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社會生活中，技術借助與資本驅力的融合，無孔不入且須臾不可離，把技術稱為“超級權力”，人們沒有太多異議，但是如何理解作為“超級權力”的技術？面對這一重大的時代問題，人們的反應莫衷一是，認知上的模糊不清與情緒上的普遍焦慮并駕齊驅，哲學洞察力的付之闕如使時代的真實意蘊被遮蔽了。在時代這個新舊更替的舞臺上，將被否定之舊事物難以“退場”，將被肯定之新事物難以“亮相”，時代的辯證法陷入了某種停頓狀態(tài)。如果說，觀念世界的描述以人文的目的論為“中樞”，那么可以說，真實世界的運行是以科技的控制論為中樞。一方面，目的論不是一勞永逸的，它需要從不斷變化的真實世界中汲取養(yǎng)分，以適應時代發(fā)展；另一方面，控制論精彩紛呈的自組織進程為重構目的論提供了新的可能。重新審視時代的否定性與肯定性，正視“主體形而上學”目的論的局限，領會“自組織”控制論的深刻內涵，這既是技術時代交給哲學的任務，也是人類以正確方式融入歷史洪流，推動時代辯證法向前運動的理性選擇。

時代的否定性：捉襟見肘的目的論

在啟蒙運動的現(xiàn)代性設計中，世界是一個目的論世界。目的論也稱“歷史至善論”。“啟蒙運動的捍衛(wèi)者堅信，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趨勢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們能夠觀察到人類的科學知識和對自然的技術控制日益增進。他們相信人類社會和個人發(fā)展都同樣能夠運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這樣的發(fā)展注定會由歷史完成。”[1]目的論以人為中心，“人是萬事萬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軸”（培根）；目的論相信社會高于自然之上，是一個人可以在其中為自然立法的領域，“人為自然立法”（康德），最終也會是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至善領域。

然而，歷史的發(fā)展卻讓目的論落了空，20世紀的歷史籠罩在戰(zhàn)爭與苦難的陰影下。納粹德國時期在波蘭建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以極端形式顯露出人性之惡，資本主義民主和自由市場紛紛呈現(xiàn)不如意之“悖論”，而人類孜孜以求的“平等社會”也并沒有實現(xiàn)，雖然啟蒙理想的追求者們仍然在反抗中追求著各種目的，但“實情是他越來越難以反抗任何事情，不得不與所反抗的東西和平共處，到頭來反而鞏固了他所反抗的東西”。[2]面對不平等的加劇、民粹主義的抬頭，逆全球化趨勢的增長等非理性的現(xiàn)實和政治治理問題；面對能源問題、恐怖主義、權力腐敗、經濟危機、道德危機、犯罪、吸毒、艾滋病、瘟疫等問題，希望似乎成了人類的“最大奢侈品”。支撐人們精神世界的，要么是陳舊目的論的詞語重組，要么是宗教迷信的借尸還魂，或者是一大堆既無歷史亦無未來的“偶然意見”，這些力圖抗衡虛無主義的“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便壽終正寢。“一切意見都失去了名望，持續(xù)的時間之短很難喚起我們的熱情。現(xiàn)代人日益變得麻木。”[3]心理問題與自殺問題是當代社會需要應對的現(xiàn)實問題。“在法國，自殺是致使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青壯年死亡的第一大原因。”[4]斯蒂格勒把時代的種種否定世相稱為“存在之痛”，它突顯了目的論的困境與捉襟見肘。

如果從“前見”看，目的論不僅是現(xiàn)代性的產物，它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伴生物。按照雅斯貝爾斯的描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的猶太教先知，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等哲人成為人類的精神導師，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軸心時代的各種文化，因不同文化形式（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希臘羅馬文化……）不同文明階段（農業(yè)文明階段、工業(yè)文明階段、后工業(yè)文明）而不盡相同，但在文化前提的設定上卻有相似之處：（1）設定了一個人生存于其中的固定時空結構——世界；（2）設定了一個固定不變的生命體——人。這兩個“前見”即主體形而上學的概念框架，它從根本上規(guī)定了人類既有的目的論。

