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道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淵源。在對民主內涵與過程的表達上，中國文明走在各種文明的前列。西方民主理論有重視個人參與的希臘傳統(tǒng)和重視公共利益的羅馬傳統(tǒng)，但是現(xiàn)代西方民主理論與實踐失去了實現(xiàn)人民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民主傳統(tǒng)進行有效對接，經過艱難探索，在實踐中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

關鍵詞:全過程人民民主 民主理論 選舉民主 協(xié)商民主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發(fā)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這是人民民主理論的一個新發(fā)展，對于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特征，指導中國未來的民主發(fā)展，具有深遠的意義。本文試圖從理論傳承和發(fā)展的角度，揭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邏輯是如何展開的。

過程民主的中國傳統(tǒng)

當代中國之所以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是與中國這方面深厚的傳統(tǒng)分不開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黨的十九大報告最后總結性的話語，恰好道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淵源。

“民主”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共同記憶和追求。在對民主內涵與過程的表達上，中國文明走在各種文明的前列。中國古代先賢在這方面做了高度精練的概括，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天下為公”。這是中國人為“民主”提供的重要理論基石。在這個基石之上，中國古代先賢展開了兩層具體含義：一是天下之資源為人民所有；二是天下之公器為人民所有。這個所有，指的是根本性的所有，至于具體的占有形式，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如果沒有這種根本性的所有，人類所共同走向的民主生活就無所依托。

第二，“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這句話是“天下為公”在地域和人民共同體上的體現(xiàn)，清楚地表達了人民是邦國的根本，社稷和君主都是為人民而存在的。

第三，“立君為民”。“有民立君，將以利之”，這句話寫于《史記》之中，比“君為輕”更清楚地表達了立君（政府產生）的目的，那就是要為人民謀幸福。

第四，“天視民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是“民有”走向“民治”的重要理論銜接，如果天下邦國的治理只能聽從“天意”，那么就會產生裝神弄鬼的巫術政治，人民在治理中的作用就無從發(fā)揮。用現(xiàn)代的語言來說，“天視民視”思想開啟了世俗政治理性的偉大時代，“民心向背”成為這個時代“過程民主”的一個起點。

第五，“選賢與能”。這句話在《禮記》中是跟著“天下為公”后面說的，說明它是實現(xiàn)“天下為公”的根本治理途徑之一。治理天下和邦國的過程中，總是有一些人在德與才上更具有優(yōu)勢，這些人更有意愿和能力來維護和實現(xiàn)人民的利益。如果只是像柏拉圖那樣把國家治理視為極少數(shù)具有神秘天賦之人的事業(yè)，那么民主過程就無從開啟，人民中的絕大多數(shù)就會永遠排除在治理過程之外。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選賢與能”，也就是將治理國家的人才不分階層地選拔出來，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民主過程的最重要環(huán)節(jié)。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官員選拔制度，是中國為人類政治生活貢獻的偉大政治發(fā)明。

第六，“詢于芻蕘”。“芻蕘”是打柴之人，意指平民百姓，治理國家之事得要問他們的意見，這是中國“民意政治”的起源，是“選賢與能”的后續(xù)民主過程。即使選出了賢能之士，但是他們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他們要在治理過程中做出正確的決策，必須要主動地、廣泛地征求人民的意見，并善于從中加以取舍和綜合。

第七，“相防過誤”。這是《貞觀政要》記載的唐太宗的話。他對大臣說，設置中書、門下兩省，目的是要大家在一心奉公的前提下相互提醒不要犯錯誤，因為每個人的見識都是有限的，而且都會有一些私心雜念。這種在奉公前提下的相互商量、相互制約的道理，比西方現(xiàn)代政治理論中“用野心對抗野心”要高明得多。

第八，“擊鼓言事”。《周禮》記載，“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遽令”。有冤屈或對施政有不滿的民眾可以擊打路鼓，以向官府陳情。官府依此可糾正冤情，查辦失職官員。這既是民情上達的一種方式，也是監(jiān)督官員的重要手段。

此上八點，前三點講的是“民有”與“民享”的問題，后五點講的是“民治”的問題，也就是民主過程的問題，此過程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是其他古代政治文明所難以比擬的。如果要對此過程的特征做出更精練的概括，那就是“民心政治”的兩種過程，一種是“道心”政治過程，一種是“人心”政治過程。前者更多地指實現(xiàn)人民長遠利益的過程，后者更多地指滿足人民即時欲望的過程，當然二者之間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晰。中國過程民主的傳統(tǒng)則以實現(xiàn)前者為主，實現(xiàn)后者為輔。這個傳統(tǒng)一直沿襲至今。

