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網絡技術進步與偶像經濟規(guī)模化發(fā)展，“飯圈”文化和“粉絲經濟”逐漸興起，而“飯圈”亂象是資本操控、平臺應用助推、“飯圈”的組織異化與粉絲個體的非理性消費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未來，正確引導“飯圈”文化回歸到健康規(guī)范的正軌，需要政策、社會及個體多方“共建共治共享”，通過多元化、全方位的系列措施嚴格規(guī)范資本、平臺和行業(yè)，以正能量的“飯圈”文化構筑讓億萬民眾放心安心的精神家園。

【關鍵詞】“飯圈”文化 粉絲經濟 偶像經濟 資本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飯圈”文化的蓬勃發(fā)展，深刻影響著網絡空間建構、社會文化走向以及未成年群體的成長。“飯圈”憑借其組織嚴密、行動高效的執(zhí)行力覆蓋線上與線下，對社會產生了多元影響。但在資本操控、平臺慫恿、各利益集團的影響下，“飯圈”亂象頻出，資本裹挾下的“飯圈”文化背后是偶像經濟快速發(fā)展的灰色鏈條。同時，作為“飯圈”中重要的粉絲群體，未成年粉絲日漸活躍，“飯圈”亂象會引發(fā)網絡過度使用、非理性消費、網絡隱私侵犯、網絡暴力沖突等一系列問題。近年來，國家對網絡空間生態(tài)、“飯圈”亂象進行了有力打擊，但未來還需要建立更加長效、持久與常態(tài)化的監(jiān)管治理體系，應引入社會多元治理主體，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形式從網絡發(fā)展源頭、粉絲群體、平臺及企業(yè)責任和明星素養(yǎng)等層面整治“飯圈”亂象，推進“飯圈”文化回到正向引導的層面。

“飯圈”亂象的表現與背后深層次原因

“飯圈”亂象已不再是一種網絡空間現象，它已成為一種社會發(fā)展現象，涉及到多方因素。粉絲在網絡空間中的種種行為，從傳播學意義上都是媒介使用行為的體現，粉絲的媒介使用行為逐步建構起了“飯圈”文化。但在媒介使用行為背后卻不是單純意義上粉絲個體的情感表達及與偶像互動，更深層面是在資本、平臺與“飯圈”規(guī)則共同作用下的網絡異化行為。

資本的影響與操控。在流量經濟主導的商業(yè)模式下，“飯圈文化”已經轉向當下的“消費文化”，而這種消費文化是在粉絲、明星、組織、平臺與資本的相互連接中形成的新的偶像經濟圈層，偶像經濟作為以明星為主體的經濟形態(tài)，其明星的商業(yè)價值、資本邏輯和衍生產業(yè)是資本所熱衷的。偶像經濟中的粉絲經濟，粉絲經濟中的流量經濟，這是一種嵌套模式，而資本的作用貫穿其中。粉絲經濟作為擁有廣大受眾群體的貢獻方，是偶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粉絲經濟的主體結構中，不僅只有明星和粉絲，還有許多組織介入，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粉絲文化的健康發(fā)展，因為這些組織介入的目的不同，有些組織的目的是資本逐利、網絡炒作，更有的妄圖影響輿論、瓦解文化甚至更嚴重的是危害國家安全。

“飯圈”文化走紅是青年亞文化“出圈”的體現，但隨著網絡社會發(fā)展、資本市場干預等因素，這種“出圈”卻在發(fā)展過程中偏離了文化屬性自身的公共性和公益性，“飯圈”亂象層出不窮，為偶像出道倒奶、應援打榜、瘋狂集資、花錢“刷數據”、網絡暴力攻擊……原本積極正面的偶像形象和明星本身，在資本操控下變成了逐利的商品，“飯圈”也成為資本逐利的新空間。網絡空間中粉絲對明星的支持行為，是其情感與資金雙重付出的“數字勞動”甚至是“數字剝削”，雖然增加了明星的商業(yè)價值，但這背后最大的收益者并非是粉絲崇拜的偶像，而是資本。