目的論的捉襟見肘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學技術帶來的。1969年7月16日，巨大的“土星5號”火箭載著“阿波羅11號”飛船從美國肯尼迪角發(fā)射場點火升空，開始了人類首次登月的太空飛行；1996年7月5日，英國科學家伊恩·威爾穆特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蘇格蘭的羅斯林研究所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體細胞克隆羊“多利”。上述例子中，航空技術突破的是人所生存的時空結構或環(huán)境系統(tǒng)，而克隆技術突破的是人所依附的生命現(xiàn)象及其意義。人理解其自我形象的兩個前提均受到沖擊。哲學家海德格爾對登月飛行發(fā)表的感言是：人已被連根拔起；倫理學家瑞薩姆認為克隆技術是破除人類精神神化歷史的最后篇章。任何事情的發(fā)生都有其必然性，由科學技術帶來的新現(xiàn)象也不例外，只是它們顯然不在軸心文化的視野之內，也超出了既有的目的論的概念框架，使之捉襟見肘。按照鮑德里亞的分析，人們不能用人學目的論來反對信息社會的“隨機突變”，不能用階級覺悟的提高來反對物理分子的“隨機擾動”，更不能用陳舊的政治經濟學或革命來反對信息的工具-符碼。在技術化社會，一切進入符碼的東西或試圖進入其中的東西，都被切斷了與人學目的論的聯(lián)系，都被無形的力量瓦解和綜合了。目前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似無可替代，但從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前景看，它也終將成為歷史的遺跡。[5]

目的論的概念框架捉襟見肘，但其是否因此就被時代所否定，退出了歷史舞臺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目的論是古老的人類學敘事（主體形而上學）的核心。它相當于人們用以觀察世界與自身的中樞神經，已經通過生物與文化的雙重遺傳變得根深蒂固。當一種目的論變得陳舊，無法應對現(xiàn)實問題時，人們依然會本能地從這一目的論出發(fā)，而不是跳出這一目的論去思考解決辦法，因此會出現(xiàn)“緣木求魚”的狀況。譬如把目的論的失效歸咎于技術與資本。很多人文學者提出要對技術與資本進行控制，因為它們“剝奪了人性”，加重了精神的危機。哈貝馬斯在《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科學技術》中指出，科學技術開始規(guī)范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領域，影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成為宰執(zhí)世界的力量，在“技術霸權時代”形成了“科技意識形態(tài)”。馬爾庫塞也認為在技術環(huán)境中，文化、政治和經濟融合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吞沒或排斥了一切選擇的余地，技術合理性已經變成了政治合理性。當精神世界喪失根基，遍布縫隙和裂痕，本以為堅實的支撐物開始搖搖欲墜時，一些人嘗試修葺或重建精神家園，恢復業(yè)已失去的東西。然而，“恢復過往的所有這些努力都無法面對這個業(yè)已改變的、無法恢復的世界，無法應對未來的挑戰(zhàn)與承諾，沒有認識到今天的問題與其說是失去了家園，不如說是現(xiàn)代世界（那個曾經富有意義且秩序井然的宇宙的相似物）把我們安頓得太好，以致已成廢墟的東西仍然充當著窒息自由的牢獄”。[6]

其二，目的論把世界變成了一個意義空間。當意義被賦予世界空間之后，這個空間就會變成封閉的結構，而一種空間的意義認同越強烈，改變它就越困難，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在原始思維互滲律的強化下，古代時間不但缺乏三維分化，而且是可逆的。到了近代，牛頓力學中時間也是可逆的，牛頓力學第二定律：F=md²s/dt²，其中時間t無論為正為負結果都是一樣的，可逆時空觀對于以肉眼和身體作為觀察世界的人來說是容易接受的。20世紀以來，盡管牛頓的時空觀在物理學中已被超越，但事實上，它仍然是今天的普通民眾和人文學者們觀察世界時不加反思的“前見”。人類社會空間仍然可被設想為一個穩(wěn)定的時空場所，人們在此追求進步、自由、平等、解放等理想。由于人類的生存離不開意義，在新的目的論誕生前，舊目的論盡管捉襟見肘，也聊勝于無。這種狀況加重了哲學在目的論思想系統(tǒng)中的“閉路循環(huán)”，即使深刻的哲學家也難免在此“負隅頑抗”。譬如，海德格爾認識到：“人類學對人的解釋建立在已經知道人是什么的基礎上，它從來不去追問人可能是什么？因為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將使人不得不承認自身的存在并沒有穩(wěn)固的根基，不得不承認人是會被超越的。”[7]但也是同一個海德格爾，最終又拐彎抹角地回到他激烈批判的主體形而上學中，在哀嘆科技進步的同時，與古代自然神論同流合污，在積極充當精神領袖的同時，與納粹政權沆瀣一氣。[8]如果目的論的變化跟不上時代和實踐的變化，那么，它便會淪落為虛偽的幻象，貌似高貴、神圣，實則因唯心主義特征而無用、無益。馬克思早就指出，“這些東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們對意識本身的作用愈小，那么它們對自身的捍衛(wèi)也就愈堅決，而這個標準社會的語言也就愈加虛偽，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9]

