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但是科學家傳播科學的獨特優(yōu)勢與目標是什么，并沒有得到清晰闡述。從科學哲學與認知科學對知識、信任與行動研究的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結(jié)果出發(fā)，分析認識論信任在科學傳播中的重要性，可以發(fā)現(xiàn)，科學家的獨特性在于可以傳播科學研究的真實而完整的認識論過程，建立對話來促進公眾對科學的認識論信任。與此同時，通過參與式科學與傳播研究的新方式，還可以實現(xiàn)科學家與公眾彼此都在認識論上受益。促進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在政策、體制和傳播技巧等方面的具體操作，可以從建立認識論信任和受益的不同目標、結(jié)合傳播的具體場景來有針對性地展開，推動傳播者與受眾的社會交互與資源整合。
【關鍵詞】科學家 認識論信任 科學教育 科學傳播學 科學哲學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4.009
【作者簡介】朱晶，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科學實踐哲學、公眾理解科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經(jīng)典醫(yī)學的身體觀與認知特征》等。姜雪峰，華東師范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教授，2020年上海市科普貢獻一等獎獲得者。研究方向為有機合成化學。主要著作有《Sulfur Chemistry》等。
全球共同面臨的氣候、環(huán)境、健康等挑戰(zhàn)，以及數(shù)字化時代中的虛假信息、信任危機等問題，將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擺在了異常突出的位置。一些科學類期刊也開始強烈呼吁采取相應措施來為科學家辯護（The Lancet editorial, 2022）。疫情期間，相比世界范圍內(nèi)的其他國家，我國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大幅度提升，提升度超過10%（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1）。我國政府和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在公共衛(wèi)生治理成效上體現(xiàn)出明顯優(yōu)勢：一方面，科學家傳播科學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科學家傳播科學在全球范圍內(nèi)均面臨著挑戰(zhàn)，“看起來容易做起來難”（Thorp, H. H., 2021）。針對這些困難，不少研究討論了影響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意愿和動力因素，如政策和體制上的激勵（王大鵬、賈鶴鵬，2017），科學家同行與所在機構(gòu)對科學傳播的認同度（金兼斌、吳歐、楚亞杰、林成龍、張雪，2018），傳播資源與傳播能力（Merino, N. S. and Navarro, D. H. T., 2019），等等。但是，為什么科學家要參與科學傳播，或者科學家傳播科學的獨特優(yōu)勢與目標是什么，并沒有得到清晰地闡述。目前雖有調(diào)查描述了科學家與科學傳播研究者之間的區(qū)別（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也有研究揭示出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目標過于模糊（Thorp, H. H., 2021），但尚未有研究從理論上進行深入探討。同時，從知識缺失模型或者義務論出發(fā)，認為科學家是科學知識的生產(chǎn)者，科學研究的經(jīng)費來源于公共財政、要獲得公眾支持（John, S., 2018）等觀點，并沒有涉及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在認識論上的重要性，缺乏對科學家參與傳播本質(zhì)的深入考察。為此，本文將從科學哲學與認知科學對知識、信任與行動研究的理論框架出發(fā)，首先，分析認識論信任在科學傳播中的重要性；其次，討論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獨特性在于傳播科學研究的真實而完整的過程、建立對話來促進公眾對科學的認識論信任，與此同時，通過參與式科學這種新的科學傳播形式還可以實現(xiàn)科學家與公眾彼此都在認識論上受益；最后，本文從認識論信任和受益出發(fā)，提出促進科學家傳播科學在政策、體制和傳播技巧等方面的具體操作，可以從實現(xiàn)認識論信任和受益的不同目標、結(jié)合科學傳播的具體場景來有針對性地展開，促進傳播者與受眾的社會交互與資源整合。
