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程千帆（1913—2000），湖南寧鄉(xiāng)人，文史學家、教育家。1936年畢業(yè)于金陵大學。曾于金陵中學、金陵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執(zhí)教。1978年任南京大學教授。曾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江蘇省文史館館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等。著有《校讎廣義》《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等，主編《全清詞·順康卷》等。圖片由作者提供

《全清詞》（部分） 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全清詞》編纂自1982年啟動至今，已歷40年。40年間，《順康卷》20冊、《順康卷補編》4冊、《雍乾卷》16冊、《嘉道卷》30冊相繼出版。該叢書的最后兩卷《咸同卷》《光宣卷》亦已開始編纂，將于近年完成。

40年來，數(shù)代學人傾注精力于斯?；厥走^往，以程千帆先生為代表的前輩學人為此項工程付出的篳路藍縷之功，值得深刻銘記。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順康卷》的編纂，為清初詞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全清詞》的后續(xù)編纂做出了示范。程千帆先生在學界良好而廣泛的師友關系，為此項目的啟動和展開提供了難得的助推力。

壹

《全清詞》的立項，與李一氓有密切的關系。

李一氓是1925年入黨的老共產(chǎn)黨人，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文化素養(yǎng)深厚。1981年國務院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后，李一氓任組長，親自參與制定了中長期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

《全清詞》編纂項目，正是較早被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列入規(guī)劃的項目。據(jù)程千帆先生日記記載：1982年8月13日，“得古籍小組信，約去北京”；20日、23日，在北京兩次與李一氓約談，所談皆有關《全清詞》；26日，回南京后，即“開研究《全清詞》計劃會”，擬定編纂計劃、實施方法和工作的一些細則。1983年1月2日，程先生又赴京參加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會議，7日與李一氓談《全清詞》編纂工作，并將所擬定的編纂方案等向李一氓報告。在這次談話中，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正式邀請程先生擔任《全清詞》主編，并商定古籍小組提供編纂經(jīng)費，程先生所在的南京大學中文系成立“《全清詞》編纂研究室”。在談話中，程先生提出編纂可采用正編、補編、拾遺三段法，李一氓表示同意，并對編纂方案中的經(jīng)費管理、實施辦法和分階段編纂計劃提出了意見。

改革開放之初，古籍整理出版事業(yè)百廢待興，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及李一氓對全國各高校、研究所承擔的任務有全盤考慮。無論從學養(yǎng)還是從家世淵源來說，程先生都是主持《全清詞》編纂最合適的人選。程先生的曾祖父程霖壽，著有《湖天曉角詞》；程先生的伯祖父程頌藩，著有《伯翰先生遺集》，詞附；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頌萬，著有《美人長壽庵詞》《定巢詞集》《鹿川田父集詞》等諸集，是晚近以來兩湖地區(qū)首屈一指的詞家；程先生的父親程康，著有《顧廬詩鈔》，詞附；程先生的發(fā)妻沈祖棻先生，更以詞聞名于世，被譽為“易安而后見斯人”（朱光潛語）。程先生自己雖較少作詞，但在求學時，曾親炙詞學大師吳梅、汪東、沈尹默、劉永濟等，與喬大壯、唐圭璋、孫望等先后同學，而且程先生對詞的研究興趣濃厚，撰有多篇文章。

李一氓學殖深厚，尤為關注詞學。1923年，他在上海求學期間，曾寫過一篇有關張炎詞的文章，發(fā)表在《石室學報》；20世紀40年代，他常填詞抒懷，著有上百闋的《擊楫集》。（《李一氓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李一氓還是位著名的藏書家，他曾自述“實在的，我的書主要是詞”。從1948年到1980年前后，他共收集了詞集1100余種、2300余冊，其中不乏稀見的明清稿鈔本。1977年，程先生曾將沈祖棻先生的《涉江詩詞集》詳細箋注，油印行世，分贈同人。李一氓就藏有該油印本兩套。（何光倫《李一氓捐贈四川省圖書館藏書書目》，巴蜀書社2020年版）