也許，要認清作為時代否定性的目的論，人文主義者必須誠實，要像尼采一樣。尼采認為，上帝之死暗示著虛無主義的興起，但這種暗示可能需要幾個世紀才會變得明顯。如卡斯滕·哈里斯所言，現(xiàn)代社會尚未正視自己的虛無主義基礎，人們仍然在一座其實已是廢墟的價值建筑物中尋求庇護。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開頭說道：“在無盡的空間中有無數(shù)發(fā)光球體，每個球體周圍都有十幾個較小的發(fā)光球體繞之旋轉，它們核心滾燙，外包裹著一個堅硬冰冷的殼；這個殼上一個發(fā)霉的薄層產生了有生命和認知的存在者；這就是經驗真理，真實的東西，這個世界。”[10]尼采接著叔本華的話進一步闡述：“從前，在分散成無數(shù)閃爍太陽系的宇宙的某個偏遠一隅有一顆星，在它之上有聰明的野獸發(fā)明了認知。這是‘世界歷史’最為傲慢和虛假的時刻，但盡管如此，它只有片刻光景。自然呼吸了幾下之后，這顆星便冷卻和凝結了，聰明的野獸不得不死去。”[11]我們當然不必追隨尼采的“決絕”，但至少應該認識到，在思想的路徑依賴之下，在捉襟見肘的目的論中，把技術排斥于人文世界之外，把人作為純粹的理性主體加以建構，這是不符合時代要求的。

時代的肯定性：不斷再生的控制論

乍看之下，控制論與目的論似乎有“神似”之處，但兩者相距甚遠?？刂普摚–ybernetics）源于希臘動詞“ΚvβερvετιΚσ”，意為“掌舵”，1834年，法國物理學家安培將其轉譯為法文“Cybernetigue”，指代管理國家的科學，即控制論。受安培這一詞語所啟發(fā)，借助戰(zhàn)爭中的控制與通信技術，1948年，維納推出巨著《控制論》（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控制論“Cybernetics”一經問世，即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遠遠超出了軍事技術領域。在詞語的內涵上，控制論概括的是自組織的、處于混沌邊緣的復雜系統(tǒng)及其涌現(xiàn)功能，它顛覆了目的論中的“以人為本”，以及人與物、社會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因此雖然可翻譯成“控制”，但實際上瓦解并刷新了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控制”。[12]在詞語的外延上，控制論涵蓋且遠遠超出了目的論，幾乎無所不包：物理的、生物的、技術的、社會的、經濟的和心理的等，以及由各種系統(tǒng)結合在一起而具有了新質的“超級系統(tǒng)”，如由世界經濟、社會和地球碳循環(huán)等系統(tǒng)構成的無法預測的全球氣候系統(tǒng)。自其產生后的70多年里，控制論幾經沉浮。20世紀70年代后，目的論支配下的科學與人文依然堅執(zhí)對立，控制論似乎由盛而衰，然而其真理內涵卻“青山遮不住”，不斷獲得發(fā)展，廣泛滲透到心理學、生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而且通過神經元網絡、深度學習法、機器人、人工智能，通信工程等的發(fā)展不斷“再生”。在整合起錯綜復雜的社會進步力量的同時，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低調而重要的肯定性“擔當”。

控制論不斷“再生”，并且不斷展現(xiàn)為時代的肯定方面，這同樣與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密不可分。從伽利略變換到洛侖茲變換、從牛頓的絕對時空觀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時空觀，自然科學的進展把一個變動的、開放的、自組織的控制論世界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這個世界與經典力學的世界迥然不同。從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說”到哥白尼的“日心說”；從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的提出到哈雷恒星位移的發(fā)現(xiàn)；從赫歇爾的銀河模型到哈勃河外星系的測定，人類對宇宙的認識視野一步步擴展開來，先前的“宇宙整體”總會演變成后來的“宇宙部分”。宇宙中我們可見的物質只占5～10%，而其他90%以上是不發(fā)光的暗物質，而中微子則是組成這些暗物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jù)控制論世界觀，人類社會絕非與自然宇宙無涉的獨立、穩(wěn)定的王國，人類社會產生并存在于宇宙是從一個非常隨機的初始狀態(tài)（大爆炸）開始，并且在膨脹狀態(tài)中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不斷從有序向無序的“時間之矢”的運動中，人的世界只是一個非常狹小的、相對平滑的、一個適宜智慧生命存在的過渡性空間，世界中的人只是享受著總體上不確定性中的短暫確定性。人類經過400萬年才發(fā)展成為農業(yè)社會；大約1萬年以后，工業(yè)革命開始形成一個工業(yè)社會；大約200年后，一個服務社會出現(xiàn)了；而一個知識社會的形成，大約只需要50年。此外，隨著人類實踐步伐的加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原有聯(lián)系不斷解體、嶄新的多樣化聯(lián)系日益形成。全球化突破了傳統(tǒng)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國家的狹隘視野，但全球化也不是最終目的，它處于被塑造和改變的過程中。[13]

