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基礎上，研究者發(fā)現(xiàn)中國人有貴“勢”的思維傳統(tǒng)，這與西方人貴“力”的思維方式有很大差異。“勢”可以從勢頭或趨勢、局勢或情勢、權勢或力量等主要方面來理解其內涵，結合當前國際政治形勢，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所“謀”之“勢”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性之“勢”，其“勢”的作為集中體現(xiàn)在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三大倡議之中；二是以新型國際關系為引領，謀劃“主體間性”的關系性之“勢”，其“勢”的作為體現(xiàn)在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維護上、新興市場國家的積極變革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協(xié)調發(fā)展上；三是應對不確定性挑戰(zhàn)，提升國家韌性能力之“勢”，體現(xiàn)在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積極作為，以及應對全球化風險挑戰(zhàn)的能力提升方面。這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
【關鍵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家韌性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3.001
劉雪蓮，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吉林大學東北亞地緣政治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全球治理、地緣政治理論、東北亞國家關系。主要著作有《政治與全球化》《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研究》《整體視角的東北亞》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不確定性成為國際社會的顯著特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1]在這種形勢下，能夠審時度勢，站在歷史發(fā)展的潮頭，主動塑造有利于和平與發(fā)展的國際環(huán)境，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外交使命與責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發(fā)展的大潮之中，順應國際形勢的變化與發(fā)展，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順勢而為，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取向。隨著中國的不斷發(fā)展，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中國外交需要積極作為，不僅要“順勢”，而且更重要的是能“謀勢”，主動地迎接“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挑戰(zhàn)，引領世界走向和平與繁榮的未來。
“勢”與“謀”的中國底色
關于“勢”的內涵有多種解釋，且分布在不同學科的研究中。從古漢語字典的解釋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含義：一是勢力、權力。如《莊子·漁父》中說，“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成語有“勢均力敵”。也引申為位置、地位等；二是勢頭、力量的趨向，也引申為“趨勢”。如《荀子·富國》中說，“百姓之勢，待之而后安”；三是形勢，也有時機的含義。如《漢書·晁錯傳》中說，“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成語有“大勢所趨”；四是樣式、款式；等等。[2]縱觀國內學術界關于“勢”的研究，大都從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來源，在諸子百家的思想中提煉出“勢”的內涵和應用，凸顯出“勢”的中國底色。有學者將“勢”看作是中國人的一種思維方式，是國際政治中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話語：“‘勢’已經(jīng)成為中國傳統(tǒng)視域中看待世界和事物的一種思維方式，并為我們的民族文化留下了異常豐富的‘勢’話語，中國人至今還是習慣性地從‘勢’的角度來看待國際政治，并用‘勢’的語言來論述它。”[3]還有學者從中國人的貴“勢”思維和用“勢”之道的角度，看到中國歷代思想家?guī)缀鯚o不強調“勢”的重要性，并提出“度勢”、“順勢”、“因勢”、“謀勢”和“造勢”等觀念，認為“勢”不僅是中華文化有別于其他文化的一個獨特概念，而且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中，對中國人的戰(zhàn)略思維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4]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在“勢”的基礎上也不乏“謀”的主動性。比如，在法家的思想中，韓非子將“勢”區(qū)分為“自然之勢”和“人設之勢”，“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shù)者也。勢必于自然，則無為言于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如果是自然之勢，就要順勢而為，如果是人設之勢，就需要“謀勢”或“造勢”。韓非子更強調“勢”是人為設置的，表明了他的“造勢”思想。[5]《孫子兵法》中的“謀勢”思想更為顯著。無論是“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還是“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其中都充滿了“謀”的智慧，孫子對各種不同的“勢”進行分析，提出不同的應對策略以突出“謀”的作用。此外，儒家思想中也提到了“乘勢”、“審時度勢”等“謀勢”的思想。
值得關注的是，有學者專門談到西方國際政治學所重視的“力”與中國人所重視的“勢”的區(qū)別，以進一步凸顯出“勢”的中國底色。[6]西方國際政治中的“力”，一般是指“權力”、“實力”和“力量”等，是西方人看待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權力轉移”、“勢力均衡”、“軟權力”和“巧實力”等都是其貴“力”思維的體現(xiàn)。特別是現(xiàn)實主義學派的“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思想，將權力視為觀察世界和國家關系的主要視角，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很大也很持久。而中國的“勢”有與“力”相近的含義，但又比“力”的內涵豐富得多。“力”是“勢”的來源之一，除了“力”之外，趨勢甚至規(guī)律、價值及理念等也是“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定意義上講，“勢”決定了國家的行為取向以及國際關系的基本狀況和未來趨向。當然，西方人的觀念中也有體現(xiàn)“趨勢”的方面，但大都建立在“力”的基礎上，比如，“國強必霸”、“大國沖突”等判斷。因此，西方謀“力”，中國謀“勢”，西方人在謀“力”的基礎上更關注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原則，中國人在謀“勢”的過程中更注重價值理性和整體主義原則，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國的“勢”彌補了西方“力”的不足。