從知識、社會信任到認識論信任
個體的知識、信念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是科學傳播領域具有高度優(yōu)先性的研究主題。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公眾對科學共識的接受與否，與個體知識的多少呈現(xiàn)出微弱相關性，個體會根據(jù)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與個人價值來對科學共識進行再闡釋。知識與行動之間的弱相關性，成為科學傳播領域的悖論；另一方面，科學傳播領域主流的理論——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認為，公眾在知識上是缺失的，所以要向公眾傳播科學。該模型雖然受到質(zhì)疑，但它不僅依然在傳播實踐中盛行，還有回歸之勢（Suldovsky, B., 2016）?？茖W傳播的實踐在處理知識與行動之間的關系時出現(xiàn)了理論真空，為科學傳播帶來了挑戰(zhàn)。
今天的公眾越來越多地需要在面對與科學有關的爭議時作出個人決定，與健康和環(huán)境科學有關的一系列爭論都說明：公眾看起來非常了解科學和技術(shù)相關的風險，而實際上卻有相當比例的公眾不接受科學家的共識。因此，當我們將科學傳播的重任交給科學家，科學家也認為自己能夠在與科學相關的社會爭議問題解決上發(fā)揮重要作用時（Besley, J. C. and Nisbet, M. C., 2013），卻忽略了公眾的知識與行動之間關系的復雜性，以及已有的科學傳播理論在面對實踐時的悖論?？茖W家是知識的生產(chǎn)者，所以科學家要傳播科學、同時獲得公眾支持，這樣的推理并不足以為科學家傳播科學的重要性進行辯護。
除去傳播知識，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是否能夠成為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必要性的理由呢？有研究認為，因為公眾對于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科學家處于科學傳播的核心位置（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這類觀點不僅混淆了社會信任與認識論信任，還忽略了社會爭議已經(jīng)讓科學時而面臨信任危機。相反，科學家傳播科學的目標是為了建立公眾的認識論信任，而不僅僅是社會信任。進而，公眾要信任科學的原因，不是因為科學家不斷發(fā)現(xiàn)新的理論定律，或者基于科學的技術(shù)極大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而是因為科學共同體在發(fā)現(xiàn)理論和定律的過程中，不斷地通過質(zhì)疑和尋找證據(jù)而形成共識，科學家探究與共識達成的過程和方式讓他們能夠成為值得公眾信任的認識論權(quán)威。如果僅僅因為公眾信任科學家，所以科學家要參與科學傳播，這樣的推論其實是陷入了循環(huán)論證與前提錯誤謬誤。
科學傳播中存在悖論的背后，潛藏的是認知勞動分工的問題。作為科學外行的公眾，與科學家在知識背景、推理和判斷方式上存在認知勞動上的分工，科學外行要理解科學并作出理性決策，并不需要（也很難）擁有和科學家一樣的知識，而是應該相信科學家在認識論上的權(quán)威（Kere, A., 2018）。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僅僅是社會信任，是通過媒體宣傳而建立的社會信任，或是通過直覺或情感建立的信任，而不是基于理解科學是如何運作的基礎之上而建立的認識論信任，則可能會走向偽科學或者對科學誤解的一端。因為社會信任是建立在社會適應性的信念之上，個體會為了尋求有歸屬和有意義的社會關系而建立社會信任（Williams, D., 2019）。但是，這種信任并沒有經(jīng)過知識的辯護，不夠穩(wěn)固，在認識論上會存在偏見。例如，關于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問題，已有的對認知過程的計算機模擬發(fā)現(xiàn)，當科學家、拒斥氣候變化者與公眾都形成了理性信念后，一旦有與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jù)相悖的聲音出現(xiàn)時，隨著時間推移，科學共同體并不會改變氣候變化的共識，但是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接受會出現(xiàn)極化，而認識論上不存在偏見的自主體依然選擇相信科學共識（Lewandowsky, S.; Pilditch, T. D. and Madsen, J. K. et al., 2019）。