李一氓后來受聘為《全清詞》的顧問，經(jīng)常過問《全清詞》編纂情況，并熱情提供幫助。在回憶錄中，他說到自己的藏書：“最近，編《全明詞》《全清詞》，這些書就很有用處了。”（《李一氓回憶錄》）他把自己珍藏的一批詞集復印出來供編纂《全清詞》使用，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清初詞人陳維崧早年詞集《烏絲詞》、王士祿《炊聞詞》（《十六家詞鈔》本），還有陳元鼎《鴛鴦宜福館吹月詞》、王惠《柘澗山房詩詞稿》、張晉《戒庵詩余》等。即便一些稀見稿鈔本，李一氓也不吝所藏，如董以寧《蓉渡詞》，余一鰲《亦云詞》《春蠶詞》，譚祖壬《聊園詞》等，都在《全清詞》編纂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程先生對李一氓的幫助非常感激，李一氓去世后，他寫了挽聯(lián)寄到李家：“考獻徵文，世尊大雅；山頹木壞，國喪元良。”

貳

程千帆先生在主持《全清詞》編纂過程中，曾多次接受學界師友的詞籍捐贈。如吉林大學王同策教授寄贈詞籍復印件多種，黑龍江學者王延齡先生抄贈常建賡的《倦游集竹枝詞》，浙江嘉興教師進修學院徐志平先生寄贈清道光時楊煃的《蕉露詞》稿本殘卷，鎮(zhèn)江師范專科學校吳宗海先生鈔寄顧云臣的《抱拙齋集》所附詞等。除了這些零星捐贈的稀見詞籍，也有較成規(guī)模的捐贈，如南京大學戚法仁教授捐贈朱祖謀《彊村遺書》、曹元忠《凌波詞》等，繆鳳林教授捐贈李葆光《涵象軒詩集》、謝質卿《轉蕙軒詞》等。

北京大學陳貽焮教授聞訊，將其岳父李冰若的《彌陀庵詞》鈔錄寄贈。李冰若是晚清民國的詞學名家，著有《花間詞集注》《栩莊漫記》等書，但其詞在當時卻不經(jīng)見，很是珍貴。香港的饒宗頤教授提供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藏詞目錄，有利于編纂人員按圖索驥。華東師范大學施蟄存教授將自己的不少藏書借給程先生復制。師友的這些慷慨相助，給程先生與《全清詞》編纂團隊增添了底氣。在眾多捐贈中，陸維釗先生家屬所贈的舊藏詞籍數(shù)量最多，質量也很高，而且這次捐贈還蘊含著學術界薪火相傳的特殊緣分。

陸維釗是著名書法家，其非篆非隸、亦篆亦隸的新體書法“蜾扁”獨樹一幟。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一位詞學家，是葉恭綽編纂《全清詞鈔》時最為倚重的助手。

《全清詞鈔》創(chuàng)始于1929年，至1952年方完成，凡收錄清代詞人3196人、詞作8260余首，擔任分纂和襄助的當世詞家及名流多達53人。1938年，陸維釗逃難到上海租界，在圣約翰大學執(zhí)教，加入同人詞社“午社”，因此與葉恭綽相識，自1942年下半年開始協(xié)助其編纂《全清詞鈔》。根據(jù)葉恭綽的構想和后來的實踐，《全清詞鈔》編纂大致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全國各地收集清人詞集、詞選；第二階段則進行篩選和校訂。陸維釗于第二階段貢獻尤著。據(jù)陸維釗回憶，“那個時期，我經(jīng)常去葉先生府上，有時一個月一次，有時一星期一次，也有時一星期去兩三次，我們討論清詞的篩選”。（陸昭徽《君子之交：父親陸維釗與其師友》，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版）他們工作的方式是，陸維釗先進行初選，再與葉恭綽探討取舍。葉恭綽后來曾稱譽：“能終全其事者，唯陸維釗一人。”（《君子之交》）