“謀勢”實質上是“謀”與“勢”的結合，所謂“謀”是主動性、能動性的體現(xiàn)，是積極地去策劃、推動，而不是消極地等待、反應。“謀”是主體性行為，是主體有意識有目的的行為。而“勢”作為中國人的一種思維方式，在新時代仍然是中國人看待世界和國家關系的重要視角，并呈現(xiàn)出新的內涵，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重要內容。首先，從勢頭、趨勢的角度來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立足現(xiàn)在展望未來，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其次，從形勢、局勢來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僅關注大國之間的格局變化，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主張，而且重視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發(fā)展中國家的“共同發(fā)展”，并通過建立新的機制以引領勢態(tài)的走向；最后，從勢力、權力的角度來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實力增強的基礎上更重視國家能力的提升，以應對不確定世界的風險挑戰(zhàn)，增強國家韌性。這三個方面實際上體現(xiàn)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方向性、關系性和基礎性特征，從體系層面、單元層面展現(xiàn)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有為之路。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特殊意涵
中國積極融入世界、主動“謀勢”，可以說是始于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之后，中國的影響力才逐步擴展到世界?；仡櫄v程，中國的對外開放是漸進的，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的重大轉變[7]：一是在國內，將開放的重點由東南沿海地區(qū)逐漸轉移到中西部地區(qū)，甚至是邊疆地區(qū)，形成了更加平衡的整體開放格局。二是在國際，由重點向發(fā)達國家開放轉向對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的開放，形成了全方位的開放格局。三是積極主動推進國內外相結合的對外開放的戰(zhàn)略布局。比如，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全面提升中國對外開放的水平，同時更好地造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chuàng)造在開放環(huán)境中共同發(fā)展、共享成果的新契機。
對外開放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前提和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堅守對外開放的大方向，期間雖然經(jīng)歷了不同程度的風險和挫折，但是中國的大門始終是打開的。習近平主席指出：“對一個國家而言，開放如同破繭成蝶，雖會經(jīng)歷一時陣痛，但將換來新生。”[8]在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過程中，中國不斷創(chuàng)新開放形式，近年來，中國關于在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主張，彰顯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而在疫情期間也堅持舉辦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被稱為國際貿易發(fā)展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是中國著眼于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的重大決策，是中國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重大舉措”。[9]在對外開放中，中國建立起了與世界其他國家交流與合作的平臺，增強了自身的實力，同時，中國所秉持的“共同發(fā)展”、“成果共享”等理念，贏得了很多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增強了中國的世界影響力，也增進了中國外交“謀勢”的信心。
在對外開放的環(huán)境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中國影響了世界，世界也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相比之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謀勢”方面有著其他大國所不具備的特殊意涵，其中展現(xiàn)了為什么謀勢、謀什么勢等重大問題。具體而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主要在發(fā)展中大國和社會主義大國兩個身份方面體現(xiàn)出“謀勢”的特殊意涵。
第一，中國的發(fā)展中大國身份。世界大國，一般是指能夠直接影響到國際體系變革的力量，被稱為“極”。而發(fā)展中大國是世界大國中處于上升勢頭、在實力和地位等方面更接近于世界舞臺中央的國家。同時，發(fā)展中大國具有變革的愿望，當現(xiàn)有制度、格局不符合發(fā)展中大國的意愿時，發(fā)展中大國希望通過變革來達成意愿目標。因此，發(fā)展中大國具有“謀勢”的實力和愿望。
按照西方國際政治理論貴“力”的思維方式，發(fā)展中大國有擴張的本性，當其實力不斷壯大時，它首先要謀取地區(qū)霸權，繼而爭奪世界霸權。在此過程中，發(fā)展中大國與守成大國往往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不可避免地發(fā)生沖突甚至戰(zhàn)爭。然而，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并沒有陷入西方“謀力”的思維模式，因為中國一貫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并不想謀求世界霸權，中國所追求的是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早在1974年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10]。在中國貴“勢”的思維方式下，中國的發(fā)展首先意味著中國的強大，但強大的中國希望成為世界的機遇，而不是世界的霸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不斷以中國新發(fā)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更好惠及各國人民”。