這說明，公眾形成自己的認識論標準進而作出判斷，比僅僅依賴于社會信任，要更加理性和穩(wěn)固。公眾對進化論等問題的接受和理解，同樣也說明了認識論信任的重要性。身份認知認同、媒體覆蓋、社會文化、反智主義等各種因素確實會影響公眾在面對有爭議的科學問題時作出判斷，但是，個體的認識論標準會在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即在理解科學是如何運作的基礎上建立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理解科學家為什么是認識論上的權(quán)威，學會像科學家一樣思考，將社會信任轉(zhuǎn)變成認識論信任，才會有助于公眾面對爭議時作出理性判斷（朱晶，2020）。
總之，促進公眾建立對科學在認識論上的信任，而不僅僅是傳遞知識，或是將科學行話變成通俗的語言，才能夠解決知識與行動之間的矛盾，解決科學傳播中出現(xiàn)的悖論。在建立公眾的認識論信任這一點上，科學家可以位于科學傳播的核心。
參與式理解科學研究中的認識論過程
既然建立公眾對科學在認識論上的信任如此重要，那為什么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能夠?qū)崿F(xiàn)這種目標？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因為理解科學研究中的認識論過程，傳遞真實而非虛擬建構(gòu)的理想化過程，才有助于建立這種信任；另一方面，因為科學傳播領域的研究者逐漸意識到雙向度的對話，而不是單向度的接受，能夠更好地促進公眾理解科學，科學傳播從基于缺失模型的傳播方式開始轉(zhuǎn)向公眾參與式的傳播?？茖W家是科學研究過程的親歷者與踐行者，在傳遞真實的研究過程和公眾建立深度對話方面，具有天然的專業(yè)優(yōu)勢與責任。
在厘清了公眾與科學家在認知勞動上存在分工，以及公眾的知識背景和推理方式與科學家存在的區(qū)別后，科學家傳播科學的目的和方式就變得更加清晰了，即讓公眾意識到為什么要相信科學，是因為科學在認識論上的權(quán)威是通過科學研究的整個認識論過程來獲得擔保的（Oreskes, N., 2019）。這些包括：科學研究通過多種方法來獲得證據(jù)、并根據(jù)證據(jù)作出推理和判斷，科學共同體通過理性質(zhì)疑和論證來達成共識，科學研究過程要公開、透明并接受檢驗來不斷追求客觀性，科學共同體有一套不斷進行自我糾錯的社會機制來保證科學的進步，科學家既努力尋找正面證據(jù)又積極面對質(zhì)疑。通過傳播科學研究的認識論過程，既能讓公眾理解科學家為什么具有認識論上的權(quán)威，還能體現(xiàn)科學家基于證據(jù)作出判斷的思維方式與精神氣質(zhì)，讓公眾學會像科學家一樣，基于證據(jù)作出理性判斷，將社會信任轉(zhuǎn)化為認識論信任和個體能力。就我國而言，相比2006年頒布的《全民科學素質(zhì)行動計劃綱要》，2021年頒布的《全民科學素質(zhì)行動規(guī)劃綱要（2021—2035年）》發(fā)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即將科學精神放在首位，科學思想緊隨其后，然后是科學方法，最后才是科學知識?？茖W家通過傳播科學研究的認識論過程，與我國科學素質(zhì)建設的優(yōu)先性從“硬”素質(zhì)向“軟”素質(zhì)的變化是契合的。因為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都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化于科學家的研究實踐之中。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理解科學的整個認識論過程在公眾作出理性行動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公眾通過參與和理解科學家探究自然并達成共識的過程，而不是單向接受科學研究的過程，才能建立認識論信任，克服個體偏見與直覺。認知科學的研究表明，個體的推理能力會隨著社會目的而發(fā)生演化。比如，通過說服、協(xié)商和評估，而不是通過個體獨立的反思來增強判斷和決定的可靠性。因為個體獨立的推理會存在偏見和不準確，通過參與公共活動來進行推理，偏見和不準確會得到修正和糾偏（Mercier, H. and Sperber, D., 2017）。譬如，科學家在傳播氣候變化等主題時，不是直接告訴公眾有關科學家的共識，而是傳播生物醫(yī)學和氣候科學家得出結(jié)論背后的探究過程與推理方式，清晰地呈現(xiàn)科學研究的真實過程，通過和公眾展開具體的對話來讓他們理解氣候?qū)W家對氣候變化判定背后使用的多重證據(jù)及其獲取方式。