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初年建立了以儒學士大夫為官僚主體的政治架構，這成為形塑士人從政精神的制度土壤。科舉制度的推行與朝廷對理學思想的維護，使朝廷與官僚士大夫之間形成了價值共識。官僚士大夫常常憑借這一價值共識，通過堅守儒家政治理念來彰顯道義力量，維系政教秩序?？婆e制度培育出沉淀于地方社會的士人群體，在社會思想逐步逸出理學范圍的中晚明時期，他們成為政治活動的民間參與者與社會輿論的制造者。地方社會的學術傳授、文藝交游也因他們的政治參與而與朝堂斗爭復雜糾葛。明朝士人從政精神的塑造與從政模式的形成，源于明朝以士人為政治、社會、文化中堅的治理結構。

【關鍵詞】明代 士人 從政精神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崛起于元末大起義之中的明朝，在完成統(tǒng)一之后，又實現(xiàn)了近三百年的長治久安。如果從更長的時段來看，明朝的穩(wěn)固統(tǒng)治與其對社會政治的改造關聯(lián)甚大。在這一重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儒學士人扮演著較前代更為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構成文官集團的主要來源，而且成為民間社會的價值引導者。士人在明朝社會政治中的這種結構性位置，使他們得以深度參與國家治理?；诖?，明朝士人的從政精神不僅關系到社會風氣的好壞，更關系到時代的治亂。然而，從政精神雖具主觀性，卻是統(tǒng)治方略、政治制度、社會交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明朝建立之際的政治架構及其對士人從政意識的形塑

元朝是儒學士人政治地位較為低落的時期。在元明之際的政局中，儒學士人多被各地割據(jù)勢力所網羅，不少士人懷有濟世之志或功業(yè)之心。然而隨著割據(jù)勢力的覆滅，依附其上的士人又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即便隱居不仕者，也難以逃避戰(zhàn)亂的波及。時人以“元季擾攘，鄉(xiāng)人角力，儒家子弟，率被戕滅”（柯暹：《東岡集》卷七《宏岡阡表》）來總結這一時期儒學士人的生存處境。

明朝建立后，從政仍然具有較高的政治風險。洪武二十一年（1388）新科進士解縉受到明太祖的問詢，即日上疏萬言，述及當時人人自危的窘迫：“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xiāng)，終始如一者也。”（《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明太祖屢興大獄，株連常達萬人之多，這些大案雖然并非直接針對士人階層，但入仕者受到牽連的不少，未入仕者也在其威壓之下。在《大誥三編》的記載中，被處決、流放的進士、監(jiān)生便有數(shù)十人。再如明初士林領袖宋濂，屢被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四方學者不敢稱其姓氏，皆尊稱“太史公”，外國貢使亦知其盛名，多次問候起居，高麗、安南、日本的使者還會采購其文集。即便宋濂地位如此之高，一旦其長孫坐胡惟庸黨，明太祖便打算置之于死地，后來由于皇后、太子的力救，才轉而將其安置于茂州。宋濂的遭遇印證了解縉“無一日無過之人”的論斷。作為入仕時日尚淺的新科進士，解縉的認識顯然并非來自其仕宦經歷，而是源于社會大眾的普遍觀感。

儒學士人在元朝長期受壓制的歷史經驗，加上元明之際的動亂經歷與明初的高壓政治氛圍，使其對政治參與保有謹慎態(tài)度。這一點恰恰又是明太祖希望著力改變的。作為出自民間的君主，明太祖對元朝復雜來源的官吏不恤民眾有著切身體會，故而構想以儒學士人作為官僚的主要來源。對于拒絕出仕的士人，明太祖則予以嚴懲。據(jù)《大誥三編》記載，儒生夏伯啟叔侄自殘身體以逃避入仕，明太祖對其施以刑罰，并明確表示這一處置是為了杜絕仿效之風。在明太祖的理解中，出仕是士人的義務，士人并沒有選擇權。