其次，中國的發(fā)展意味著大國擔當?？梢哉f，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出之時，就是凸顯中國負責任大國使命之時，中國對這種責任性有著清醒的認識，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作為大國，意味著對地區(qū)和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更大責任。”[11]因此，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并不會按照西方的理論走向“國強必霸”的邏輯，而是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和使命擔當。“不稱霸”與“負責任”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內涵，體現(xiàn)了中國區(qū)別于其他大國的“謀勢”的特殊性。習近平主席指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fā)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12]
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國的身份。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外交上的體現(xiàn)。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提出“十個堅持”的概括，其中第一條堅持就是“堅持以維護黨中央權威為統(tǒng)領加強黨對對外工作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反映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本質特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黨的領導是中國外交的靈魂，是中國對外工作最基本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特征。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是中國外交的最大政治優(yōu)勢和資源，[13]這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所謀之“勢”，是對平等、公平、正義的追求，與“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樣，以強凌弱、強強相斗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反對剝削與壓迫，以實現(xiàn)人們在經(jīng)濟、政治、社會等諸方面的平等為奮斗目標”。[14]這種基本價值取向使中國不愿以頤指氣使的傲慢態(tài)度對待廣大中小國家，也不愿用東風壓倒西風或西風壓倒東風的零和博弈思維與體系內的其他大國相處，而是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則，以正確義利觀探求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道路。[15]
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和社會主義大國的身份方面，存在著“謀勢”的特殊意涵，與西方大國所追求的目標有著本質的差異，在這種特殊性之下，中國如果沒有主動積極地去“謀勢”的話，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基本理念很難推進，中國外交所要實現(xiàn)的公平、正義的目標也很難達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謀勢”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關鍵一環(huán)，或者可以說，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重在“謀勢”。
把握世界大趨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總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反映的是“勢”的方向性。從世界發(fā)展大趨勢來講，“勢”本身蘊含著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而“謀勢”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清這種規(guī)律性，使國家的外交能夠自覺地沿著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正確方向推進。習近平主席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xiàn)實。”[16]從本質上來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打破了民族與國家的界限，是類本位生存和發(fā)展的體現(xiàn)。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遵循著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邏輯，首先，從哲學意義上來看，人的本性就是一種類存在物。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演進中，人為了生存，最初是一種群本位的存在，主要是依賴血緣或地緣等自然性的紐帶聯(lián)結為一體。隨著人的社會化進程，人們逐漸擺脫各種人為因素的束縛，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類本位的共同發(fā)展。其次，從國際社會來看，國際社會從分裂到統(tǒng)一，從國家主義到全球主義，有著與人類社會相同的歷史演進邏輯。在分裂而動蕩的國際社會中，以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家本位的確立是為了解決共同生存的問題，而隨著國家間互動的增加，共同利益和共同風險日益增多，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命運越來越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促使國家本位逐漸向類本位方向轉變。[17]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核心概念，是以理念引領世界發(fā)展的中國貢獻，其中所體現(xiàn)的是整體主義的世界觀，是中華民族“天下一家”的情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的大趨勢，對這種大趨勢的判斷，主要是基于國際社會現(xiàn)實的發(fā)展變化，也就是說在大“勢”中包含著若干的小“勢”。