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漢的長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是踐行德治精神的結(jié)果。西漢建立之初，漢高祖君臣在將天下理解為產(chǎn)業(yè)的同時，又確立了與天下人同利的倫理原則，并將順應天下民心視作解決統(tǒng)治危機的方案。經(jīng)由文帝的治理實踐，漢代的德治精神得以建立。西漢初期的“天下”之義是樸素的社會共識。西漢中后期，儒家學說所緣飾的“天下”之義重釋了制度，強調(diào)制度設計須體現(xiàn)天下人的意愿。東漢朝野達成有關“天下”之義的共識，轉(zhuǎn)向道義篤行。由此，天下意識從自發(fā)的集體意識發(fā)展為蘊含著社會動員能力的道德意識。傳統(tǒng)中國的德治精神及其實踐正是以這種天下意識為觀念基礎的。

【關鍵詞】天下意識 漢代 德治精神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tǒng)王朝中，漢朝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承襲秦制，而且將戰(zhàn)國以來的各個地域文明融為一體，實現(xiàn)了長治久安。更為重要的是，漢朝創(chuàng)建者起自民間，親歷秦朝因不恤民力二世而亡的歷史，因而較為重視民心，在刑罰、賦役、教化等領域推行德治政策?？梢哉f，對待天下民心的態(tài)度不同是漢朝與秦朝施政精神的最重要差別。近代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說：“（天下）義莫明于西漢，至東漢則稍以湮晦矣。”呂先生明確將天下之義的彰顯視作兩漢尤其是西漢的重要時代特點。

天下意識與西漢王朝的道義基礎

漢高祖劉邦擊敗項羽一統(tǒng)天下后，曾向其父問起：“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chǎn)業(yè)，不如仲力。今某之業(yè)所就孰與仲多。”在漢高祖的意識中，天下只是皇帝的產(chǎn)業(yè)，故而向曾經(jīng)輕視自己的父親炫耀起所擁有的天子之產(chǎn)。漢高祖的言論發(fā)表于象征最高權(quán)力的未央前殿，并得到群臣大笑、皆呼萬歲的回應，可見漢初統(tǒng)治階層對天下的產(chǎn)業(yè)性有著共通的理解。在漢初的語境中，天下除了產(chǎn)業(yè)的意涵外，還具有人的涵義。在總結(jié)漢高祖成功的原因時，高起、王陵說：“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此處的“與天下同利”，原本特指劉邦與功臣共享天下產(chǎn)業(yè)，但引申出來一個普遍原則：天下在詞義上指稱所有人，作為產(chǎn)業(yè)的天下由天下人共享。正是基于這一原則，天下民心成為漢朝統(tǒng)治階層施政所須首要考慮的問題。

以天下民心為依據(jù)來處理危機，漢初的典型事例是漢高祖與呂后之間持續(xù)數(shù)年的政治紛爭。漢高祖因?qū)檺燮莘蛉硕牧②w王如意為嗣。叔孫通表達了反對意見，理由是：“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史記·叔孫通列傳》）叔孫通曾供職于秦二世朝廷，又在漢初禮制建設中起過重要作用，他的這段陳述以“天下皆聞之”為據(jù)，認為決策當基于廣泛的民意。當時的朝廷大臣大致分為兩類人，一類如叔孫通主動參與政治紛爭，另一類則選擇置身事外。被漢高祖稱為“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的張良，便是后一類的代表人物。當呂后前來問計時，張良的回答是：“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余人何益。”（《史記·留侯世家》）張良也提出了天下原則，與叔孫通重視“天下”對政治的參與不同，張良著眼于政治決策的后果，認為衡量決策的標準是“天下安定”。

