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歐盟準備不足、協調不力，成員國分歧加劇，團結原則受到嚴峻挑戰(zhàn)。但是，歐盟在應對過程中并未缺位，其表現出的不足是權能和責任失配以及成員國固有利益、價值分歧的必然結果。歐盟經歷多重危機，表現出一定的韌性，但面臨系統(tǒng)性危機，如果成員國不能表現出雄心，向歐盟轉移必要的權能，并重新在共同體精神下擴大妥協和共識基礎，則歐盟前景堪憂。疫情危機表明，歐盟近年來尋求所謂對外行動的戰(zhàn)略自主和相對獨立的“主權歐洲”路徑，難以應對危機，保護歐洲。

【關鍵詞】歐盟 疫情 一體化 “主權歐洲” 【中圖分類號】D814.1 【文獻標識碼】A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洲一體化一直處于危機應對模式，從烏克蘭危機到恐怖主義襲擊，從難民危機到英國脫歐，歐盟在多重危機中艱難前行。2019年歐盟新機構成立，面對中美博弈，躊躇滿志宣布其“地緣政治委員會”定位，意在推動實現歐洲主權。但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歐洲造成前所未有的打擊。成千上萬人失去生命，經濟開始萎縮，社會治理模式面臨考驗。更重要的是，疫情再次暴露了歐盟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和成員國之間的分歧，歐盟的合法性和價值受到質疑，一體化面臨史上最嚴峻挑戰(zhàn)，也走到了成敗的關鍵路口。歐盟作為世界上重要的力量之一，其一體化前景對于演變中的世界秩序至關重要?？陀^認識和評估歐盟當前的危機應對及其影響，是理解歐盟未來發(fā)展前景的重要前提。

囿于制度性限制，歐盟應對疫情協調不力，但并未缺位

針對歐盟在應對疫情中的表現，有觀點認為其嚴重缺位，成員國各行其是，亂象叢生。但是，分析歐盟的應對舉措，可以看出面對世紀疫情，囿于制度性限制，其在危機應對方面顯得力不從心，但并未缺位。理解歐盟，需要避免將其與主權國家的統(tǒng)籌和協調能力進行對比。

面對疫情，歐盟曾一度懈怠，并持旁觀者心態(tài)，準備不足，27個成員國無一幸免。意大利、西班牙更是出現嚴重的醫(yī)療資源擠兌情況，出現前所未有的公共衛(wèi)生安全危機和經濟社會危機。可以說，在疫情早期，歐盟及其成員國均持觀望心態(tài)，認為疫情不會蔓延至歐洲。同時，對自身的醫(yī)療能力又過度自信，面對疫情蔓延嚴重準備不足。2020年1月24日當法國報告三起新冠肺炎死亡案例時，歐盟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自信滿滿，表示歐洲有充分準備應對疫情。此后，又表示歐洲有充分的檢測能力。成為暴發(fā)中心后，歐盟危機管理委員表示：“或許沒有人預料到如此大規(guī)模的疫情會在歐洲發(fā)生。”馮德萊恩也為此曾公開道歉表示：“事實上沒有人為這場疫情做好準備。”

成員國各行其是，歐盟協調不力。2013年10月歐盟通過《嚴重跨境衛(wèi)生威脅決議》，旨在幫助成員國評估風險，分享經驗，加強協調，實現衛(wèi)生安全。2001年出臺并在此后多次升級的《民事保護機制》賦予成員國尋求相互支持。此外，歐盟還有針對緊急情況在最高層面一體化的政治危機應對機制。上述機制在疫情早期基本處于失靈狀態(tài)。歐盟機構對成員國醫(yī)療資源儲備情況不知情，甚至成員國自身也未完全掌握。意大利在激活民事保護機制尋求醫(yī)療物資支持時，竟無人響應。歐盟領導人雖舉行視頻峰會，協調政策，但隨后在關閉邊境等問題上仍各行其是。不僅如此，面對疫情，各國自危，發(fā)出一系列混亂信號，繼法國單方面宣布征用口罩并對消毒液實施價格管控后，德國禁止醫(yī)療物資出口，甚至出現相互截留醫(yī)療物資的鬧劇。至此，歐盟單一市場，共同邊境政策在疫情沖擊下“名存實亡”。