這些包括：同行評議、雙盲實驗、使用變量控制策略、減少誤差的方式；氣候科學家關于氣候變化的證據(jù)是多重的，不僅有古氣候?qū)W證據(jù)、二氧化碳排放量變化的證據(jù)，還有控制地球氣候變化的自然因素之后建立模型來評估人類活動影響的證據(jù)?？茖W家對真實研究過程的傳播，將促進公眾能夠理解科學研究的限度和基于證據(jù)的理性評價。公眾要獲得與科學思維和科學方法相關的論證與推理能力，科學傳播中如果只從單一的理性主義關于論證的簡化圖景出發(fā)，僅僅從論證本身出發(fā)，不結(jié)合整個科學認知的過程，也無法實現(xiàn)論辯和推理教育（Allchin, D. and Zemplen, G. A., 2020）?？茖W傳播中對非真實的、理想化科學方法和研究實踐的描述，反而會讓公眾更加誤解科學（朱晶，2020）。
為此，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可以讓公眾親歷科學家的真實研究，了解科學研究的整個過程。科學家的傳播將涵蓋研究目的、研究所需要的技能、基金資助來源、要解決的問題、已有研究遇到的問題、可能遇到的爭論，甚至包括研究團隊的組成，研究成果的發(fā)表和出版中的同行評議等，從而讓公眾更清楚地理解什么是職業(yè)的科學家、科學研究所需要遵循的規(guī)范和準則、科學共同體對可靠的科學知識的評判準則等。科學家通過這些參與式、對話式的科學傳播，可以促進公眾理解整個科學的認識論過程，增加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家的認識論信任，在遇到與科學有關的社會爭議時，能夠識別專家，按照科學共同體所傾向的方式建立和應用科學知識，形成推理和判斷，從而能夠真正地實現(xiàn)將科學應用于個人生活和社會事務。不僅如此，公眾對科學的認識論信任反過來可以營造理性的輿論環(huán)境，讓科學家更加愿意參與科學傳播，從而實現(xiàn)雙向受益。
參與式科學與科學傳播的科學化
大多科學家與科學傳播者依然認為，科學傳播的目標是科學知識。雖然科學傳播學者認為還應該傳播科學共同體對人類福祉的關切（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科學家認為傳播的目的是讓更多的人知道有關科學的信息，提高科學在社會中的影響（Valinciute, A., 2020）。不過，這些討論忽視了兩股科學傳播的新浪潮：數(shù)字時代全球范圍內(nèi)出現(xiàn)的科學家與公眾共同參與科學研究的新形式——參與式科學，以及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研究來促進科學傳播的科學化。這兩股新浪潮的目標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通過平等、合作與共享，以及科學的方式來解決全球面臨的共同問題。
近十多年來，國際上出現(xiàn)了公民科學和社群科學等新的公眾參與科學研究的參與式科學。公民科學側(cè)重于科學家動員公眾搜集或者處理大量數(shù)據(jù)，對科學有興趣的公眾通過參與科學家發(fā)起的研究項目，一起探索新的科學發(fā)現(xiàn)。與此同時，公眾在搜集或處理數(shù)據(jù)的同時，也親身參與了科學探究所涉及的過程。譬如，觀察鳥類遷徙、識別星系圖像等科學研究。在我國，已經(jīng)有公眾與科學家一起監(jiān)測城市河道中的水質(zhì)并提供有效信息和科學決策（Buntaine, M. T.; Zhang, B. and Hunnicutt, P., 2021）。社群科學是公眾與科學家、科學機構(gòu)共同發(fā)起，致力于共同解決健康和環(huán)境等社群面臨的問題。社群科學不僅參與普及疾病和藥物知識，還利用社群成員與科學家不同的知識、資源，推動科學家、社群與公眾在環(huán)境、生物多樣性、醫(yī)療決策與行動等方面共同創(chuàng)造科學知識。
如果說科學家參與一般性的科學傳播，目的是建立公眾對科學的認識論信任，面向的是公眾認識論的受益，參與式科學則能夠讓公眾和科學家彼此在認識論上受益。無論是由科學家主導和發(fā)起的公民科學，還是社群成員與科學家共同發(fā)起的社群科學，科學家的重要性在于，科學家的認識論標準能夠保證作為參與者的公眾按照科學共同體遵循的標準來產(chǎn)生和應用科學知識。公眾在參與科學的過程中理解科學，學會了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不僅提高了科學素質(zhì)，還能運用科學素質(zhì)來解決問題。而對于科學家而言，公眾的地方性知識和個人技能也會擴充科學家的認知資源，科學家自己會在認識論上受益。如果忽視參與式科學這種新形式，僅僅將科學家的科學傳播看成是單向度或者單一維度的，就會影響科學家在科學傳播中的定位和態(tài)度，即雖然科學家認為科學傳播很重要，但是他們并不認為自己能發(fā)揮的作用可以等同于職業(yè)科學傳播記者或者媒體人（Merino, N. S. and Navarro, D. H. T., 2019）。當參與式科學既需要科學家發(fā)揮職業(yè)專長，科學家又能夠從公眾的參與中獲得認識論上的受益，促進科學發(fā)現(xiàn)和問題解決時，科學家參與科學重要性與獨特性的第二個維度就變得清晰了。