許是為了酬答陸維釗，1947年5月20日，葉恭綽致信陸維釗：“弟所藏清人詞千余種，不少罕見之本。茲為其得所起見，擬一概奉贈臺端，藉資保護。”這批藏書，陸維釗將其分藏兩處，約四分之一藏于友人處，后被上海圖書館收藏；另四分之三則自藏，保存相對完好。1980年，陸維釗病逝，其遺孀李懷恭、哲嗣陸昭徽等商議，陸維釗早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而程千帆先生正主持《全清詞》編纂，遂將陸維釗自藏的那部分詞集全部捐贈給南京大學，以供編纂《全清詞》所用。

1985年7月30日，這批共691種、凡1150冊的詞籍正式移交南京大學，為《全清詞》編纂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后來又全部移存于南京大學圖書館，得到了更好的保護。

這批詞籍有較多的清代、民國詞人稿鈔本，稿本如呂碧城《曉珠詞》、王樹藩《王少愚自訂詞》、志銳《窮塞微吟》、仲恒《雪亭詞》等十數(shù)種；鈔本則如曹寅《楝亭詞鈔》、莫友芝《影山詞》、周岸登《邛都詞》等數(shù)十種。這批詞籍是《全清詞鈔》工作底本，其上往往有勾選痕跡，并帶有“遐庵藏書”書簽，簽上除題寫詞集名、卷冊數(shù)、作者外，常鈐蓋“篋中已選”“清詞已選”印記，書中亦常鈐“恭綽長壽”“清詞鈔底本”“番禺葉氏遐庵珍藏書畫典籍之印記”“葉遐庵先生贈”“平湖陸維釗印”“陸維釗先生捐贈清詞集”等篆印，既堪寶玩，亦可從中追尋百年來清詞整理研究之因緣。

《全清詞鈔》由葉恭綽自藏的那批底本，因存于香港，抗戰(zhàn)中香港淪陷時全部損毀。陸維釗的這批藏書及上海圖書館所存的部分詞籍，便成了《全清詞鈔》這個巨大工程的靈光斷壁，有助于我們逆向了解其成書過程。而且陸維釗與程千帆先生聲聞相接、聲氣相通，都對古籍整理與文化傳承有著熱切的執(zhí)念，他的這部分專藏在其身后，由親屬提供給程先生領導的《全清詞》編纂團隊，事實上也是他們師友學術交誼的一種延展性體現(xiàn)。更進一層而言，《全清詞鈔》的底本用于《全清詞》編纂，從文化傳承和學術淵源角度來看，也是一則非常難得的佳話。

叁

程千帆先生于1983年5月起的四五年間，組織了不少訪書小組，遠赴國內各大公藏圖書館訪查復制《全清詞》編纂所用詞籍底本。這是《全清詞》編纂過程中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訪書，訪書小組北至黑龍江，南至廣東，大至國家圖書館、省級圖書館、各高校圖書館，小至常熟圖書館、平湖圖書館等縣級圖書館，通過影印、抄錄、照相等方式獲得大量詞籍。《全清詞》訪書小組在這次大規(guī)模的查訪中，在105個圖書館和藏書單位里，采訪獲得一卷以上的清詞別集1704種，以及清詞總集、選集、家集、合集等214種，零星詞作等不計其數(shù)。

近代以來，藏書紛紛流向公藏單位，學者在圖書館中查訪典籍自是形勢使然，不少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的參與者當皆有相關經(jīng)驗。不過，一些著名的藏書家仍保有大量稀見詞籍，程千帆先生也非常注意與之建立私人交誼，并借以訪查詞籍，黃裳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程先生與黃裳本不相識。但早年間，黃裳曾撰文高度評價沈祖棻先生的詞。因這一層機緣，1982年4月，程先生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黃裳，即贈以沈祖棻《涉江詩詞集》油印本二冊，是為二人相識之始。《全清詞》項目啟動后，二人的聯(lián)系更多了起來。程先生除了聘請黃裳擔任《全清詞》顧問外，亦爭取到讓黃裳答允提供珍藏詞籍來影印復制。