盡管如此，歐盟也并未缺位。在大流行初期，歐盟采取協調措施，合作撤僑。當德國和法國對醫(yī)療設備實施出口禁令時，歐盟利用其在單一市場上的權能，推動禁令解除。當成員國封鎖邊境，歐盟出臺邊境管理措施指導方針，最終宣布實施30天的共同邊境封閉，并建立防疫物資和人員的“綠色通道”。除此之外，在“救助歐盟”（RescEU）的倡議下，歐盟直接向成員國的衛(wèi)生系統(tǒng)提供支持，并啟動聯合醫(yī)療物資聯合采購倡議，建設醫(yī)療設備共用戰(zhàn)略儲備庫。

經濟層面，與處理歐元區(qū)債務危機相比，歐盟行動更加迅速。歐央行在短暫的猶豫之后，迅速宣布在職權范圍內采取任何必要行動，并宣布了總額高達7500億歐元的緊急購債計劃。歐盟委員會第一時間放松了一系列財政規(guī)則和補貼規(guī)則，賦予成員國更多的財政空間應對疫情。盡管分歧重重，歐盟成員國財長也最終達成協議，為應對歐洲新冠肺炎疫情實施總額為5400億歐元的大規(guī)模救助計劃，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沖擊。更為突破性的進展是，7月21日歐盟在長達92小時談判后，最終就7500億歐元的復蘇基金達成共識，是其歷史上成員國第一次就聯合發(fā)債達成協議，釋放出團結應對危機的積極信號。

歐盟治理體系的深層悖論被系統(tǒng)性挑戰(zhàn)放大，引發(fā)公信力和合法性危機

作為高度一體化的組織，歐盟成員國利益彼此間深度依賴。統(tǒng)一的大市場、共同的貨幣以及申根范圍內人員的自由流動，使得任何危機都具有系統(tǒng)性特征，需要歐盟層面共同應對。但是，歐盟治理體系的深層悖論是其治理權能分裂。作為主權國家聯合體，其只能在成員國賦權的領域采取行動，在其未享有權能的領域，政府間機制是主要的治理方式。這時，歐盟面臨的治理現實就是挑戰(zhàn)的無邊界性與政治和社會邊界之間的沖突。在邊界之內，不同的利益、價值和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經常遠比應對危機本身更重要。結果，當系統(tǒng)性挑戰(zhàn)到來時，歐盟陷入治理困境，從而引發(fā)公信力和合法性危機。

歐盟的歷次危機都不同程度暴露歐盟的治理缺陷。債務危機發(fā)生時，歐盟層面缺乏危機應對機制，除了條約規(guī)定“不救助原則”的制度性束縛外，歐盟有限的預算資源也難有作為。“政府間方式”成為應對危機的主導性方式，各國基于自身的觀念和利益分歧以及國內政治的束縛，造成危機不斷延宕。難民危機下，一體化尤其是申根區(qū)人員的自由流動，使移民問題顯著具有超越主權和邊界的特性，需要歐盟層面應對，但在難民問題日益與安全威脅以及身份認同相互關聯的背景下，成員國基于主權敏感性，日益采取不妥協的立場，導致難民分配方案久拖不決，危機最終演變?yōu)槿娴恼巍⑸鐣桶踩C，并成為英國脫歐的關鍵驅動性因素之一。