為此，明太祖構建了士人出仕的制度化途徑，恢復了科舉制度。早在洪武三年（1370）即明太祖稱帝的第三年，明朝便開科取士，在各地舉辦鄉(xiāng)試，中舉者于次年齊聚京師會試。此后作為優(yōu)待政策，連續(xù)三年舉辦鄉(xiāng)試，中舉者不必參加會試即可獲得授官資格。然而，與明太祖的預想不同，他所期待的賢德名士很少應試，所取者多是后生少年。于是，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停開科舉。

盡管科舉舉辦之初未能選拔到所期待的人才，明太祖仍然對民間儒士抱有很高的期待。他曾下詔征召“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歲在六十至七十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至六十者，于六部及布政、按察兩司用之。耆儒鮑恂、余詮、全思誠、張長年等人已經九十余歲，還被征召至京，命為文華殿大學士?！睹魇?middot;選舉志》說：“山林巖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shù)。”

明太祖推行薦舉制、征召民間儒士，其目的并非僅限于崇敬學問、敦化風俗，而是將儒士視作具有治理能力的官僚，將其安置在實權崗位上。儒士的起家官職居然可以是尚書、侍郎、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大理少卿、應天府尹、國子祭酒、各地布政使等實權高官?！睹魇?middot;選舉志》在列舉了大量人員名單后稱“此皆可得而考者也”，以說明這一現(xiàn)象的普遍與真實。尤其是洪武十三年至十五年間（1380-1382）明太祖特置四輔官，啟用儒士王本、杜斅、趙民望、吳源任職，授予他們協(xié)贊政事的權力，以彌縫廢除中書省后的權力間隙。但這四人皆是起自田家的老儒，惇樸無他長，并不熟悉政務，四人致仕后不久，明太祖罷廢四輔官。

明太祖啟用民間儒士參與治國理政的嘗試雖然未必成功，但明朝堅持了以儒學士人充任文官的組織路線，這成為明朝士人參政的制度土壤，塑造了明朝士人的政治主體感與社會責任意識。

理學思想與明朝官僚士大夫的朝堂政治

自明太祖起，歷代皇帝都奉程朱理學為正統(tǒng)。明朝科舉將四書納入命題范圍，五經也多采用宋儒傳疏。但是，這種尊奉基于實用原則，即培養(yǎng)符合國家官僚體制運作的人才，對于學術思想中威脅皇權的部分，皇權則保持了足夠的警惕。明太祖不僅罷免了孟子配享祭孔的資格，還命劉三吾修《孟子節(jié)文》，刪去《孟子》中“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規(guī)定科舉不得在此八十五條內命題。

除了朝廷維護理學價值外，明朝前期的儒家學派也多躬行程朱之學而不敢逾越。如“河東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薛瑄、“崇仁學派”的核心人物吳與弼，皆持這樣的立場。薛瑄影響力甚大，“關中之學”的周蕙為其再傳弟子，呂柟則為其四傳弟子。

經由理學的價值橋梁，朝廷、官僚與科舉士人之間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理念，這成為明朝各方政治溝通的觀念平臺。明武宗駕崩后，明世宗以外藩繼位，由此面臨祭祀生父的禮制問題。盡管部分士人如張璁、桂萼等人支持明世宗祭祀生父，但多數(shù)官僚士大夫在首輔楊廷和的領導下持反對立場。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等幾任內閣首輔因異議而先后去職。“大禮議”事件的性質較為復雜，但從士人的立場來看，則體現(xiàn)了他們維護價值理念、敢于進諫的從政精神。

在明朝的政治舞臺上，科舉官僚常以價值共識為基礎，在行動上表現(xiàn)出一致性。如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首輔申時行請求冊立太子，明神宗寵愛鄭妃，私意傾向于立鄭妃之子為儲君，這便與嫡長子繼承的禮制傳統(tǒng)有所沖突。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官僚士大夫與明神宗反復斗爭，迫使其立長子為太子。在這一事件中，申時行等幾任首輔因持調和立場而招致官僚士大夫不滿，被迫下臺。官僚士大夫憑借所秉持的儒家政治理念遏制皇帝的私心，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政治斗爭中的道義力量，從而激勵了士大夫清流勢力的集聚。