一是在全球化發(fā)展的促進下，各國的利益相互交叉融合，形成相互依賴的緊密關系，從而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成為“孤立的存在”，各國的命運與世界整體的命運被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要“順應時代發(fā)展潮流、把握人類進步大勢、順應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發(fā)展同國家、民族、人類的發(fā)展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應該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識，共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業(yè)。”[18]二是隨著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共同風險和挑戰(zhàn)也日益嚴峻。全球性問題超越了國家的界限，在全球的層面蔓延，直接影響到了“類”的生存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超越了任何一個國家的能力范圍，需要各國共同合作。三是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的建設，為各國的行為提供了規(guī)范，也賦予了責任。維護以聯(lián)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維護各國的主權平等，在當今不確定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這幾方面變化的“勢”共同構成了世界整體性、聯(lián)系性的大勢，反映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趨勢。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理念性、方向性的“謀勢”之舉，需要融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之中，才能彰顯出“勢”的效果。習近平主席指出：“大道至簡，實干為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在行動。我認為，國際社會要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jīng)濟發(fā)展、文明交流、生態(tài)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19]近年來，中國所提出的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立足全球視野，貫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不同領域奏響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樂章。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發(fā)展倡議，“一是堅持發(fā)展優(yōu)先。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三是堅持普惠包容。四是堅持創(chuàng)新驅動。五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六是堅持行動導向”；2022年4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強調要“堅持統(tǒng)籌維護傳統(tǒng)領域和非傳統(tǒng)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qū)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wǎng)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2023年3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主張“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chuàng)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這四個“共同倡導”進一步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是實踐中對不同文明相處之道的積極有益探索。總體來看，三大倡議在理念和現(xiàn)實中都深化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提升了方向性“謀勢”的有效性、主動性，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的關鍵時期，這種方向性的謀“大勢”的作為，不僅反映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價值取向，更為世界走向美好未來貢獻了中國力量。
以新型國際關系為引領，謀劃“主體間性”的未來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主要層面是關系層面，它反映了外交本身的特性，也體現(xiàn)了大國外交“謀勢”的具體實踐。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角度來看，關系層面的“謀勢”主要關注點在于三個方面：一是發(fā)展中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關系，就是中美關系層面，其關系中的“勢”更多涉及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問題；二是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關系，代表著群體性崛起的力量，有共同的利益訴求，其關系中的“勢”更多體現(xiàn)為變革力量；三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表現(xiàn)出發(fā)展中大國的周邊和區(qū)域的外交取向，涉及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系問題，其關系中的“勢”更多體現(xiàn)為共生力量?？傮w來講，中國在關系層面所謀之“勢”是協(xié)調、公正、平等的，是“主體間性”的，與西方國家的“倚強凌弱”的強權政治關系以及“大國必然陷入沖突”的對抗性觀念是格格不入的。
中美關系，無論是被視為發(fā)展中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系，還是被視為“新冷戰(zhàn)”的關系，一個根本的方面就是中美關系的走向直接關系到國際格局的轉型和未來世界秩序的構建。2023年6月19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強調：“世界需要總體穩(wěn)定的中美關系，中美兩國能否正確相處事關人類前途命運。寬廣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發(fā)展、共同繁榮。”[20]然而，在近些年中美關系的發(fā)展中，始終存在著貴“力”與貴“勢”兩種不同思維觀念的較量。美國作為現(xiàn)有國際體系的霸主，從貴“力”思維出發(fā)，奉行“競爭取勝”原則，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主要戰(zhàn)略對手，對中國進行各種打壓，不僅利用“印太”戰(zhàn)略和四方安全機制對中國進行圍堵，而且悍然挑起對華貿易摩擦、推動科技脫鉤等。相比之下，中國外交在中美關系方面始終追求和平、合作之“勢”。