據艾瑞咨詢發(fā)布的《2020年中國紅人經濟商業(yè)模式及趨勢研究報告》顯示，預計2023年粉絲經濟關聯(lián)的產業(yè)規(guī)模將超過6萬億。龐大的消費市場與粉絲群體必然會受到資本的持續(xù)關注和廣泛介入。在“流量至上”的資本操控規(guī)則下，粉絲經濟已經成為涉及經紀公司、職業(yè)粉絲、“粉頭”、社交媒體平臺等多方的產業(yè)鏈條，這一鏈條中的各方均以流量謀取利益。“飯圈”開展組織化行為也紛紛圍繞粉絲數量、明星打榜、熱搜數量、廣告額度、影視片酬等與流量相關的領域。“流量至上”導致的虛假數據、瘋狂打賞、粉絲集資等非理性消費行為盛行，偏離了“飯圈”文化引導粉絲與明星健康互動的初衷。資本追逐流量變現，而流量變現需要明星在平臺上的高曝光和高排行，也就需要下沉到“飯圈”以資金流進行組織化打榜應援、刷量控評、買代言、刷數據等，資本操縱的落腳點是以流量驅動粉絲的行為不斷異化，資本邏輯正在逐步侵染甚至取代“飯圈”健康的組織文化。

平臺與應用的推波助瀾。當“飯圈”文化在資本邏輯下運行，其運行必然會帶有商業(yè)化、產業(yè)化特征，而資本操縱“飯圈”下的粉絲經濟，在一定的平臺和技術的運用下更加市場化。當前，從“飯圈”的孵化到消費的全過程都處在資本以數據、算法等技術為手段的操作之中。在偶像經濟的構成中，粉絲經濟已經形成了完善的運作方式，實現了“選秀造星—飯圈控粉—擴大流量—完成收割”的資本閉環(huán)。①偶像經濟中，資本逐利的空間不斷拓展、手段不斷增加，這與網絡技術發(fā)展、大數據運作、算法推薦、社交媒體的精準傳播和營銷活動有著密切關系。在資本影響下，粉絲經濟運行的平臺是“飯圈”亂象滋生的場域，平臺通過系列的營銷活動不斷提高明星的影響力和商業(yè)價值。

在各類網絡平臺中，“排行榜”是“飯圈”活躍的陣地，如微博明星勢力榜、超話排行榜、各大音樂平臺榜單等，都是當下代表明星影響力的重要榜單，在榜位居前列也代表著明星的社會影響和商業(yè)價值。 “明星勢力榜”2014年上線，當時是將粉絲數、互動量作為評價明星影響力的標準來進行排行，而其中的互動積分規(guī)則調整、愛慕值現貨購買模式等都在某種程度上刺激粉絲為明星的非理性“打榜”與過度消費2018年明星超話社區(qū)引入“積分助力”機制，粉絲可以通過簽到、發(fā)帖、評論、轉發(fā)等獲得積分，而積分直接關系到明星影響力。但近年來積分助力卻不斷異化成了“刷數據”“無下限”的惡意行為。對于平臺而言，各種榜單是粉絲經濟中營銷產品的一個方面，各種榜單及排行的目的以粉絲應援的形式為明星形象和影響力打造網絡空間陣地，但明星效應、“飯圈”集資等已經成為平臺在資本影響下主打盈利模式的變現空間，可見，合理規(guī)范及優(yōu)化“飯圈”粉絲的相關產品功能應該成為平臺承擔企業(yè)責任的重點方向。好消息是，2021年8月27日，中央網信辦發(fā)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通知明確表示，取消明星藝人榜單。