疫情危機再次詮釋并放大了歐盟的治理缺陷。衛(wèi)生領域屬于成員國權能，歐盟擁有的協調機制和政策工具有限。歐盟啟動了協調機制，但協調意愿和行動卻取決于成員國。當成員國政府作為衛(wèi)生安全的“最終守護者”時，在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綜合考量之下，各國的自顧行為成為一種本能的選擇。雖不難理解，但卻引發(fā)民眾對歐盟價值和作用的嚴重質疑。因為，歐盟的價值與合法性源于其功能性作用，即民眾認為其是最合適的機構，能夠滿足公共需求，提供有效的服務和附加值。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健康以及生命安全威脅，歐盟的無力，無限放大了其治理缺陷，這也是為什么歐洲政治領導人多次表示“能否成功應對疫情，關乎歐盟的生死存亡”。

成員國分歧加劇，團結原則再次面臨挑戰(zhàn)

歐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追求的是在“多樣性中實現統(tǒng)一”，成員國的妥協、團結和共識文化是一體化不斷推進的根本保證。但是，歷經多重危機侵蝕，成員國利益與價值分歧本已前所未有，東西歐圍繞民主與法治問題陷入沖突，南北歐在財政紀律和經濟政策上相互指責，歐盟內部妥協與共識的空間已不斷縮小，團結與共識危機已成為阻礙一體化的深層因素。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容克曾對歐盟內部的分裂表示：“成員國之間從未擁有如此少的共同立場和彼此能夠合作的領域，歐盟也從未經歷過如此嚴重的碎片化。”

疫情危機重新撕開成員國間的裂痕。圍繞難民分配和法治問題，歐盟內部東西沖突已上升到價值和觀念層面，多次對簿公堂。波蘭和匈牙利認為歐盟委員會在法治和民主方面施壓是“對其主權的政治干預”，在難民分配問題上實行道德綁架。歐盟方面和西歐國家則認為其是違反團結原則，“破壞法治，影響歐盟運作”。疫情下，波蘭和匈牙利的防控措施再次引發(fā)歐盟機構和西歐國家的關切，歐盟委員會警告匈牙利和波蘭不要以抗疫為名犧牲民主。歐洲議會于4月17日通過一項決議，稱匈牙利和波蘭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期間的最新行動“完全不符合歐洲價值觀”。

南北矛盾上，疫情重新撕開了歐元區(qū)的傷痕。如何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以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為代表的南歐國家主張發(fā)行“新冠債券”，遭到德國和奧地利等國的堅決反對。南歐國家認為“新冠債券”是歐盟團結的體現，北歐國家則重提道德風險和財政紀律。當荷蘭財長提議對南歐國家無法應對疫情經濟沖擊時，引發(fā)南歐國家強烈不滿，認為“令人反感”，是對歐盟未來的威脅。最終在德法的加強推動下，各方雖就復蘇基金達成一致，但在以荷蘭為代表的“節(jié)儉四國”要求下，賦予了資金撥付以緊急剎車機制，也為其有效實施增加了不確定性。

每一次危機都考驗團結原則，歐洲的共同體精神已遠不如從前。疫情下，歐盟內東西南北矛盾的再現，毫無疑問會產生長期的影響。成員國利益、價值的分歧，已導致對“團結原則”本身缺乏共識，一國的“團結”在他人看來則可能是“分裂”。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德洛爾針對疫情期間歐洲缺乏團結提出警告，認為其對歐盟是死亡威脅。成員國缺乏團結不僅影響聯合行動的可能，還會根本影響民眾對歐盟的支持。民調顯示，由于疫情初期意大利求助未果，已導致67%的意大利人認為歐盟成員國身份使其不利。

“多速歐洲”和“主權歐洲”：一體化的未來路徑

在過去十多年的多重危機中，歐盟在摸索中成長，也向世界展示出一定韌性。在處理債務危機方面，歐盟建立了歐洲穩(wěn)定機制，該機制正在當下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挑戰(zhàn)中發(fā)揮作用。應對難民危機，雖在通向共同的難民政策上，路長且艱，但歐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強了邊境和海岸警衛(wèi)隊建設。面對英國脫歐，歐盟打破了外界的認知，迄今在與英國談判中仍能維持團結的形象。從這個角度看，歐盟的歷程印證了歐洲一體化創(chuàng)始人讓·莫內的名言，即“危機鍛造歐盟”。

