既要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要為他國文明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這一真誠的態(tài)度充分顯示出中國領袖文明觀中對于其他文明的“君子成人之美”之大胸襟、大心量，這正是大國之為大之所在，“大”是心量、器量之大。這也就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說“志如其量，量如其識”，有志于至善之志，則心量就大，心量有多大則見識就有多遠大。這也是史學家錢穆所說的政治家的風度，風之所及，所過皆化，影響于國內(nèi)、國際政治。

中國領袖如此之心量與風度，根本上來自于中華文明的大心量。“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載物”，對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與謙虛態(tài)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題中應有之義，平等心包含了對于其他文明的欣賞，所以是“消極中的積極”。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己獨立自主發(fā)展好了，也帶動其他國家的發(fā)展，“己欲達而達人”，但卻不是西方式的強行改造對方，而是完全由對方獨立做主，所以“積極中有消極”。

“厚德載物”的思維與西方中世紀的暴力改變信仰的原則截然相反，也與西方近代的均勢外交理論形成鮮明對比。施密特反省“以暴力來改變信仰的原則是在歐洲產(chǎn)生的”，早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就產(chǎn)生了。均勢論則強調(diào)通過戰(zhàn)爭、斗爭而達到各國勢力的均衡，西方當代一流的戰(zhàn)略家基辛格及其密友施密特都秉持均勢外交理論。

最后，我們再來看“文明沖突論”的始作俑者亨廷頓對于西方文明觀中普世主義本身的反省，正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亨廷頓批評西方普世主義對于各方的危險性：“西方的普世主義對于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zhàn)爭；它對于西方來說同樣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接著強調(diào)西方文明的價值在于其獨特性：“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因為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我們看到“文明沖突論”最后的落腳點竟然是強調(diào)文明的獨特性，這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中不為大家熟知的面向?？梢哉f，亨廷頓是將自己的“文明沖突論”最后推向了其反面，倒是與中國強調(diào)的每一種文明的獨特性走到了一起，這或許就是相反相成，或者是《周易·系辭下》所說的“同歸而殊途”？

（作者為國家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