控制論把自然、社會、人類、技術、信息等紛繁復雜的萬物看成一個處于不穩(wěn)定平衡態(tài)的系統(tǒng)，其中的各種因素互為中介，人及其“目的”也不例外。根據(jù)控制論，生物的人離不開與環(huán)境進行信息、能量交換的技術活動，生命體必然要干預有機界過程，根據(jù)自己的目標來改變它們。而且正是技術把人從動物界中分化出來，工具的使用為人的生存提供了必需的物質條件，促進了人類自然軀體的進化和大腦容量的增加，使語言、智能得以產生。如果沒有科學和技術，人類不知道宇宙及人類的起源，也不知他們將到哪里去。技術把宇宙的歷史、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和人的本質聯(lián)結起來。廣義的技術不但包括科學技術，而且包括人文技術，如契約制度等，它們與科學技術一樣是保證歷史前進的中介因素?？刂普摽梢愿爬ǖ默F(xiàn)象是真正辯證的、系統(tǒng)的。探索火星表面的自動機器人是控制論的，人體，大氣層的氮循環(huán)，或者海洋中水藻數(shù)量的波動也是復雜自動的。自我調節(jié)在各個不同層面上充斥自然界，從化學之小到宇宙之大。人的身體溫度總是在37°C左右，因為有多種互相影響的反饋循環(huán)接收到外部環(huán)境的信息，并且用這些信息調節(jié)生物化學過程。社會和經濟系統(tǒng)同樣也是控制論的、開放的演化系統(tǒng)。其中，各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新的東西不斷被創(chuàng)造出來，推動社會和經濟持續(xù)發(fā)展，具有明顯的非線性特征。[14]

如果說有局限的目的論帶來了意識形態(tài)的爭執(zhí)、戰(zhàn)爭、經濟危機等阻礙歷史進步的因素，不斷再生的控制論則保證了人類社會在遭受挫折后依然向前運動。從控制論的角度看，人類歷史內在于自宇宙大爆炸起的自然演化進程，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定性力量并非來自人類理性，以及解放、自由等觀念，“它遵從控制論系統(tǒng)內在的動力（internal dynamic），通過自我累積和擴張而不斷自我再造。它消化吸收各種不利因素，儲存其中有價值的信息，并把這些有價值的信息作為它發(fā)揮功能的必要中介。除了遵從宇宙整體的自組織變化外，它并沒有其他的必然性”。[15]控制論與歷史唯物主義一致，認為時代性質是由一定的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生產力狀況就有什么樣的時代性質，當科學技術帶來了生產力水平的重大變化，時代的性質會隨之發(fā)生變化。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機產生的是工業(yè)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所謂“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guī)律的支配”。[16]從某種程度上看，人類是通過技術延續(xù)著自然史，也就是說人類通過技術將宇宙和生物進化的過程以社會進化的方式延續(xù)下去，科技不僅是工具，它已成為時代發(fā)展的主要內容，具有了自組織的“目的”特征。當代人之所以還能把科學技術當作工具，或許是因為“現(xiàn)代技術的許多種類——原子彈、生物工程、計算機，是以不可見的、分散的、遠距離的方式控制人類主體。普通人要辨別由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17]