但是，歐盟“小步走”的危機摸索路徑無法解決歐盟內部的深層制度困境。治理體系中的權能和責任錯配，成員國分歧所造成的日益離心態(tài)勢，政治和社會分裂帶來的認同危機，都嚴重損害了歐盟合法性。歐盟曾經作為帶來和平、繁榮和穩(wěn)定的利益共同體，已演變?yōu)樵诟鞣N危機中的責任共同體，其附加值不斷受到質疑。結果導致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歐洲懷疑論力量膨脹。

面對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機，歐盟仍在摸索。但是這次危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破壞性，從生命安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多層面挑戰(zhàn)歐盟的保護功能。民眾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威脅、經濟受沖擊、社會不平等和分化加劇。面對百年未遇的危機，需要歐盟采取更具雄心的行動。意大利總理孔特表示，如果歐盟不能應對危機，歐盟大廈將傾。

英國脫歐后，歐盟開展了未來一體化路徑的反思。在內部分裂和民粹主義力量高漲的情況下，歐盟提出了“多速歐洲”的設想。盡管一體化理念的日趨務實和法德主導推動，曾一度使得“多速歐洲”在歐洲范圍內形成共識，但由于各方對如何實踐“多速歐洲”，包括“多速歐洲”意愿聯盟的構建、啟動、深化合作的領域以及實現“多速”的方式等并無清晰路線圖，加之可能引發(fā)的機制性沖突，“多速歐洲”一直面臨知易行難的局面，并未取得顯著進展。當前，圍繞“新冠債券”，法國重提“多速方式”，建議構建意愿聯盟，共同發(fā)債，但能否重啟多速模式、推動一體化進展遠未可知。

此外，面對內部一體化僵局，在中美博弈背景下，“主權歐洲”也正成為歐盟應對挑戰(zhàn)的關鍵詞。2017年9月馬克龍總統(tǒng)索邦演講中表示：“面對多種挑戰(zhàn)，歐洲無法再依賴不變的政策、程序和預算工具，也不能選擇回到民族國家邊界，唯一的出路是重建主權的、聯合的和民主的歐洲”，正式提出實現“主權歐洲”的目標。但是，迄今“主權歐洲”并沒有確切的含義，其核心是強調團結、自主和保護能力。不過，歐盟的團結，自主和保護能力都明顯的具有外部性特征。其強調在大國博弈背景下，歐盟保護“免受外部控制”的能力，并提出一系列主權概念，包括經濟主權，技術主權，數據主權以及防務能力的提升。相應的，歐盟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強化貿易防御手段，加強投資審查制度，更新法律框架和創(chuàng)新金融工具以加強對戰(zhàn)略行業(yè)的扶持力度。更為突出的是，其意在工具化歐盟統(tǒng)一大市場并利用其規(guī)則制定權，維持其在大國博弈背景下的競爭力和塑造力。

疫情背景下，歐盟討論進一步收緊外來投資、推動重塑產業(yè)鏈、降低對世界的依賴，都是遵循“主權歐洲”的邏輯結果。但是，“主權歐洲”的一體化路徑具有明顯的保護主義特征，甚至帶有“孤立主義色彩”，姑且不說在相互依賴的全球化背景之下，試圖通過“戰(zhàn)略獨立”實現保護之目標能否實現，就疫情帶來的考驗來看，“主權歐洲”絕對不是有效路徑。從債務危機到恐怖主義威脅，從難民危機到疫情危機，歐盟需要應對的都是治理能力赤字問題。無論是通過“多速歐洲”還是其他路徑，歐盟發(fā)展的根本是走出當前的制度性困境，向歐盟轉移更多的權能，彌合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實現能力和責任的匹配，以應對系統(tǒng)性危機。否則，即使疫情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歐盟也很難面對未來更多無法預期的危機。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歐洲研究所副所長）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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