過程民主的西方之路

談論西方民主傳統(tǒng)的人，大都會追溯到古代希臘和羅馬。有的人強調希臘傳統(tǒng)，有的人強調羅馬傳統(tǒng)，這兩種民主傳統(tǒng)有什么不同呢？用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語言來表達，那就是希臘民主傳統(tǒng)更多強調“人心”，而羅馬民主傳統(tǒng)更多強調“道心”。希臘的“人心”民主過程注重每個人的平等參與，羅馬的“道心”民主過程注重國家公共利益的維護。于是，前者留下了投票的傳統(tǒng)，后者留下了立法的傳統(tǒng)。

西方走入現(xiàn)代文明，歷史上通常稱之為希臘羅馬文明的復興，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對的，當然，其中有來自中國文明的啟迪，有后世文明的創(chuàng)造。后世的西方思想家總是撕扯于希臘和羅馬傳統(tǒng)之間。不過，就民主過程而言，后世更多地繼承了希臘傳統(tǒng)，而將羅馬傳統(tǒng)歸入不同于民主的“法治”傳統(tǒng)。

在希臘這種“人心”民主過程的基礎上，現(xiàn)代西方人又添加了新的內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強調“個人自由”。這一方面是現(xiàn)代商業(yè)經濟所帶來的“個人利益”觀念越來越強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希臘投票傳統(tǒng)中的“個人意志”順理成章的發(fā)展。

西方現(xiàn)代政治的發(fā)展將傳統(tǒng)的共同體打破，將類似原子的個人釋放出去，并企圖以這種無依無靠的個人為基礎，重建新的共同生活的秩序，一種相對于緊密的傳統(tǒng)共同體而言的、松散的現(xiàn)代共同體——一種虛假的共同體。

之所以說是虛假的共同體，一方面是因為這共同體的建構是以“自由個體”為基礎的，沒有任何獨立的共同體目標作為前置條件，共同體成為個體的附屬物，就如同一堆流沙暫時保持某種山丘的形態(tài)；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現(xiàn)實中的個人所構成的群體（階層、族群等）之間處于難以調和的沖突狀態(tài)，不斷撕裂著這個脆弱的共同體。

為了維持這種共同體的運轉，以“投票”為核心特征的民主似乎成了不得不采取的辦法，在不斷夸張的“個人自由”面前獲得了越來越強的合道性證明，同時又使民主定位于日益狹窄的含義。

這種狹窄的民主過程在思想上的轉折點是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那里。他將民主定義為精英通過投票的方式從民眾那里獲得做決定的權力這樣一種過程。這既是對希臘傳統(tǒng)的一次大的修改，也是對羅馬傳統(tǒng)的一次大的偏離。他自己也承認，他改變的就是繼承希臘羅馬傳統(tǒng)的近代民主。對希臘民主的修改就是將人民中的大眾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也就是大眾只能選舉決策者，而不能自己做決策。對羅馬傳統(tǒng)的偏離就是不承認有“人民利益”或“人民意志”這種東西，溫和地說，就是現(xiàn)實中找不到反映這種東西的機制。于是“民主=選舉”這種簡單的公式就在理論上確立起來，并一直主導著西方主流民主理論。后世的民主理論家如達爾等也只是在此基礎上做了某種擴充而已。有一些政治哲學家如羅爾斯等強調“公共利益”需要某種獨立的實現(xiàn)機制，而不是個人意見的簡單匯總。一些社群主義者更是強調共同體的獨立屬性。但這些觀點并沒能成為西方民主理論的主流。

在某種程度上說，西方民主理論走向狹窄化，促使其民主過程走向劣質化。在膨脹的個人自由和資本操縱的選舉機器作用下，西方政治生活出現(xiàn)了大眾和精英雙重劣質化的現(xiàn)象。精英虛情假意地迎合著大眾即時的意見，失去了實現(xiàn)人民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大眾在對精英的不滿中發(fā)泄著憤怒的情緒，也對政治生活失去了理性參與和改造的意愿和能力。不同群體都為了短暫的、特殊的利益相互撕扯和沖突，國家治理出現(xiàn)了日益明顯的衰敗跡象。