除了參與式科學，科學家還可以參與科學傳播的研究。如前所述，科學傳播在當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zhàn)。除了科學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氣候變化、流行病與疫苗等本身的復雜性，需要科學家的專業(yè)知識參與傳播，還有大量有關科學傳播的目的、策略、效果評估等問題，需要科學家、科學傳播研究者與科學哲學家等共同通過研究，建立跨學科的合作來形成概念框架和實踐準則，用科學的方式來解決科學傳播中的問題。比如，在“負責任的研究與創(chuàng)新”中，倡導科學研究精神氣質(zhì)中的公開性、透明性，并不意味著這就是科學家在科學傳播中需要遵循的倫理準則（John, S., 2018），科學研究中的義務原則并不等同于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義務。國際組織如“科學的公共價值國際科學咨詢委員會”，由科學家和科學傳播領域的研究者共同參與，目的就是推動全人類理解和信任科學。美國國家科學院從2015年開始每年專門舉辦科學傳播學論壇，期望通過跨學科的討論來解決美國社會面臨的與科學有關的社會爭議，諸如人類基因編輯、燃料破裂、人工智能等問題?？茖W家參與科學傳播的研究，能夠真正讓科學與科普的兩翼融合起來，而不是各行其道。
不同傳播場景中的社會交互與資源整合
在厘清了科學家參與科學的重要性、獨特性之后，特別是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并不是倫理和知識上的要求、也并不是每一個科學家都能夠做好科學傳播的現(xiàn)實之后，我們針對如何促進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工作，才能夠在政策與體制激勵上有針對性地展開進一步闡述。
如前文所述，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是為了促進公眾通過參與式理解真實科學研究中的整個認識論過程，建立公眾對科學在認識論上的信任，進而促進公眾按照科學共同體所傾向的方式來運用知識、形成推理、作出判斷。更進一步地，科學家可以和公眾一起通過參與式科學共同作出新的科學發(fā)現(xiàn)，科學家還可以參與研究來推動科學傳播的科學化。要實現(xiàn)這些目的，科學家的職業(yè)經(jīng)歷與專業(yè)訓練，在其中發(fā)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圍繞這些目的和科學家的獨特性，一系列有關科學家傳播科學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比如，科學家采取哪些方式進行科學傳播才是有效的？科學家在其中能作出哪些貢獻？已有的科學傳播有哪些資源可供利用，還需要哪些輔助性資源？科學家可以做哪些有關科學傳播的研究，需要哪些合作，潛在的挑戰(zhàn)是什么？這一系列問題的討論與目標實現(xiàn)，需要具體化于不同的科學傳播場景，也就是不同類型的科學傳播。
科學家推動科學傳播，有五種主要的場景：科學傳播（通過媒體等）、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通過科技館、博物館等）、參與式科學，以及參與科學傳播的研究。例如，第一種傳播場景——科學傳播，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不僅是傳播技巧的提升，還要促進科學家與公眾產(chǎn)生有意義的對話。講故事的方式，固然有助于科學家傳播科學（Yuan, S.; Besley, J. C. and Dudo, A., 2019），而建立科學家與公眾的雙向?qū)υ?，能促進公眾參與式理解科學。在我國，科學家利用微博和微信等新媒體平臺進行的科學傳播，已經(jīng)取得了促進公眾參與的效果（Jia, H.; Wang, D. and Miao, W. et al., 2017）。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將科學傳播看作是和公眾討論科學渠道的做法，還不是那么廣泛（Valinciute, A., 2020）。以科學知識為目標的傳播依然受科學家歡迎，因為科學家受到的專業(yè)訓練使他們傾向于認為公眾具有理性認識世界的能力，同時在傳播實踐中科學家又容易認為公眾缺乏知識。當我們呼吁對科學家進行傳播技能培訓、提高他們講故事能力時，還需要研究和注意公眾已有的認知能力與科學家的鴻溝，以及科學家認為傳播科學知識的必要性與建立認識論信任目標之間的鴻溝。比如，第二種傳播場景——正式教育，科學家除了可以通過國家實驗室等開放平臺讓學生理解真實的科學研究過程，還可以指導科學教育中的課堂設計，讓課堂教育更加接近科學研究的整個認識論過程。