漢初政治紛爭的塵埃落定，其實源自第三種天下敘述的出現(xiàn)。面對叔孫通的進諫，漢高祖表面上聽從，但內(nèi)心仍固執(zhí)己見。轉(zhuǎn)機的出現(xiàn)緣于張良的介入。在呂后的問計下，張良策劃請來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此四人皆八十余歲，認為漢高祖慢侮人而不愿為漢臣，故逃匿山中。盡管如此，漢高祖仍然將四人看作是高士。漢十二年，漢惠帝陪同漢高祖宴飲，東園公等四人侍從，漢高祖見到他們須眉晧白、衣冠甚偉，問明姓名而大驚。四人亦向漢高祖稱漢惠帝“為人仁孝，恭敬愛士”，還說“天下莫不延頸”愿為其死。東園公等不僅將“仁孝”置于天下民心的層面予以闡釋，而且認為民心會轉(zhuǎn)化為天下人的行動力。漢高祖意識到朝廷之事看似并非百姓切身之事，但卻會影響百姓看待朝廷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將會決定王朝的盛衰。漢高祖由此改變了想法，他指著四人離去的身影對戚夫人說：“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史記·留侯世家》）漢高祖從天下事的角度考慮社會的擁護度及社會勢力的結(jié)成，這一思考維度顯然與秦始皇、秦二世有著明顯的不同，或當源自秦末的政治體驗，他本人便是反抗秦政的社會領袖之一。漢高祖不僅需要考慮統(tǒng)治集團的態(tài)度，同時還要考慮其他社會群體的態(tài)度。漢高祖對天下民心的重視，為漢朝德治政策的出臺奠定了重要的觀念基礎。

天下民心與德治精神的確立

從漢高祖的行事可見“天下民心”在漢朝政治舞臺上起著規(guī)范性作用，“天下安定”成為政治決策最重要的衡量標準。漢高祖的這些觀念或許只是不自覺的，但是卻為后世樹立了敬畏民心的典范。如果從民心的角度來說，對漢初人物的擁戴主要依據(jù)其個人素養(yǎng)與能力。

漢惠帝崩于呂后執(zhí)政時期。待呂后去世后，周勃等人發(fā)動政變誅滅呂氏，皇位由此空缺，這是皇帝制度建立后的首例繼承危機。長安城的大臣們討論齊王、淮南王與代王的優(yōu)劣。齊王之父為漢高祖長子，一開始被大臣們視作首選，但齊王母家駟鈞為惡人，呂氏執(zhí)政的教訓猶在眼前，故而大臣們以“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為由淘汰了齊王。淮南王年少，母家又惡，也不在考慮之列。最后大臣們選立代王（即漢文帝），理由是：“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于天下，便。”（《史記·呂太后本紀》）

大臣們對于皇位繼承資格的討論，仍以“仁孝聞于天下”為最終依據(jù)。盡管當日政權(quán)由長安城的大臣們掌控，但他們?nèi)皂氁?ldquo;天下”的名義考慮王朝的未來。當代王得知自己將被迎立之時，態(tài)度十分消極，不愿卷入朝廷政爭之中。后來改變主意，主要緣于宋昌的勸諫：“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圣仁孝，聞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史記·孝文本紀》）宋昌認為代王被迎立的根據(jù)是“賢圣仁孝，聞于天下”。這一判斷與長安城的大臣們相同。在漢初的危機處理中，天下民心再一次成為關鍵因素。

正因漢文帝即位的基礎是“天下之心”，故其不愿以私天下的觀念來執(zhí)政，他說：“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不能“忘賢有德者而專于子”（《史記·孝文本紀》）。漢文帝認為選拔人物，須將“賢有德”的標準置于血緣親疏關系之前。在漢文帝的觀念中，天下民心重于父子相繼的權(quán)力繼承原則。在漢文帝一朝，“純厚慈仁”成為有司進諫的價值依據(jù)。在施政上，漢文帝以節(jié)儉著稱。他曾經(jīng)想建造一座露臺，召工匠計算，需要百金的費用，漢文帝說：“百金中民十家之產(chǎn)，吾奉先帝宮室，?？中咧?，何以臺為！”于是停止了修建計劃。漢文帝常穿著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為自己修建陵墓均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也不治墳。司馬遷認為漢文帝的這些舉措旨在“以示敦樸，為天下先”，即以敦樸為天下人的表率。漢文帝在臨死前頒布遺詔，拒絕厚葬重服，認為厚葬重服是“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史記·孝文本紀》）可見順應天下民心是漢文帝執(zhí)政的重要理念，為其德治精神之所由來。