如果說時代的“生存之痛”與對目的論對“人”的形而上學設定有關，那么控制論則可以通過對人在天地間的正確定位和認識，一定程度上緩解人的種種心理問題。事實上，正是由于控制論在目的論之下發(fā)揮著作用，人們才沒有在既有的目的論失效后，陷入“杞人憂天”的狀態(tài)，也不會被周期性的自殺等問題所嚇倒。人是什么？人并非目的論中高高在上的先驗主體，而是控制論中一個重要的中介和運動要素。從最簡單的物理運動、化學運動、生物運動，直到最高級的思維運動、社會運動，都發(fā)生在人的生命軀體中，維持身體存在的新陳代謝過程就需要與其外部環(huán)境進行交流，如果這些運動過程改變了，那么身體和情感要么轉化并適應它，要么就不再存在。人類自詡為先進的當代社會生活，也依舊是人類原始行為在當代文化上的適應和膨脹而已。人類身上固有的先天性傾向，包括了激素反饋系統(tǒng)、情感強化系統(tǒng)以及各種學習適應規(guī)則等并不是當代社會的產物，而是控制論視野下的整體進化結果，自然借著一種絕對而不可控制的必然性，不但決定人類要呼吸和感覺，而且也決定人類要進行認知和判斷。根據(jù)控制論，當一個系統(tǒng)制造另一個系統(tǒng)時，它會變成它所制造的產物的一部分，這種過程稱為“自反性”。有一類叫做“自我催化”的化學反應也體現(xiàn)了自反性。1953年發(fā)現(xiàn)的DNA結構，以及隨后對于生命如何復制和演化的理解，回答了數(shù)個世紀以來關于生命的疑問。復雜的自動機（例如細菌、動物和人類）可以從簡單的自動機（例如自動催化的化學反應）演化出來。從極小到極大的尺度，不論是結構上還是功能上，都有著極端簡單的起源。生命是大自然實現(xiàn)“虛擬現(xiàn)實”的手段，圖靈原理借此在宇宙中呈現(xiàn)。

借助控制論，我們才能理解復雜如何從簡單中涌現(xiàn)，以及人的理性為什么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人類“具身”的大腦是一種第二級控制論系統(tǒng)，是由一千多億個神經細胞組成的、具有高度復雜結構的化學系統(tǒng)，經歷了千百萬年的進化之后，涌現(xiàn)出了一種有助于生存的能力-意識。具有存儲信息和操控信息的“理性”能力是大自然的基本特征，即使是細菌，也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精密的武器庫，這些武器幫助它們潛入寄主體內，擊敗潛在的“敵人”。人的大腦不同編碼神經元之間的數(shù)十億或數(shù)兆億突觸聯(lián)結有不同的結構，這些不同結構以不同方式介入大腦。每一個人的大腦都擁有大約1014個突觸聯(lián)結，但是沒有兩個人的計算功能完全相同，因為沒有兩個人會擁有相同的突觸聯(lián)結矩陣。某種程度上，人就是活動著的矢量轉換矩陣，是“肉體信息增殖器”，他時刻會對從感覺末梢的低熵能量流動而來的信息進行過濾和加工，生產出新信息，認知處理完成后，高熵的熱量由身體以紅外線的長波散射開來。在人所擁有的全部生物特征中，只有那些最有利于生存條件的性狀才能穩(wěn)定下來，而理性能力就是這種穩(wěn)定了的性狀之一。“所謂理性，是進化植入人類與其他動物頭腦中的‘自然智慧’，是演化適應者的生存發(fā)展工具。”[18]工具意味著改進的可能，意味著一旦脫離了演化母體，偏離了工具和中介的位置，理性便可能“文化”性地僵化，便會在實踐中失敗。即便是人類獨有的德性和“目的”，也是相同機制作用的產物，它們要么是古代人類對其賴以進化的那個環(huán)境的直接適應，要么是由更深層的、肉眼看不見的適應活動所釀就的，在嚴格的生物學意義上仍然具有適應性。

無論多么高級，人是控制論動態(tài)系統(tǒng)的一部分，始終不能脫離與物理、社會環(huán)境的交互。既有的目的論產生于科學不發(fā)達的人類社會早期，其缺陷是把人從演化系統(tǒng)中孤立出來，不能正確引導人們對自由的追求、對現(xiàn)實的批判?？刂普撟鳛闀r代的肯定性“擔當”，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與科學和技術結盟，它促使目的論立足于重新理解人自身，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與時俱進。

時代的辯證法：歷史洪流的融入方式

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人類史與自然史相互制約，當代控制論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人們呈現(xiàn)了一個辯證的、自組織發(fā)展的“大歷史”，如恩格斯所言，人類產生、發(fā)展和消亡在其中只是短暫的有限階段。以大歷史視角看，時代更迭的辯證法并不建立在任何“神意”基礎上，而是以技術實踐為中軸的、社會主體和社會客體互為規(guī)定而存在，又相互作用而發(fā)展的開放過程，它不會停滯于某個時刻和某個水平上。“我們假如把一般世界歷史翻開來，我們便看到一幅巨大的圖畫，充滿了變化和行動，以及在永無寧息的推移交替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個人。”[19]在歷史洪流這一巨幅畫卷中，維護現(xiàn)狀的力量和進行革新的力量，在各種社會層次上演著沖突激烈的“戲劇”。受技術促動，當代革新力與反革新力之間的主要矛盾，或者說歷史的前進與落后力量之間的斗爭，并不存在于目的論內部的兩種或多種選項之間，而是存在于目的論與控制論之間，是以主體形而上學為概念框架的舊目的論無法適應以控制論為主導的新時代的問題。今天，在表面上遲滯的時間與辯證法之下，時代的新舊交替和變遷在深層次醞釀著。無論個人還是國家，要適應控制論新時代，推動時代的辯證法向前運動，就要以正確方式融入歷史洪流。在這一注定曲折而艱難的過程中，有兩個思想環(huán)節(jié)不容忽視。