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技術的普及，網絡應用程序的不斷優(yōu)化，網絡應用也成為了除平臺以外資本操控粉絲經濟的重要渠道。2021年3月，星援APP開發(fā)者一審獲刑五年，星援APP及應援寶等為粉絲提供打榜、刷流量的有償使用軟件通過侵入新浪微博服務器，有償為粉絲提供無需登錄微博卻可批量轉發(fā)微博等服務，通過增加粉絲、提升轉發(fā)及評論數據等方式，對于滿足數據追求需要的“流量至上”而言，其成為粉絲打榜投票的“灰色”渠道。在平臺營銷產品及應用數據助推的雙重影響下，資本操控“飯圈”的形式更加多樣，流量造假、非法集資等違法行為也成為網絡生態(tài)治理面對的新挑戰(zhàn)。

“飯圈”的群體組織化與極化。粉絲和“飯圈”有所不同，粉絲是社會大眾中的個體，而“飯圈”則是社會中基于一定興趣或觀念的組織。“飯圈”作為一種圈層或社群，雖然按照一定的組織結構運行，但仍然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資本、平臺及網絡的影響下，其組織運行的模式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固定的社會組織運行結構。

粉絲組織從早期“追星族”的松散個體逐漸走向了“飯圈”的規(guī)?；?，進入“飯圈”需要具備高度的“標準”，“飯圈”組織中的結構明晰，權責明確，管理、美工、文案、數據、控評、宣傳、財務等各個條線和板塊，其中工作職責和內容也更為細化全面，已經形成了類似工業(yè)化、產業(yè)化的組織運行模式。“飯圈”的群體組織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組織合理有序發(fā)展，推進“飯圈”文化向著健康方向發(fā)展。但是，“飯圈”的組織分工的弊端就是利益圈層的劃分，娛樂公司、經紀人、“粉頭”、廣告商、企業(yè)等都遵從其自身的發(fā)展邏輯去左右明星與粉絲，為了通過“飯圈”的“造星”來獲取利益，“飯圈”在資本運作下的多方主體影響下逐漸產生非理性行為。

偶像工業(yè)的成熟與偶像經濟的崛起，以及網絡技術興起、社交媒體蓬勃發(fā)展，使粉絲大眾在參與“造星”的過程中具有了更高的參與度。但想要更加深度地參與到“造星”過程，個體粉絲需要通過“努力”獲取“粉籍”，就是被“飯圈”的組織文化接納成為其中的一員，而這個過程中粉絲需要投入相應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按照“飯圈”規(guī)則，獲得“粉籍”需要“做數據”和“氪金”，“做數據”就是能夠擴大明星新媒體勢力的媒介使用行為，“氪金”則是讓偶像直接或間接獲取經濟利益的付費行為。②“做數據”和“氪金”的背后是“流量至上”的資本操控，這也是資本影響下“飯圈”群體極化的體現，資本通過以數據造假、氪金無度、惡意營銷、超話炒作、打榜控評、非法集資等多種操作進行“流量明星”的打造，目的是讓明星商業(yè)價值不斷提高，而資本獲取更高的利益。

粉絲的低齡化趨勢與非理性行為。粉絲群體低齡化趨勢明顯，非理性行為頻發(fā)，這也是導致“飯圈”亂象的原因之一。當前，粉絲群體的低齡化趨勢，與未成年網民規(guī)模的持續(xù)增長存在關聯(lián)。近年來隨著未成年網民數量的提高，未成年網民觸網年齡不斷降低，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占有率不斷提高，網絡娛樂應用、社交媒體服務不斷拓展，網絡空間的開放性、便捷性使得“飯圈”中的未成年群體不斷增加。

據《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lián)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網絡的粉絲應援成為未成年網民一種新的網上社交與休閑娛樂活動。在未成年群體中，初中生網民在網上進行粉絲應援活動的比例最高，達到11.0%；小學生網民比例雖然最低，但也達到 5.6%。③針對“飯圈”文化與活動的主要社交平臺，微博的粉絲群體畫像也不斷趨于年輕化，據《2020微博娛樂白皮書》研究，微博粉絲中95后及00后占比共計62.2%。伴隨“飯圈”中群體的低齡化趨勢，未成年粉絲直播打賞、過度消費、應援集資、刷買數據等非理性行為頻繁發(fā)生。