天下意識的理論化與德治精神的社會實踐化

天下民心的重要性在西漢的幾次危機處理中均得以展現(xiàn)。在西漢的觀念中，統(tǒng)治合法性不光來源于統(tǒng)治集團的內(nèi)部認同，而且源于統(tǒng)治者“仁孝”“純厚慈仁”的德性。這種德性不能僅僅停留在言辭中，還須得到天下民心的驗證。當叔孫通說“仁孝，天下皆聞之”，漢高祖不為這些言辭所動，但當商山四皓言“天下莫不延頸”愿為其死時，漢高祖便意識到漢惠帝已經(jīng)為天下所接受，故須認真對待。

漢高祖的態(tài)度充分證明了天下民心的重要性。呂思勉先生認為“漢高不學之人，非知儒家之義者也”，又言漢文帝“雖為虛辭，然天下非人君私有之義，固明白言之矣”。西漢初期的“天下”之義其實是當日社會的樸素共識。西漢中后期，儒家學說主導了社會輿論。在其緣飾下，天下意識進一步被理論化。漢成帝時，谷永上書說：“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tǒng)理之。方制海內(nèi)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tǒng)，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漢書·谷永傳》）

谷永提出了天下所有者與治理者之別，認為王者、諸侯的功能主要是治理天下，而非宰制天下。這一看法從理論上重新界定了“天下”。漢惠帝、漢文帝雖然均得天下民心的支持，但這主要因其個人素養(yǎng)與能力出眾。谷永的看法則不同，他認為政治職位均是制度性的存在，制度設計本身須體現(xiàn)天下人的意愿。谷永的言論反映了儒家對天下意識的理論化。如果從社會政治層面考察，這些觀念的出現(xiàn)其實是漢武帝改制后儒家士人躋身統(tǒng)治階層并控制話語權(quán)的結(jié)果。

在西漢晚期的社會氛圍中，建立東漢的統(tǒng)治集團大都接受過儒學教育，他們接受德治主張更為自覺。光武帝劉秀言及其治世理念：“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所謂“柔道”，便是指在順應民心的基礎上治理天下。光武帝的這一認識與他少時往長安受《尚書》、通大義的經(jīng)歷密不可分。相對于西漢，呂思勉認為天下之義“至東漢則稍以湮晦矣”，這其實是因為東漢朝野已經(jīng)形成了有關天下之義、德治精神的共識，無須再行討論。

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楊終建議漢章帝學習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以定經(jīng)義。漢章帝接受建議，召集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齊集白虎觀，一連數(shù)月討論五經(jīng)異同。白虎觀會議與石渠閣會議不同，主要目的不在于評議具體經(jīng)文，而在于建構(gòu)一個適合政治需要的經(jīng)學思想體系。班固根據(jù)會議記錄撰寫了《白虎通》?！栋谆⑼ā啡嗪狭烁骷矣^點，卻文字簡練，體現(xiàn)了會通天人的追求。由漢章帝欽定的《白虎通》成為東漢一代的學術法典，侯外廬稱之為“國憲”。由此，東漢朝野關注的重點轉(zhuǎn)向?qū)χ倚⑷柿x等德目的闡釋與踐行。

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先生說：“東京之學不為放言高論，謹固之風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趨于篤行而減于精思理想，黨錮君子之行，斯其著者，而說經(jīng)之家固其次也。”在東漢士大夫的道義篤行中，天下為其終極關懷所在。顯名于桓靈之際的陳蕃以“掃除天下”為志，岑晊有“董正天下之志”，范滂存“澄清天下之志”。《后漢書·黨錮列傳》說在他們的激勵之下，“天下之士奮迅感概，波蕩而從之”，“海內(nèi)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名士以天下為其聲譽范圍，天下之士亦感應而隨之。這表明天下意識不再僅僅是一種自發(fā)的集體意識，而已經(jīng)成為蘊含著社會動員能力的道德意識。后世的德治精神及其實踐正是以這一天下意識為其觀念基礎的。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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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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