馬克思對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啟迪

作為西方文明滋養(yǎng)出來的一位思想家，馬克思也深受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影響，尤其是在民主問題上，他比西方所謂主流民主理論家更好地繼承了希臘羅馬的傳統(tǒng)。他有一句讓人不太好理解的話：“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規(guī)定，即人民的自我規(guī)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是國家制度一切形式猜破了的啞謎。”[1]如果理解了亞里士多德用同樣一個詞既指共和政體，又指一般政體，就能夠理解馬克思這句話的意思，只需要把“民主”與“共和”相互置換就可以了。古希臘的民主傳統(tǒng)主要是數(shù)人頭的投票民主，亞里士多德對這種民主傳統(tǒng)的弱點有反思，他試圖在城邦的公共利益與人民的參與治理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他的這種思想也在羅馬的政治實踐中得到體現(xiàn)。

步入現(xiàn)代之后的歐洲，對于這種平衡理解得最深刻也最具創(chuàng)新力的一位民主思想家是盧梭。他認為民主過程的核心是公意的實現(xiàn)，而公意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公意就相當于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的“道心”。公意可通過不同方式發(fā)現(xiàn)，盧梭的一項努力就是試圖通過“人心”政治的運作，也就是對“眾意”的某種加工和綜合，以讓最終的決策接近“公意”。當代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提出協(xié)商民主，以對投票民主進行補充，也是受盧梭思想的啟發(fā)。這個“協(xié)商”就是“眾意”的某種加工過程，而不是簡單地進行投票。

馬克思在對當時歐洲主流民主思想的批判中，并沒有一般地否定“選舉”民主，相反，他還主張選舉權要不斷擴大到所有的階層。然而，他認識到選舉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實質。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濟社會基礎，這種民主形式只能支撐起一個虛幻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的內部，則是不同人群之間的分裂，核心是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分裂，前者利用選舉這種形式掩蓋對后者壓迫的實質。馬克思理解的民主首先體現(xiàn)在經濟社會的關系和過程當中，政治的民主建基于其上才有實質性的意義。這并不是說政治民主不重要，一旦民主的政治關系和過程建立起來，它對經濟社會的關系和過程具有不同強度的反作用。

就政治民主的過程來說，馬克思看到了歐洲主流所謂代議制民主的缺陷，看到那些政客如何通過花言巧語騙取選票，當選后則把對選民的承諾置諸腦后。即使他們不忘承諾，也改變不了形式政治背后的壓迫性事實。列寧則更進一步地指出：“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tǒng)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zhèn)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立憲君主制國家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也是這樣。”[2]

馬克思認為，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民主過程的政治性日益減少，事務性日益增多，或者說民主過程的政治性日益轉化為對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而人民則會更加廣泛而深入地參與這種管理的全過程。

這種“全過程”的特征，在巴黎公社的民主實踐中就有初步的體現(xiàn)。馬克思不希望公社是議會式的，而是讓公社代表履職的全過程都處于選民的監(jiān)督之中，他們隨時可以被撤換。從這樣一種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雅典民主的某種影子。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也暴露出雅典民主的弱點，那就是在某些重大問題上，難以形成高質量的一致意見。

于是，在通往更高層次民主的過程中，需要某種先進政治領導的觀念進入馬克思的民主思想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盧梭的思考，這種民主過程既能夠廣泛地動員人民參與，又能夠保證人民的領導者做出正確的決策。這就需要領導者與人民群眾之間時時處于互動之中，這就是在通往更高級社會的過渡階段實現(xiàn)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

中國共產黨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新闡發(fā)

我們通常從革命的意義上來理解馬克思對中國民主的貢獻，隨著中國人民民主的發(fā)展，我們會日益發(fā)現(xiàn)馬克思在中西方民主之間起到了一個溝通橋梁的作用。在馬克思對西方民主的批評中，我們會更多地看到他身上有中國民主傳統(tǒng)的影子，同時在他對經濟基礎歷史變化規(guī)律的強調上，又會看到他對中國民主傳統(tǒng)缺陷的補救。

將馬克思民主理論與中國民主傳統(tǒng)相對接

毛澤東在創(chuàng)造人民民主理論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的理論，對中國民主傳統(tǒng)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轉換。這一方面反映了他過人的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馬克思的民主理論與中國民主傳統(tǒng)之間的親和力。

首先，毛澤東在中國的大同理想與馬克思的未來社會之間進行了對接。他在孫中山的基礎上，對“天下為公”的理想做了進一步的發(fā)揮，那樣一個社會里，不僅人人平等，而且每個人的身心都得到全面的發(fā)展。這種“全面發(fā)展”恰恰是馬克思提出的未來社會的核心特征。

其次，在通往未來理想社會的過程中，毛澤東比同時代的領導人更加深刻地洞察到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他發(fā)自內心地認為過去遭受壓迫的底層人民蘊藏著巨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敢叫日月?lián)Q新天”。將這種力量呼喚出來，是人民民主過程的第一步。