習近平主席針對中美關系提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理念，指出“中美應該而且可以走出一條不同于歷史上大國沖突對抗的新路”，“中美兩國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穩(wěn)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21]之后，即使在中美關系出現(xiàn)分歧之時，中國也一直堅持和平對話的外交方針。值得關注的是，由于中美關系直接關系到世界的穩(wěn)定，加之在全球化發(fā)展中兩國之間也形成了許多共同利益，使兩國在競爭中有合作，在對抗中有對話。2022年11月14日，中美首腦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會晤，并達成一些共識。美國總統(tǒng)拜登表示，“美中關系如何發(fā)展，對未來世界走向至關重要”，“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zhàn)’，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無意同中國發(fā)生沖突”。[22]可以說，中美之間盡管還存在著許多分歧，但兩國保持交流溝通本身就是維護世界穩(wěn)定的重要前提，中美之間的和平與合作，決定著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大勢，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重要目標。
新興市場國家代表的是國際社會中的變革力量。雖然發(fā)展狀況不同，但是新興市場國家是國際格局演變過程中的產(chǎn)物，是群體性崛起的力量，它們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都堅持多邊主義，堅持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新興市場國家所發(fā)揮的變革力量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積極爭取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和代表性。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為例，經(jīng)過新興市場國家的持續(xù)努力，2016年始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份額得到提升，比以前增加了超過6%，其中中國的投票權份額從3.8%提升到6.071%，投票權排名從第6位升至第3位。中、巴、印、俄四國與美、日、法、德、意、英同時位列IMF前十大成員國，這使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得到大幅度提升。[23]二是新興市場國家作為世界正義的力量，在國際事務中代表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發(fā)聲。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增加了其在南北對話中的分量，從而可以更有效地維護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特別是在疫情期間，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金磚五國共同發(fā)出倡議，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chǎn)品進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以保障疫苗在發(fā)展中國家的可及性與可擔負性，共筑抗擊疫情的“金磚防線”。[24]從長遠來看，新興市場國家及其所建立的金磚國家組織，改變了國際力量的對比關系，推動著國際體系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三是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經(jīng)過十幾年的發(fā)展，金磚國家機制越來越成熟，而且顯示出獨特的吸引力。在疫情之后全球經(jīng)濟都有待復蘇之時，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模式能夠為加入其中的國家?guī)砬袑嵉陌l(fā)展機遇，也使其展現(xiàn)出更大的魅力。目前，已經(jīng)有伊朗、阿根廷、阿爾及利亞、印尼、土耳其、沙特、埃及等19個國家有意加入金磚組織?？傮w來看，金磚組織作為變革力量，在國際格局轉型中發(fā)揮著積極作用，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重要依托，構建金磚國家之間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是開拓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有為之路的重要方面。
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歷來是中國外交關注的重點。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關系布局中，與周邊國家關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隨著中國的發(fā)展，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也出現(xiàn)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問題，信任關系、發(fā)展關系、安全關系都需要調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始終致力于改善并發(fā)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首先，習近平主席所講的“親誠惠容”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總基調。“要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講平等、重感情；常見面，多走動；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邊國家對我們更友善、更親近、更認同、更支持，增強親和力、感召力、影響力。”[25]其次，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關注到中國與周邊小國的關系層面，中國不以實力論英雄，主張國家無論大小強弱一律平等，尊重小國利益，不做霸權之“勢”。“冷戰(zhàn)時代霸權切割擺布世界的陰影仍未散盡，一些國家尤其是中小發(fā)展中國家，擔心霸權重返會使他們成為犧牲品，或者又一次面臨劃線站隊的兩難抉擇。”[26]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對小國的尊重，會使他們消除對“中國威脅論”的恐懼心理。最后，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搭建起與周邊國家“共同發(fā)展”的平臺。在邊境的互聯(lián)互通建設、國家間戰(zhàn)略對接、經(jīng)濟走廊建設等不同層面政策推動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利益日益聯(lián)結在一起，逐漸形成共發(fā)展、共命運的共生關系。