一是以控制論為基礎，辯證地認識主體與客體。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科學并且塑造了技術世界的革命是以重新理解主體——人自身為前提的。隨著跨學科的控制論之發(fā)展，打破人文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二分，重新辯證地認識主體再次被時代提升為一個重要議題。

一個人如果不把自己放置在全人類的大視野下，他便看不清楚自己；如果不把人類放置在自然演化的視野下，他便看不清楚人類；如果不把自然演化放置在宇宙的宏觀視野下，他便看不清自然演化。這里突出了控制論大歷史的重要性，主體與客體雖然互為中介，但離開大歷史這一客體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主體，因為人作為主體來源于大歷史客體，起源“規(guī)定”著后來的一切，辯證地看，主體即客體，哪怕在最具人性的地方，也不難發(fā)現(xiàn)作為“基質”的客體。“大歷史”是基因、心靈與文化協(xié)同進化的歷史，人的意識、自由意志和主體性皆來源于物理世界的“自然力”。人類文化的“自由追求”，與物理的“時間之矢”、生物的“基因信息”以復雜的方式相互作用，共同上演至今仍未落幕的進化大戲劇。這個大戲劇突破了“絕對時空”，它也突破了人的意識限度，人的開端與結局并不在人自身的把握之內，進化大戲劇展開的速度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從靈長類動物到智人進化以十萬年為單位，而從智人到現(xiàn)代人只經過了幾萬年。現(xiàn)在，“腦機接口”這樣的生物改造工程，讓人類生命進化的速度更快，未來的演進非常有可能以百年為單位，甚至更短。人類正在一步步重新定義“什么是人”。

主體形而上學概念框架中的“人”的概念雖然為人類發(fā)展立下“汗馬功勞”，但卻存在兩大認知“盲點”：一是人的自然起源；二是人在至今尚未落幕的、包括社會進程在內的自然演化過程的中介性位置。主體形而上學的特點就是把“人”從自然演化中孤立出來，使“人”從被動中介者，變?yōu)樽越o自足的“先驗主體”。柏拉圖以來的主體形而上學與人類心智中二元性本能極為合拍。在幾千年的文化與生物雙重遺傳和演化過程中，各種理性概念與非理性情感一一對應和捆綁起來，構成了自帶光環(huán)、免于審視的概念王國，其中以宇宙大爆炸起點的大歷史得不到正確認識，人的自然起源、人的時間性與中介性存在的含義都被壓制在集體無意識的深處。無論如何，人是未完成的存在，他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用“從后思索”的方法來理解人是必要的，“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只有參照歷史進程中的新事物，“人是什么”才能得到相對完整的理解。機器人、克隆人、生化人、虛擬人、電子人、合成人······人的各種超級技術“替代”形式已經或將要登上歷史的舞臺，它們可能代表人類進化的下一個階段，正如現(xiàn)代人不同于原始人一樣，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人類將重新塑造自己的新形象。如何重新定義人類，這是21世紀的人類可能面臨的關鍵性政治與哲學問題。

辯證地認識主體與辯證地認識客體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客體不是主體的僵硬對立物，客體是控制論主導的動態(tài)世界本身。一方面，科技界風暴式的進步，媒體界潮流般的各地新聞，企業(yè)與國家之間愈加緊密的全球化聯(lián)系，讓人無法對客觀世界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客觀世界走它自己的路”。被固定在觀念中的所謂“客觀世界”只是真實客觀世界的片斷，真實的客觀世界是復雜的系統(tǒng)性存在，而且復雜系統(tǒng)的發(fā)展已經走過了幾個世紀。從日常的機器系統(tǒng)到全球信息系統(tǒng)都是如此。人類使用的飛機、計算機等復雜機器的數(shù)量以指數(shù)翻翻，凝聚全球文明的信息系統(tǒng)和規(guī)則也不斷復雜化，Windows操作系統(tǒng)的源代碼長度令程序員也讀不懂。事實上，自給自足的高技術系統(tǒng)目前已經遍布世界，以超出人類理解的模式運作著。機器之間彼此進行多種互動，更像是彼此間的算法交流，正是這種交流使金融交易逼近光速，在這一過程中人類主體的“主宰”已經變得次要。人、技術，龐大的互聯(lián)網、大型的基礎設施，處于控制論的“糾纏”態(tài)。電腦的“進化規(guī)劃”算法能利用奇異的物理和電子現(xiàn)象來解決問題，這是人類工程師始料未及的。