“飯圈”亂象中受到侵害較大的當屬未成年粉絲群體。當前，雖然我國在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方面不斷立法、規(guī)范與引導，但“飯圈”中的未成年群體非理性消費、價值觀偏差、網絡暴力傾向等問題頻出，如何以合理的形式進行引導成為了網絡空間治理的關鍵。“飯圈”中未成年粉絲的網絡過度消費，已經成為網絡信息生態(tài)治理中的灰色地帶。在電商直播、網絡打賞行為方面，2020年底，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fā)布《關于加強網絡秀場直播和電商直播管理的通知》，明確提出“封禁未成年用戶的打賞功能”；在互聯(lián)網平臺上，抖音的“向日葵計劃”與“青少年模式”、快手的“家長控制模式”等都對未成年人打賞、充值等進行限制。但從“飯圈”的組織結構和商業(yè)運作看，其與互聯(lián)網平臺相比有所區(qū)別存在一定的隱匿性。未成年粉絲的“氪金”行為卻成為常態(tài)，其消費行為缺乏完善的平臺引導與必要的規(guī)制監(jiān)管，“飯圈”集資現象導致了未成年粉絲的沖動消費。

“飯圈”亂象的多元治理路徑深度探析

在資本影響下，“飯圈”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追星群體，粉絲逐漸異化為資本操控的一個要素，資本串起了“偶像—粉絲—商業(yè)平臺—娛樂經紀—營銷機構—廣告商—廠家”各個利益集團④，各利益集團需要通過粉絲經濟下的明星效應實現自己的商業(yè)訴求。而面對紛繁復雜的偶像經濟，國家在網絡生態(tài)治理、文化治理、平臺治理等方面從疏堵結合的維度進行了不斷創(chuàng)新，對平臺、用戶個人有具體性、針對性的法律規(guī)制和監(jiān)管措施，但由于“飯圈”作為一種自發(fā)性、組織，規(guī)制管理具有松散性，因此國家如何對“飯圈”組織進行監(jiān)管、引導及治理仍然存在一定的盲區(qū)，需要不斷加強監(jiān)管與引導。

●政策方面：需進一步推進行業(yè)規(guī)范體系建設

中國的偶像經濟在產業(yè)化、規(guī)?；倪^程中需警惕資本的過度裹挾，并警惕其對網絡空間造成的不良影響。隨著“飯圈”亂象的頻發(fā)，國家在政策、規(guī)制層面密集部署。2020年7月國家網信辦開展“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網絡環(huán)境專項整治，其中就包括“重點整治誘導未成年人無底線追星、飯圈互撕等價值導向不良的信息和行為”；隨后8月，教育部等六部門聯(lián)合下發(fā)通知，對“飯圈”等網絡社交行為中涉及未成年人網絡欺凌、網絡暴力、隱私侵犯等違法活動進行查處；接著9月，中央網信辦通報了多家平臺誘導飯圈“互撕”等影響傳播秩序的行為。2021年6月中央網信辦啟動了“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重點圍繞明星榜單、熱門話題、粉絲社群、互動評論等重點打擊5類亂象行為。隨后，國家廣電總局也針對網絡綜藝節(jié)目開展專項整治，針對的就是泛娛樂化傾向下追星超星的“流量至上”和拜金主義。國家的治理從政策層面包括了多種行業(yè)主管部門、多平臺的網絡生態(tài)，未來的“飯圈”亂象整治將更加全面而系統(tǒng)。