第三，為了動員和組織人民進行新的民主革命，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的先進政黨理論與中國的“選賢與能”結合起來。革命時期他強調黨對軍事和政權建設的領導，就是保證各項決策行進在正確的方向上，這種正確的方向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這種領導的關鍵是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干部隊伍，讓他們去更好地領導人民群眾。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思想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

第四，毛澤東認識到巴黎公社民主經驗的重要性和局限性。這種經驗通過蘇維埃形式傳到了中國，在中國的實踐中暴露出更多的局限性。毛澤東通過士兵委員會的教訓認識到，這種民主不能作為主導性決策形式，只能作為某種補充而嵌入到“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過程中來。他將“詢于芻蕘”的傳統(tǒng)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創(chuàng)造出“群眾路線”的民主過程。他通過這種新的過程，努力解決中國傳統(tǒng)的“道心-人心”困境，或者說努力解決盧梭的“公意-眾意”矛盾。這個過程中，既有群眾的意見表達，又有干部的加工綜合，二者處于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互動之中。

第五，毛澤東創(chuàng)造性地將人民民主過程在縱橫兩個方向拓展開來。在縱的方面，毛澤東對中國的“擊鼓言事”傳統(tǒng)不感興趣，他鼓勵人民更廣泛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他要人民起來監(jiān)督各個層級的干部工作，并且可以采取集體運動的方式。在橫的方面，他要實踐馬克思的經濟民主思想，要讓工人階級能夠管理企業(yè)的生產和經營活動。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有著驚人的創(chuàng)造力，他們在努力創(chuàng)造一種全方位和全過程的民主生活。他們是理想主義者，為今后的民主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和方向。然而，正如革命過程中的各種挫折一樣，這種民主探索也遇到了大的困難。

毛澤東更多地看到理想人民的“能”，而較少地看到現(xiàn)實人民的“不能”?，F(xiàn)實人民在賢能方面是有差異的，如果在新的民主實踐中不能夠讓賢能之人更好地發(fā)揮作用，甚至讓他們經受周圍群眾的斗爭和打擊，那么，經濟社會生活就無法得到更好的發(fā)展，政治生活秩序的維持也會變得更加困難。不過由于“黨的領導”這種不可動搖的信念，這種困難還比較容易得到克服。

探索實現(xiàn)人民民主的新途徑

改革開放之后，人們容易夸大鄧小平與毛澤東的差別。其實，他們都是從革命年代走過來的領導人，在對人民民主的信念上都是堅定的。鄧小平的智慧在于試圖用新的方法來實現(xiàn)人民民主的目標，而且他努力讓這些新方法從毛澤東思想中產生出來。譬如說，實事求是是毛澤東領導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鄧小平就用這種方法來進行新的探索。

要在新的條件下找到實現(xiàn)人民民主的新途徑，從何處下手呢？鄧小平看到過去實踐的一種悖論：一方面，群眾的廣泛參與給秩序和發(fā)展帶來了破壞；另一方面，權力的過分集中導致經濟政治生活過于僵化，失去活力。

“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鄧小平努力尋找實踐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新鑰匙。

首先，“權力下放”。在學習蘇聯(lián)計劃體制的過程中，毛澤東不止一次強調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不要集中那么多的權力。鄧小平認為中央權力不僅要下放到地方，地方權力要進一步下放到基層和企業(yè)，要讓廣大干部群眾有更大的空間去發(fā)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

其次，將人民民主發(fā)展的重點放在基層。這是權力下放的一個后續(xù)發(fā)展。在權力向上集中的情況下，作為人民民主實踐形式的人民公社會產生事與愿違的結果。權力下放之后，基層民主才會有更大的施展空間。

第三，讓有本事的人發(fā)揮更大的作用。這是對過去民主生活的一個真正的糾正。民主生活不能將有本事的人打翻在地，讓沒本事的人胡亂折騰。所以，在教育層面恢復高考制度，在組織層面完善干部培養(yǎng)選拔制度，在經濟層面完善優(yōu)勝劣汰制度。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復興了“選賢與能”的傳統(tǒng)——將廣大的人才選拔出來，并讓他們充分發(fā)揮作用。我們需要從民主過程的角度去理解人民民主的這種優(yōu)勢。

