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社會基層治理問題的產生有其歷史特殊性。在計劃經濟的單位制條件下，黨的政治組織結構與“政府-單位”的行政經濟系統(tǒng)結構相嵌套，黨建的政治引領力可以同時在生產和生活場域傳播。市場化改革使得生產和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彼此相分離的現象，在新的經濟發(fā)展條件下，黨建的政治引領力在社會基層中的復歸需要組織創(chuàng)新，本文以平臺經濟為例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雙重治理結構 市場化改革 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 動態(tài)平衡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識碼】A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xiāng)基層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城鄉(xiāng)社區(qū)治理體系，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同時提出“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持續(xù)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zhàn)斗堡壘”。
從“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傳遞結構來看，“黨建引領基層治理”中的“引領”具有雙重結構性，即以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引領黨的基層組織的淬煉提升，并以更有凝聚力戰(zhàn)斗力的黨組織來引領社會基層的組織化及其完善。而從“黨性和人民性合一”的社會主義政治原理以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社會基層問題治理的實踐交互關系來看，“黨建”所生發(fā)的政治場對基層具有規(guī)范引領作用。對社會基層治理中的問題的解決也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實踐域。要真正理解黨建引領力的生發(fā)機制，就需要深入到社會基層，去發(fā)現其間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社會基層治理過程中，使得黨建的引領作用深入到實質。
我國社會基層治理問題的產生
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建設方面，我們取得了顯著成效。新中國成立后，黨繼續(xù)團結帶領全國人民與舊社會勢力做堅決斗爭，取得了勝利。其中的經濟層面原因是：計劃經濟下的單位制使得生產勞動場景和生活場景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即經濟和社會的融合。在這種重合性條件下，依托單位組織來布局黨的基層組織的建制設計，可以使得黨的政治引領較好地同時覆蓋到生產和生活兩方面；反過來，人們在經濟和社會活動領域都能對政治有較直觀的感受，即政治、經濟與生活的“三融合”，這也與我們黨在革命時期的“支部建在連上”的偉大實踐創(chuàng)造具有同構性。
單位制度具有“雙重治理結構”。第一層的治理結構是“政府-單位”，在此結構中，政府通過制定并下發(fā)計劃（或指令）的方式對單位進行資源配置，同時單位向政府反饋其匯集與加工的社會基層的生產和生活信息，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第二層的治理結構是“單位-個人”，單位具體執(zhí)行政府的指令，組織單位成員進行生產勞動，向個人分配所需的生活資源（如教育、就醫(yī)、住房等），并同時實施社會治理。單位承擔分配資源、連接、協(xié)調、庇護、應責和代表等職能。
在這種“雙重治理結構”中，單位具有雙向中介性，對于社會民眾，它是政府的延伸機構；對于政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社會民眾向政府反饋社會基層的問題。單位相對于政府具有信息優(yōu)勢，相對于社會民眾個體具有資源優(yōu)勢。在良好運轉的情況下，單位可以將大部分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降低社會矛盾積聚的概率，從而減少系統(tǒng)性社會風險。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的是：一方面，大量的社會民眾脫離單位，走入市場之“大海”（俗稱“下海”）；另一方面，單位本身向盈利導向靠攏，“社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在這一轉變下，生產勞動和生活場景逐漸相分離，經濟和社會的融合性有所降低，因此，政府便要直接面對社會基層治理的問題。而由于政府相對于單位的信息劣勢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存在，加之政府行政風格在某種程度上延續(xù)計劃經濟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就并不一定能被及時化解在基層，社會民眾的負面情緒表達可能就容易轉化成面向政府的政治性訴求。此時，我國的社會基層治理問題便凸顯了。
黨建在“雙重治理結構”中的作用機制
“雙重治理結構”是一個行政科層-經濟系統(tǒng)，其良好運轉離不開政治系統(tǒng)的支持。行政科層理性和經濟理性都是工具理性，而社會系統(tǒng)的穩(wěn)定需要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動態(tài)平衡，社會穩(wěn)定又是經濟發(fā)展的前提。政治可提供關鍵性的價值理性。政治所供給的價值理性相對于工具理性的超越性特征，也是黨建的“引領性”的來源，在當代中國集中表現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的目標追求。
我們可以從信息流傳遞的角度去理解價值理性對于工具理性的平衡作用。既然在“雙重治理結構”中，單位處于雙向中介的位置，在所涉具體事務上，其同時具有相對于政府和個人的信息優(yōu)勢，即：比政府更加準確地掌握信息，比單位內的個人更加全面地掌握信息。如果僅發(fā)生行政科層-經濟系統(tǒng)的工具理性，單位便有可能依靠中介信息優(yōu)勢產生中介膨脹，甚至可能欺上瞞下，衍生出部門主義和官僚主義。
那么，如果將“雙重治理結構”與黨的政治組織結構相嵌套，黨組織就既在政府，也在單位。如果能保證社會民眾中的政治先進分子作為個體被吸納入黨組織，那么黨的同一性和整體性就可保證信息流在“雙重治理結構”中的暢通，即黨的政治價值理性導向能夠抑制信息不對稱結構的固化，“義在利先”，方可實現“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的合意治理效果。
在這一“價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下，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沒有穩(wěn)定的政治基石的“經濟-社會”系統(tǒng)是難以長久穩(wěn)定發(fā)展的。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一般原理，黨的政治系統(tǒng)在與“行政科層-經濟系統(tǒng)”的嵌套性互動中也會受到反向影響。