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國際關系層面“謀”的是和平、公正、合作、共贏之“勢”，這種“勢”更多地表現(xiàn)在國家外交的取向上。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中國在國家關系層面謀劃的是國家之間“主體間性”的平等、共生的未來，為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努力在中美關系、金磚國家關系、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等層面有所作為。
應對不確定世界的挑戰(zhàn)，提升中國的國家韌性能力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謀勢”，歸根結底，需要主體性力量作為前提和基礎。其中，不僅需要主體的積極主動的“謀”，還需要主體不斷提升的“勢”，面對當前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國外交所要提升的“勢”，主要是應對風險社會的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韌性能力。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的主動性，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中充分體現(xiàn)。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這表明中國決心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和治理機制變革的推動者。首先，在主體方面，突出中國等變革性力量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國際力量對比發(fā)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fā)展中國家快速發(fā)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27]“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主權平等，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guī)則平等。”[28]其次，維護全球治理秩序，變革全球治理中不合理規(guī)則，參與制定新規(guī)則。當美國等西方國家以“退群”、“小院高墻”等方式損害現(xiàn)有國際機制效用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應該堅決維護聯(lián)合國權威和地位”。“聯(lián)合國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應該在全球治理中發(fā)揮核心作用。”[29]同時，中國推動建立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fā)銀行等新機制為全球治理體制注入新的活力，并積極參與全球公域治理以及全球數(shù)字治理新規(guī)則的制定，增加規(guī)則制定的話語權。最后，在全球治理中，中國積極倡導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引領全球治理的方向；在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等進程中，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延伸到全球治理中，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些積極主動的作為，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影響力，在全球治理中，中國所“謀”之“勢”超越了西方單純的實力對比思維，它更代表著國家的一種價值取向。在中國積極主動地去“謀”的過程中，這種“勢”的影響及引領作用會越來越體現(xiàn)出來。
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zhàn)，需要提升國家的韌性能力。韌性（resilience/resilient）在英文中常常被翻譯成“適應力”或“復原力”，核心意涵是事物受到外部沖擊后迅速恢復的能力。當“韌性”研究被引入社會科學領域后，表現(xiàn)為行為體有效應對內外部危機而保有其自身穩(wěn)定性的能力，主要包括適應性、靈活性以及創(chuàng)新性、自我完善的能力。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融入世界的進程中，曾遭遇很多風險挑戰(zhàn)，但是中國由于始終堅持主權和制度的底線，從而守住了中國的特色。從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來看，中國外交經(jīng)歷了從適應、到積極參與、再到主動塑造的能力提升過程。從改革開放到冷戰(zhàn)結束的時期，中國外交主要是以“請進來”為主，引進外資，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jīng)驗，在國內實行漸進式改革，解放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面對西方和平演變的沖擊，中國堅定地堅持了自己的原則。從冷戰(zhàn)結束到2008年金融危機，是全球化迅猛發(fā)展的時期，也是中國以主動姿態(tài)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經(jīng)受住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考驗，并增強了自身實力。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現(xiàn)在，隨著中國的發(fā)展，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在現(xiàn)實中，日益顯示出中國與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之間的巨大張力。在此情況下，西方國家出現(xiàn)“逆全球化”潮流，而中國從適應、參與而轉向塑造。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韌性能力得到凸顯，表現(xiàn)在：不僅利用全球化增進了自身的利益，同時又保有了中國特色，并且越來越展現(xiàn)出對中國體制和道路的自信。
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給我們很大啟示，那就是要始終堅持主權和制度的底線，守住中國的國家特色，這是國家韌性的根本。在全球化處于動蕩、世界處于轉折的歷史時期，中國仍然需要提升國家的韌性能力，以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zhàn)。首先，要提升國家識別風險的能力，減少外部和內部風險對國家的沖擊和損害。其次，在高水平開放的基礎上，提升國家韌性的靈活能力，以應對不確定性的變化，建設“柔軟性國家”。再次，堅持以“發(fā)展”來書寫歷史。相對于西方的貴“力”的剛性對抗來說，發(fā)展更能體現(xiàn)國家韌性的一面。最后，“底線思維”是國家韌性的重要體現(xiàn)。因為底線是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是保有事物基本性質和基本方向的界限，對國家來講，守住底線就守住了國家的根本。因此，國家韌性能力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更好“謀勢”的重要基礎，是全球風險社會必須要具備的國家能力。