共同的價值理念不僅用以維護制度傳統(tǒng)，而且還用以維系清流勢力自身的凝聚力。同在萬歷年間，士林中聲譽很高的沈鯉入閣，時任首輔沈一貫擔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于是借“楚宗案”“妖書案”打擊沈鯉勢力。在這一斗爭中，都御史溫純等人遏制了沈一貫的攻勢，并在主持京察時黜退其黨。盡管溫純此后被迫致仕，但沈一貫則受到士林輿論的責難。從政是否公允是當時士林輿論所秉持的評議標準。

明朝士人的從政精神鮮明地體現(xiàn)在東林黨人身上。東林領袖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倡導以理學矯正時弊。從萬歷末年至天啟年間，東林黨人頻頻表達政治主張，維系了光宗、熹宗的大統(tǒng)。與此同時，權閹魏忠賢在明熹宗乳母客氏的支持下控制內廷并結成閹黨，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魏忠賢門下黨羽有“五虎”“五魁”“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稱。天啟四年（1624），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在客氏和閹黨的讒言下，明熹宗退回上疏，嚴斥楊漣。此后，七十多名東林黨人前赴后繼彈劾魏忠賢。閹黨隨即展開報復，將東林黨人貶黜殆盡，主要人物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更是身陷囹圄，死于獄中。在江南的高攀龍等人也遭構陷，高攀龍在被捕前自盡，繆昌期、周順昌等六人被押解入京。盡管深陷獄中，繆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明史》卷二百四十五《繆昌期傳》）。周順昌“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面，罵益厲”（《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周順昌傳》）。天啟七年（1627）明熹宗駕崩后，繼位的明思宗清除閹黨，東林黨人才得以平反昭雪。

士林重心下移與明朝地方士人的政治參與

大致從憲宗成化年間開始，明朝士林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此前士林領袖多為臺閣官僚，此后轉為享有民間聲譽的思想家或才子。這既與社會思想逸出理學范圍有關，也與地方社會的活躍有關。

陳獻章（白沙）被看作明代思想史的重要轉折人物，他的活動多在成化、弘治年間。陳獻章雖為吳與弼弟子，但思想已從理學歧出，其學被稱為“江門心學”。陳獻章弟子湛若水更是心學代表人物。同為吳與弼弟子的胡居仁，雖對陳獻章多有質疑，但其“余干之學”也非固守理學，而與心學多所牽涉。同出吳與弼門下的婁諒為王守仁所親自拜謁，其思想對陽明心學的形成有發(fā)端之效。

明代中后期的學術主流是王守仁（陽明）的“姚江之學”。士大夫學術思潮歧出程朱理學的過程也是士林重心由朝堂向民間下移的過程。王守仁弟子王艮秉持平民立場開創(chuàng)“泰州學派”，門下傳人有羅汝芳（近溪）、顏鈞（山農）以及再傳弟子何心隱等著名人物。李贄所撰《焚書》《藏書》等著作影響巨大。盡管李贄為此死于獄中，著作也遭朝廷禁毀，但其思想仍在士人乃至民眾中廣泛傳播。顧炎武說：“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于人間自若也”，“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八《李贄》）。

隨著士林重心的下移，地方社會的活力也隨之被激發(fā)。地方士人的活動逐漸越出學術思想、民間輿論的范圍，卷入地方政務甚至是朝堂斗爭之中。嘉靖年間嚴嵩專權，何心隱利用道士藍道行以乩術為明世宗所幸，授以秘計離間明世宗與嚴嵩的關系，在倒嚴行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崇禎年間蘇州、松江等地文社聯(lián)合成立復社，以繼承東林精神自任。諸多江南名士的加入為復社帶來了崇高的聲譽，也使其具有政治影響力。首輔溫體仁厭惡復社勢力，支持復社的官僚與反對者之間反復糾葛。在復社領袖張溥等人的運作下，張溥座主周延儒得以入閣為首輔，與復社相善的鄭三俊、劉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等人也得以起自廢籍重任要職。地方士人在中晚明的政壇中展現(xiàn)了巨大的政治能量。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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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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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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