近期，中央網信辦針對部分平臺在產品設計和功能設計上誘導粉絲非理性打榜等問題提出具體要求，直接推進了上文提及的微博下線榜單，從政策規(guī)制角度對平臺提出產品的優(yōu)化及治理要求，體現的正是“飯圈”亂象的共建與共治。針對“飯圈”中未成年粉絲群體數量的不斷增加，國家正逐步從規(guī)制的角度進行源頭疏堵，避免“飯圈”亂象對未成年人造成的不良影響，確保“飯圈”文化對未成年人的正向引導。未來，國家的政策規(guī)制需要從暫時性專項行動逐步完善為常態(tài)化的治理活動，建立健全平臺、明星主體、“飯圈”組織、粉絲個體的行為規(guī)范體系。同時，對“飯圈”的粉絲活動進行規(guī)范，需要在政策的維度下通過行業(yè)協(xié)會等社會組織進行規(guī)范，建立健全粉絲引導機制。針對“飯圈”中粉絲組織的合理化存在問題，是否需要從行政注冊登記、納入部門管理與行業(yè)監(jiān)管體系等，需要綜合考量，逐步推進粉絲組織走入網絡綜合治理體系。

●平臺方面：應以公共性進行自我糾偏

資本操控中的平臺，運用商業(yè)化邏輯驅動粉絲經濟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但從政策規(guī)制、社會需求等多維角度出發(fā)，這些平臺必須注重社會的公共性，承擔起企業(yè)社會責任。應以公共性進行產品優(yōu)化、功能完善、體系搭建，完善對“飯圈”的組織引導，通過自我凈化與自我糾偏提供清朗的“飯圈”表達空間。近期，各類平臺針對“飯圈”亂象積極行動，在微博下線“明星勢力榜”以外，抖音也下線了明星榜單的打榜入口、撤銷了粉絲貢獻排行榜，針對粉絲互撕謾罵、未成年人應援打榜等行為清理違規(guī)視頻7864條，并對粉絲的挑動對立、刷量控評等評論進行了及時處理；騰訊視頻對目前存在的各類打榜和排行榜進行下線整改，針對近期明星依法刑拘事件中網絡水軍在平臺的造謠攻擊、制造話題等有害行為進行了賬號處理，等等。

可以說，現階段，許多平臺的自我整頓依然是國家政策導向下的應急性操作。未來各類平臺應以更加系統(tǒng)化、全面化、立體化的方式進行自我規(guī)范管理。如強化內容監(jiān)管，嚴格設置年齡限制避免未成年粉絲非理性行為，完善社區(qū)中粉絲組織的行為規(guī)范，建立控評、應援等危機臨界預警機制，完善“飯圈”亂象的監(jiān)督舉報功能，取消明星藝人榜單，不得設置誘導粉絲打榜的相關功能，強化以明星作品為考量標準。以正確的價值導向和企業(yè)責任加強對“飯圈”活動的約束和引導，為“飯圈”文化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明星方面：要倡導以優(yōu)質作品提高影響力

資本操控下的“飯圈”文化與偶像經濟逐漸病態(tài)化，明星作為偶像經濟的主體，正逐漸被資本操控為流量經濟的價值工具。未來，明星應該從價值導向、職業(yè)素養(yǎng)、榜樣力量等多維度自我提升。首先，明星自身需要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不斷提高自身的職業(yè)素養(yǎng)。以粉絲打榜、刷數據登上平臺的排行榜，而非憑借演技與作品贏得社會認同，這是“飯圈”文化的一種畸形導向與病態(tài)異化，因此明星自身應該以優(yōu)質作品作為提高自身影響力的重要衡量標準，以作品提高粉絲認可度和社會影響力。其次，明星要發(fā)揮自身的榜樣力量。如通過個人影響力進行正能量傳播，用公益行為引導粉絲價值觀與思想觀念，增加與粉絲互動，使愛國主義情感嵌入到“飯圈”文化中。