黨建的目的在于動態(tài)恢復并提升黨組織的政治性，保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如果黨組織也出現嚴重的科層官僚化，那么“價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平衡便會被打破，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便會積聚，經濟發(fā)展的空間也會逐漸收斂甚至坍縮。
市場化沖擊與黨建引領力的復歸
我們在觀察“雙重治理結構”和黨的組織結構的相互嵌套時，應注意到黨組織也主要是通過“單位”這一中介途徑來組織其自身的，黨組織和單位組織高度重合，這一特征至今仍然顯著。在“雙重治理結構”下，黨的政治引領力可以通過“單位”同時傳播到生產和生活領域。
“單位”作為計劃經濟的微觀單元具有信息發(fā)掘與傳遞的作用，擁有信息差優(yōu)勢，并具有基于行政科層工具理性的中介膨脹沖動。計劃經濟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前具有優(yōu)勢的原因在于：發(fā)展中國家在工業(yè)化進程初期和中期所需采用的生產技術處于世界技術前沿信息集的內部，信息不確定性小，后發(fā)國家的模仿優(yōu)勢存在，經濟發(fā)展具備“易計劃性”。這也意味著單位作為中介的信息差優(yōu)勢是較小的，政治價值理性和經濟工具理性的平衡也較易達成。然而，隨著工業(yè)化進程步入后期，經濟復雜度指數式提高，信息不確定性增加，可計劃性降低，信息差優(yōu)勢擴大，價值理性抑制工具理性膨脹的難度上升。在這種關節(jié)點上，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是有利于激勵“單位”的信息發(fā)掘動力，發(fā)揮信息價值，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這便是“中國市場化改革邏輯”的內生性。
然而，市場化不可避免地引致“單位”本身的變化，注重利潤導向的績效追求使得生產和生活逐漸分離。與此同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黨組織依然主要依托于“單位”這類生產組織，而生活場域本是政黨和社會民眾實現最細致入微接觸的地方，是黨的群眾路線得以貫徹的關鍵陣地。這便使得黨建的政治引領力在生活場域的傳播性與深入性明顯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黨建政治引領力的創(chuàng)新型復歸便成為一種社會需求，我們需要從機理上探究這一復歸的機遇。
僅依靠工具理性的膨脹所驅動的經濟社會系統(tǒng)不可能長期持續(xù)跛行，必然會遭遇系統(tǒng)性的經濟與社會風險。所以，解決社會基層治理問題的關鍵仍在于通過政治價值理性去平衡過度膨脹的經濟工具理性。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初期，信息差的積累雖然就已帶來社會分化，但其對信息發(fā)掘的激勵對生產力發(fā)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比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yōu)越性在這一階段得到充分體現。正如改革初期的政治價值理性的調整可以較為有效地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一樣，在新的歷史階段，政治價值理性的復歸也可通過打破信息繭房，促進勞動力的解放，再次助推生產力的高質量均衡發(fā)展，并在新發(fā)展格局中解決長期積累的社會基層治理問題。
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應用場景：平臺經濟組織黨建創(chuàng)新
黨建引領力的復歸絕不意味著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單位”制的簡單重復，而是需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水平高質量發(fā)展相適應的黨建創(chuàng)新。事實上，如果以科學社會主義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自由聯合體”為標準，“單位”制有其歷史局限性，單位只是塑造了人的集體性，而未能很好地促使人的社會公共性的充分發(fā)展。這些局限性在市場化的平臺經濟組織中得到充分顯現。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的《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提出要“創(chuàng)新黨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不斷擴大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
在如今的以平臺經濟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發(fā)展情況下，平臺公司組織及其內部黨的基層組織，有可能使得“作為工人階級整體利益代表”的黨組織與工人階級之間產生“間隔”。為了應對這種風險，我們可考慮如下黨建創(chuàng)新：為應對平臺經濟的新生產組織方式，應當在平臺經濟行業(yè)試推行“雙線黨建”，內線即“在平臺公司組織內部的常規(guī)黨建”，外線即“在平臺公司組織的外圍構建以工會為組織載體的基層黨組織建設，以將零工群體組織起來”。當然，這個平臺公司組織外圍的工會和平臺公司組織內部的工會可以是同一個工會。進一步地，我們可考慮將平臺公司組織內部的基層黨組織也建立在工會組織上，當然，這需要視公司的實際運行情況（公司管理層和普通職工群體間的關系）而定。提出該建議的理由如下：
其一，平臺經濟所帶來的生產方式的“扁平化”同時也意味著“去組織化”，而黨的基層組織在經濟工作中的領導作用，長期以來是通過嵌于“單位”等經濟組織中的方式來發(fā)揮的。因此，黨的組織方式必須響應平臺經濟所帶來的組織變革，以保持黨在經濟工作中的領導；否則，黨建引領的經濟基礎和組織基礎將被削弱，而強化工會組織或可對沖這種經濟生產方式的“去組織化”效應。
其二，平臺經濟帶來的“去組織化”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工人階級的力量來源之一在于工人群體在生產勞動協(xié)作中產生的團結性，然而平臺經濟所帶來的生產方式的變化則使得產生這種團結性的場景越來越弱化。因此，黨需要在這種消解性力量發(fā)生實質性作用前，通過強化工會組織（或其他有效方式）來進一步凝聚工人群體的力量，保持工人階級的團結性、穩(wěn)定性和戰(zhàn)斗性。
其三，在平臺經濟條件下，如果只在公司組織內部進行常規(guī)的加強黨建的工作，在發(fā)揮黨對平臺經濟公司領導作用的同時，黨組織也可能面臨被弱化的風險，從而在公司經營和黨的建設“有機結合”的過程中將黨的建設工作“有效形式主義化”，這進而也會對公司發(fā)展造成困難。因此，加強平臺公司組織外圍的工會建設，把黨的（部分）基層組織建立在工會組織中，有利于從機制上提升黨的純潔性。黨的基層建設除了要進行理想信念建設，還要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來進行組織制度的改革設計。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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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責編：王 克／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