辯證地看，客體也是主體。當然，這不是黑格爾“絕對精神”意義上的，也不是康德先驗綜合意義上的，客體作為人的生存環(huán)境并不是知覺刺激的單純供應者，相反，它是人的一切思考和一切清晰知覺的構造環(huán)境和“場所”?？刂普撆c謝林的自然辯證法有相通之處。兩者都認為，動態(tài)的客體“產生”出主體，以此實現(xiàn)對其自身的“認識”和“提升”。隨著智能計算機的進一步發(fā)展，各種智能“物品”將會成為人類日常生活和環(huán)境的一部分，它們將從單一的客體變?yōu)樯鐣黧w，與人類的社會結構無間互聯(lián)。因為不能辯證地認識客體，目前關于人工智能的很多爭論都偏離了主題，一些流行的說法被人類倫理所扭曲了。如果人類想研發(fā)出真正具備智能的機器，就必須辯證地而非二元對立地看待主體與客體，將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大門向生命、演化和混沌敞開，同時積極接納和利用哥德爾自我指涉的力量。

二是以控制論為基礎，重新構造目的論。歷史告訴我們，當價值與事實之間出現(xiàn)落差時，人們不應否定價值本身，而應該更新價值，同理，發(fā)揮動力作用的目的論本身也沒有錯，錯的是它的陳舊。然而，上文已經提到，要舊目的論退出歷史舞臺是相當困難的，盡管很多“有識之士”認識到了目的論存在問題，但由于反思不徹底，他們仍然是從既有的目的論出發(fā)，從“固定的人”出發(fā)去改造目的論。不但迷信、偏見和恐怖主義等是舊目的論的產物，以反思目的論為名，開歷史倒車的所謂“自然論”“感知論”，乃至打著科學旗號的科學至上主義，也依然是舊目的論的產物。因此更新和重構目的論必須要以控制論為基礎，而不是以目的論為基礎。只有以控制論為基礎，人們才能理解意識與宇宙一直是相互關聯(lián)的，才能逐步從主觀上擺脫對空間和時間的常識性知覺，才能把反思推向深入，認識到隱藏于人類語言和意識中的“前見”缺陷。從控制論視角看，語言和意識都是演化的產物，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內在于語言和意識的“主體隱喻”，以及“理想空間”這一主體形而上學認知模型，很好地服務于人類，也推動歷史進入了信息時代，但恰恰因為它們服務得太好了，以至于人們已經混淆了認知模型中的人、世界與真實的人、世界。

以控制論為基礎的新目的論主要在兩個方面區(qū)別于舊目的論。第一，新目的論是謙遜的。在舊目的論中，人是固定不變的存在，是自然界的最終目的，而在新目的論中，人是未完成的，不是自然界的最終目的。建立在控制論基礎上的新目的論是謙遜的，它承認人作為動態(tài)宇宙中介者的“無知”“無能”的一面，而深藏于舊目的論之下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慣卻阻止人們承認自己的“無知”“無能”，不愿承認自己對涌現(xiàn)新事物的變動世界缺乏掌控。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達爾文的進化論引發(fā)了他那個時代的人的憤怒，量子物理學家的認識引起當代人的恐懼。實際上，對于受自然演化之初始條件制約的“人”來說，“無知”“無能”并非“缺陷”。正是因為產生并受制于動態(tài)的客觀世界，正因為天然的“無知”“無能”，人類才獲得了復雜的神經環(huán)路，思維才能成為一種符號操作過程，人才作為主體去感知和改造世界，并且在與外部自然的物質、能量交換過程中、在一定社會結構下，建立起有利于生存和發(fā)展的知識體系。說到底，真理不是演繹或歸納的產物，而是主體在試錯中與客體互動的結果。人不能在“居高臨下”的目的論中，把世界當作人的意識和意志的函數(shù)，因為人的意識和意志不是自足的，它們是時間或時代（或者說持續(xù)至今的自然演化）的函數(shù)。如果割斷使人感到“無知”“無能”的“束縛”，人便會在抽象認知中收縮為一個超時空的“感知器”，這個缺乏自知之明的“感知器”會自然地在一個安穩(wěn)地存在了幾千年的概念世界中扮演上帝，會自然地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绞亲哉J“無所不能”，并在自己編織的敘事中進行各種“目的”性實踐，就越是會因為無視客觀規(guī)律而遭遇失敗，直至社會運行難以為繼，其才不得不重新認識自己，承認自己“無知”“無能”的一面，并因此融入變動的歷史潮流，獲得新發(fā)展。