同時，明星及工作團隊需要加強對粉絲的正面引導。偶像崇拜、追星本身作為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并無可非議，但造成瘋狂的粉絲“造星”就是娛樂行業(yè)必須整治的。明星需要為粉絲提供一種正確的價值導向，促進“飯圈”文化健康發(fā)展。從明星的網絡媒介行為出發(fā)，當下越來越多的明星將日常生活、活動營銷、廣告推廣等發(fā)布在平臺上，缺少以榜樣力量進行正確的粉絲群體引導行為。近年來許多明星事件導致其粉絲在平臺謾罵、暴力等行為，引發(fā)網絡輿論事件，最后往往導致官方點名、平臺約談、明星及工作團隊致歉。網絡空間中，明星作為“意見領袖”，其聚合了粉絲群體形成“飯圈”，特別是其中有大部分未成年群體，其身心發(fā)展處在成長成熟期，需要正確的價值觀加以引導。明星及其工作團隊應該正確規(guī)范自身言行，引導粉絲群體關注社會、熱心公益、以主流價值觀進行示范與引導。

●粉絲方面：應注重提高媒介素養(yǎng)理性追星

伴隨互聯(lián)網發(fā)展，網絡空間的去中心化使得追星方式也在不斷變化，明星和粉絲之間的連接也由傳統(tǒng)的線下追星拓展到了線上互動。粉絲在微博可以看到明星線上直播、在線演唱會、電商直播等，粉絲與明星的互動方式更為多樣，互動次數也顯著增加，網絡已經徹底顛覆了傳統(tǒng)的追星模式。在粉絲與明星的近距離、跨空間、同維度的深度互動中，“飯圈”亂象中的病態(tài)、畸形現象時有發(fā)生，粉絲以及明星出現的超越道德倫理、違規(guī)違法行為不斷出現。因此對于粉絲個體來講，理性追星，避免盲目崇拜是當務之急。

粉絲合理使用媒介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yǎng)。一方面要以正確的價值觀為導向，粉絲要以明星的優(yōu)質作品作為追星的內容，以“飯圈”文化中的優(yōu)質內容不斷提高自身的網絡素養(yǎng)，提高自身抵御不良文化影響的自律能力。另一方面要警惕資本操控平臺中的算法推送與網絡過度使用，避免陷入粉絲經濟衍生的非理性消費行為，包括直播打賞、內容付費、瘋狂打榜、廣告植入甚至非法集資等圈套，更要避免因網絡過度使用導致的個人隱私泄露，網絡權益損害等。

●社會方面：要倡導發(fā)揮“飯圈”的正能量作用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飯圈”亂象的治理，涉及到網絡治理、文化治理與社會治理的多個層面，同樣需要社會各主體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體，推進“飯圈”文化朝著正確方向發(fā)展。“飯圈”的動員機制、組織模式、團結社會力量的靈活性和爆發(fā)力都是傳統(tǒng)社會組織模式所無法企及的⑤，因此創(chuàng)新“飯圈”的治理體系必須要重視網絡時代粉絲群體的現實訴求和利益表達，正確引導并發(fā)揮“飯圈”的正能量作用，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眾多粉絲團都積極行動起來，社會上的27家粉絲團體組成了“666聯(lián)盟”，開展抗疫捐贈活動，達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雖然我們當下看到的更多是“飯圈”亂象中各種問題，但在防范其破壞性和失范性、避免粉絲群體異化對社會造成風險的同時，從青年亞文化的角度看，“飯圈”文化的正能量是“飯圈”作為一種組織力量的體現，其中青年參與的社會責任感與社會感召力是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模式的重要路徑，我們要正視“飯圈”的“正能量”，為社會治理提供一種嶄新視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數字媒體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注釋】

①王鵬：《整治飯圈亂象更應遏制資本野蠻生長》，《光明日報》，2021年8月2日 11版。

②第一財經：《初代頂流吳亦凡跌落，被資本操控的飯圈走向何方？》，2021年8月12日。

③中國互聯(lián)網絡信息中心：《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lián)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2021年7月20日。

④欒軼玫：《飯圈失范的表象及糾偏》，《人民論壇》，2020年第26期。

⑤田豐：《網絡社會治理中的“飯圈”青年：一個新的變量》，《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19期。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