黃裳的藏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改革開放后，雖然最終發(fā)還，但中間仍有許多波折。黃裳撰有《珠還記幸》一書，詳細記載了一些細節(jié)，語意中對那家公藏單位不免有些怨悵。但借書給程先生復印，黃裳卻沒有遲疑猶豫，而且這樣的合作關系持續(xù)了相當長的時間。黃裳最為重要的一系列詞籍珍本，因此也逐批地成為《全清詞》的編纂底本。其中，數(shù)量最大的一批復制，是在1985年秋，黃裳曾在自藏的沈樹本《玉玲瓏山閣集》上題跋道：“乙丑七月廿九日整理及此，程千帆假舊本詩余數(shù)百冊去影印，此其一也。”那次親赴上海黃裳府上借書的是嚴迪昌、張宏生兩位先生。據(jù)張宏生老師回憶，黃裳所居非常狹小，藏書所在的書房更是狹小?？梢钥吹贸鰜?，黃裳對自己的藏書珍而重之，為避免翻動典籍時的無序，他讓登門拜訪的二人在客廳中等候，自己不辭辛勞地一趟趟將允借的圖書從書房檢出、搬來，并未讓他們進入書房。但出于信任，又慨然允許他們將書帶回南京復印完畢后再送回。

此后，黃裳于藏書中續(xù)有發(fā)現(xiàn)，仍不斷提供給程先生。1986年1月，程先生曾致信黃裳：“承示詞集三種，獨余縉《大觀堂文集》所附無之，不審能費神復制見賜否？集中如有涉及其生平文字（序跋傳志之屬）亦求同時復印，可供撰小傳用也。”程先生見到稀見詞籍的復印件，往往也會作為答禮提供給黃裳，如寫于1995年8月的信：“檢行笈得十余年前臺北潘重規(guī)兄代印……朱竹垞《眉匠詞》，及日本清水茂教授代印……太清春《天游閣集》足本。今《全清詞·順康卷》已付印，將陸續(xù)出版。弟藏此復本無所用之，謹以奉貽，或可供清賞……”

黃裳所藏詞籍重在精善，往往是稀見善本或稿鈔本，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且其中有較多珍本來自民國詞家徐乃昌、林葆恒的遞藏，多鈐有諸家藏書印，因此更彌足珍貴。例如戴鑒《南村詞選》、程庭《若庵集詩余》、高不騫《羅裙草》、李因《竹笑軒吟草》、先著《勸影堂詞》、查元偁《臶齋詩余》等稀見本甚或是孤本詞籍，如非由于程黃二人的私誼，則何時能進入《全清詞》的纂輯視野，就是個未知數(shù)了。

肆

一些存藏于海外的漢文古籍，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其中一些古籍還是孤本。21世紀以來，“域外漢籍”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大熱點，而40年前，程千帆先生已經(jīng)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因此，他常求托師友襄贊訪查海外詞籍。

1979年，葉嘉瑩先生從海外回國教書，曾到訪南京大學，與程先生相識并成摯友，此后雙方魚雁不斷，往來問學。《全清詞》編纂啟動后，葉先生被聘為顧問，是15位顧問中唯一一位外籍顧問。此后，葉嘉瑩先生不僅幫助搜羅臺灣地區(qū)和美國所刊的一些詞籍，還將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詞目錄提供給程先生，以供比對。

改革開放之初，中美之間的交流遠不如后來那么高效。為訪得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未見詞集，程先生與葉先生數(shù)度飛鴻，此事才稍有眉目，試將程先生致葉先生現(xiàn)存信函中有關此事者稍作臚列：