第二，新目的論是開放的。在舊目的論中，世界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宇宙空間，舊目的論認為人可以通過理性把這個空間建造成一個理想的人間天堂。但事實證明這一設想忽視了時間的力量，而且人不是上帝，也不是可以隨意支配宇宙秩序的建筑師，舊目的論給人們提供的意義空間有虛妄成分，虛妄的意義阻礙了時代辯證法的運行，是人類通往真正自由的障礙。囿于舊目的論，一些人把“理想”的喪失當作可怕的虛無主義，但在新目的論看來，拋棄不合時宜的“理想”不但不可怕，而且會使人更加接近他的自由本性，更加無畏地追求開放的新理想。自由不是目的論意義上的有限自由，而是控制論意義上的無限自由。作為追求真理的條件，自由不承認任何限制，它理應把人引向理性所無法把握的無限，人的自由本性使其不能在有限的空間當“幸福”的動物，而只能在無限開放的自我超越中獲得理想的安慰。畫家安德烈·馬松有一幅畫，描繪的是無頭怪這一神話形象，巴塔耶寫了一個警句與之相配：人會像犯人逃脫監(jiān)獄一樣逃脫他的頭。在巴塔耶看來，人要想逃脫形而上學的鎖鏈，獲得真正的自由，唯一的途徑就是逃脫自己的軀體。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世界，隨著龐大工具系統(tǒng)的不斷進步和完善，人的身體和頭腦日益顯得原始與落后，從趨勢上看，當代高科技可能將肉體和物體、人體和機器，人腦和電腦、生命和技術、生物和文化相互融合，構成新的人體，使人們普遍成為自然和科技的共同產品。“如果說技術的第一次使命是使人從自然人變成社會人，從野蠻人變成文明人，從古代人變成現(xiàn)代人，那么從趨勢上預測，第二次使命則是通過‘去肉體化’和信息化，使人從實在人變成虛擬人，從物質人變成信息人，使人整體性地進入信息界，成為一種信息存在。只有信息人才能使人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成為自由的人。目前信息技術的未來延伸就承載著這一使命，這也是“信息化”的擴展含義和最高價值。”[20]這種信息化預言，以及馬克斯·摩爾、雷·庫茲韋爾、凱文·凱利等人立足于高科技，提出的各種技術化“超人類”（或“后人類”）主張盡管有技術烏托邦的嫌疑，但在客觀上也為目的論開啟了新的視野，促使人重新思考自身。在控制論基礎上，超越舊文化，重新構造開放的新“人文理想”，自覺推動技術時代的前進，對處于思想困境中的人類來說，這也是辨析前進力量后的理性選擇。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新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影響與世界意義”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6BZX019、2018mgchq018）

注釋

[1]［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輝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4頁。

[2]Fletcher R. ed, Beyond Resistance: the future of freedom,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2007, pp. 1-2.

[3]［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125頁。

[4]［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3》，裴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6頁。

[5]陳慧平：《科學技術時代的人文精神反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7～18頁。

[6][10][11]［美］卡斯騰·哈里斯：《無限與視角》，張卜天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第2、7、8頁。

[7] Heidegger M.,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William Levitt trans., New York, Harper&Row, 1977, p. 153.

[8]Sluga H., Heidegger's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5.

[9]［德］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1頁。

[12]［德］托馬斯·瑞德：《機器崛起：遺失的控制論歷史》，王曉、鄭心湖、王飛躍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7年，第9～19頁。

[13]陳慧平：《科學技術時代的人文精神反思》，第110～111、197頁。

[14]［英］喬治·扎卡達基斯：《人類的終極命運》，陳朝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65頁。

[15] Lyotard J.F.,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olity Press, 1991, p. 7.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頁。

[17]Bark E. ed, Man, Nature& Technology, St. Martin's Press, 1988, p. 92.

[18]Gigerenzer G. and Selten R. ed,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1, p. 72.

[19]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第72頁

[20]肖峰：《人的數(shù)字化發(fā)展與人學新課題》，《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陳慧平，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辯證法、科學技術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著作有《科學技術時代的人文精神反思——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深層探索》《人·時間·辯證法——中國道路的哲學基礎探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