第三種傳播場景——非正式科學教育，科研機構(gòu)與科普場館合作時就會注意到，前沿的科技成果不一定要轉(zhuǎn)化為科學傳播的具體內(nèi)容，因為科學家傳播的目的不是普及知識，科普場館的工作是將科學家對科學的深入理解轉(zhuǎn)化成多樣化的形式呈現(xiàn)和傳播。當注意到科學家與公眾在認知勞動上存在分工，而且科學家可以通過不同的場景來參與傳播后，輔助性的資源就能夠被更有效地利用，進而促進科學家與公眾在不同場景中的社會交互，促進科學家與科學傳播人員的社會交互與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厘清了科學家在科學傳播中的獨特性和不同參與方式之后，針對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效果評價，自然也應該具體針對不同場景中科學家發(fā)揮的獨特作用來展開精準評價。如此，激勵科學家參與科學的問題，就不僅是獲得同行尊重和認可、促進公民科學素質(zhì)提升等問題，而且應該置于更加宏闊的視野下，討論如何促進傳播者與受眾的社會交互與資源整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認知勞力分配視角下的科學合作研究”和上海市科委委托項目“上海市公民科學素質(zhì)測評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9BZX041、41300-412224-1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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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and Uniqueness of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 Analysis Base on Epistemic Trust
Zhu Jing Jiang Xuefeng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seems to be self-evident, but what are the unique advantages and goal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for scientists are not clearly clarifie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finding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cognitive science on knowledge, trust and action, we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epistemic trus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scientists is that they can communicate the real and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to foster the public's epistemic trust in science by dialogue-based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pistemic benefits of both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new ways of participatory science and research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Clarifying the many goals and forms of scientists'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can advance future work in terms of polici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Keywords: scientists, epistemic trust,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責 編／肖晗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