第四，將民主過程納入制度化軌道。這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老一輩領導人的共識，他們經受了無序的政治生活對國家的傷害，對民主的制度化都感受到一種迫切性。這方面最主要的表現(xiàn)就是完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議事、立法、監(jiān)督等諸多制度，尤其是加強立法。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整個國家的民主生活都在這個法律體系中運作和發(fā)展，從而消除了人們對無序民主的擔憂。

第五，強化了集體決策制度。鄧小平對領導集體與領導核心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如果沒有集體的充分討論，只憑個人獨斷去領導，遲早會出大問題；相反，如果沒有核心在其中發(fā)揮主要的作用，在關鍵時候能夠拍板，也遲早會出大問題。后來，這種集體決策過程凝練成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針”，即：“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與古代的“相防過誤”相比，這種集體決策制度在決策的科學性和及時性上無疑有了很大的發(fā)展。

第六，完善了民情上達的信訪制度。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就建立的一項制度，它有“擊鼓言事”制度的影子，但性質顯然不同。這項制度設計的初期，毛澤東把它看成是群眾路線的組成部分，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與人民聯(lián)系的一種方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鄧小平的指示下，中央抽調大量的干部處理上訪問題，后來成立了專門的信訪機構，并頒布了信訪條例。信訪成為民情上達的重要渠道，嵌入到人民民主的過程當中。

新時代“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的主要內容

經過改革開放后多年的探索和發(fā)展，在人民民主的過程上，我們逐漸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觀念和做法。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同志適時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觀點，這既是對過去人民民主過程的一個總結，也是對未來人民民主發(fā)展的一個指引。

首先，這個人民民主的過程是全方位的，而不只局限于政治領域。堅持這一點，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設年代，無論是改革開放之前，還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能夠深刻地領會和踐行這樣一種民主觀。人民當家作主不是在投票選舉代表時才顯示出來，而是要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真正感受到了自己是主人，所謂“主人翁”精神是貫徹在方方面面的。

其次，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貫穿人民民主全過程中的一條主線。這是與西方民主過程的最根本的區(qū)別。這條主線不是中國共產黨獨自發(fā)明出來的東西，而是對中西方民主之真精神的繼承和發(fā)揚。西方主流民主自近代以后，尤其是在當代，越來越偏離和否定這條主線，這是其民主不斷劣質化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完善黨的領導過程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核心環(huán)節(jié)。“正確的領導”就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牢牢把握住人民根本利益，要保證黨的重大決策盡可能趨近人民根本利益的那個理想的平衡點?？茖W與民主的決策過程是達到如此目標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積累了世界其他任何政黨都無法比擬的經驗，從而讓自己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中之重。

第四，在選舉、決策、協(xié)商、管理、監(jiān)督等各個環(huán)節(jié)拓展廣泛而有效的人民參與。這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內容，廣泛性和有效性是這種過程的兩項基本特征。西方民主看似廣泛地動員起了選民參與，但這種參與也僅限于選舉而已，在其他環(huán)節(jié)，人民大眾處于被漠視的地位。即使在選舉過程中，選民似乎可以自主地投票，但他們的選擇所基于的觀念和事實嚴重地受到統(tǒng)治精英的操縱，其選擇與結果之間存在虛假性的關聯(lián)。中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和全過程，具有比西方民主更廣泛的特征，但在有效性方面仍然有短板。我們需要繼續(xù)發(fā)揮實事求是的精神，把這些短板給補上，讓人民的參與和優(yōu)良的治理之間產生真實和積極的關聯(lián)。

第五，在一種“有機性”的思維中去發(fā)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當代中國的治理體系是由各種制度和過程磨合起來的有機整體，人民民主的過程貫穿于治理體系的方方面面，在促進整體的統(tǒng)一性和協(xié)調性的同時，讓該體系充滿生機與活力。

這五個方面是當代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顯著特征，其中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階段的創(chuàng)造性智慧。

結語

當代中國的人民民主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偉大民主事業(yè)。過去的經典作家盡管在這方面有一些論述，但這些論述不足以給這種新的民主實踐提供具體的指導。中國共產黨人為此進行了長期艱難的探索，其間也經歷了挫折，但現(xiàn)在有了越來越清晰的答案。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讓中國比以往更加清楚地知道未來的民主畫面是什么樣子，更加清楚地知道理想與現(xiàn)實的人民民主之間的關聯(lián)，更加清楚地知道當前應該重點去做什么工作，去發(fā)展什么民主過程。只有牢牢扭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目標不放，憋著一股子勁，認認真真地像發(fā)展經濟生活那樣去發(fā)展民主生活，才能真正兌現(xiàn)對人民的承諾，真正地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1頁。

[2]《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0頁。

責編：周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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