賜示哈佛燕京社藏詞集目錄，已與清詞研究室所得者核對，其中十六種為此間所無，不知能由先生轉商該社復印掛號見寄否？（1984年9月3日函）

請哈佛復印詞集之事，極承關注，現(xiàn)正交涉，擬與哈佛燕京社建立長期交換關系。（1984年11月22日函）

哈佛燕京社圖書館所藏清人詞集，客歲承鈔目見寄，并告以聯(lián)系方法。遵即由南京大學圖書館國際聯(lián)絡部將所需十二種目錄打印寄去，要求建立交換關系。迄今數(shù)月，尚無回復。不知先生此次重到哈佛，能向吳館長說明、促成此事否？如有困難，則請先生代為復印，其費用亦請先行墊付，容后在先生來寧時償還。印件如不便攜帶，則可掛號海運。（1985年3月22日函）

幾經(jīng)波折，這批詞集終于在1987年由胡嘉陽自哈佛復印寄回國內。此后，隨著哈佛燕京圖書館圖書整理編目的深入，又發(fā)現(xiàn)不少新詞集，程先生也一直關注。1996年，張宏生應邀赴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程先生亦曾去信，要求繼續(xù)訪查詞籍：“《全清詞》待訪書目，亦無尋處。我意，你可以葉氏《全清詞鈔》為據(jù)，和哈佛所藏對勘。葉氏未錄，即較罕見者（或不佳、不重要的）皆可復印帶回，備《全清詞》之用（稿本、鈔本尤其重要）。”

除了美國，日本也是海外漢籍的重要集散地，程先生同樣很注重訪查，前文已涉及程先生拜托日本學者清水茂教授復印《天游閣集》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詞集如董漢策《藍珍詞》、龔士稚《芳草詞》等，以及何士信《類選群英草堂詩余》的元代刊本復制件，多即由清水教授復印提供。另一位日本學者村上哲見教授，亦曾以顧太清《東海漁歌》流傳情況及書影寄呈，程先生曾專函答謝。

當然，限于客觀條件，程先生所組織的對海外所藏清代詞籍的訪查工作是不太徹底的。這一部分工作，即便在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技術如此發(fā)達的今日，也仍有較大的開拓空間。

40年前，古籍整理的條件遠不如今日：一是圖書資料難以獲取，影印技術尚不發(fā)達，加之圖書館、博物館等公藏機構基本尚未編成比較準確的書目，仍有很多古籍一直處在“養(yǎng)在深閨無人知”的境地，“雖知其目，但其書難求”也是常態(tài)；二是圖書資源的電子化、網(wǎng)絡化尚未開啟，清代的文獻典籍浩如煙海，全盤掌握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三是早期《全清詞》的編錄主要依賴手工，先手抄、貼裱成初稿，再排版、校對、印刷。

即便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程千帆先生等前輩學人仍然取得了為學界矚目的成就，仔細思之，這離不開古籍小組和李一氓的關懷、支持，也離不開程千帆先生個人的學養(yǎng)和聲望，還離不開眾多學界朋友的幫助，他們的幫助有時是雪中送炭，有時是錦上添花，既為學界留下了一段段佳話，也為《全清詞》的編纂準備了一個較為充實的資料庫。

2000年，程先生辭世，《全清詞》的編纂整理在張宏生老師的帶領下，在程先生等前輩學者工作基礎之上繼續(xù)奮發(fā)不斷取得新成果。2007年，《全清詞》的編纂團隊開始了第二次大規(guī)模訪書，筆者亦曾參與其中，南下北上，親歷程先生等前輩學人的辛勞，對前輩們整理傳承傳統(tǒng)文化優(yōu)秀成果的苦心，以及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境界有了更深的感念。

（作者：顧圣琴，系蘇州大學傳媒學院講師、《全清詞·嘉道卷》分冊負責人）

本文參考了程千帆《桑榆憶往》《閑堂書簡》、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譜長編》、鞏本棟《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