總而言之，相對于西方國家貴“力”的思維觀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重在“謀勢”。其中所“謀”之“勢”包括了著眼于世界未來發(fā)展方向性的趨勢，國家之間不同關系所構成的局勢，以及中國自身的國家能力之勢。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lián)系、相互促進的，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謀勢”的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謀勢”具有中國底色，也體現(xiàn)出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所具有的特殊意涵，更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鮮明特色。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王力等主編：《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77頁。
[3][5]張志洲：《國際政治中的“勢”》，《國際論壇》，2008年第5期。
[4]潘忠岐：《“勢”及其對于理解國際政治和中國外交的獨特價值》，《國際觀察》，2020年第1期。
[6]張志洲：《國際政治中的“勢”》，《國際論壇》，2008年第5期；潘忠岐：《“勢”及其對于理解國際政治和中國外交的獨特價值》，《國際觀察》，2020年第1期。
[7][23]張宇燕主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3月，第146、185頁。
[8]習近平：《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9][1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99、435頁。
[10]《鄧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9頁。
[11]習近平：《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chuàng)亞洲新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5年3月29日。
[12]《習近平：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2014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htm。
[13]邢廣程：《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域下的外交思想和大國外交》，《當代中國與世界》，2022年第4期。
[14]李景治：《試析中國外交的價值取向》，《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10期。
[15]劉雪蓮、楊雪：《打破國強必霸的邏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道路選擇》，《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
[16]《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10頁。
[17]劉雪蓮、夏海洋：《以共同利益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1期。
[19][28]《習近平談“一帶一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67、165～166頁。
[20]《習近平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023年6月19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6/t20230619_11099942.shtml。
[21][2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79、297頁。
[22]《習近平同美國總統(tǒng)拜登在巴厘島舉行會晤》，2022年11月14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4_10974651.shtml。
[24]《金磚國家疫苗研發(fā)中心線上啟動 共筑抗疫“金磚防線”》，2022年3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03-22/9709136.shtml。
[26]鐘聲：《中國：互利共贏倡導者踐行者》，《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27]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59頁。
[29]《習近平會見第71屆聯(lián)合國大會主席湯姆森和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人民日報》，2017年1月19日。
責 編∕肖晗題
Shaping "Shi":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iu Xuelian
Abstract: Researchers,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ind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valuing "Shi"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ers' valuing "power". The connotation of "Shi" can be interpreted as momentum, trend, situation, power or state of affairs, etc.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aspects for shaping "Shi"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e is the directional "Shi"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is demonstrated mainly in the three Initiatives of Global Development, Global Security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is the relational "Shi" planning of inter-subjectivity leaded by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monstrated in maintenance of China-US relationship, in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n the active changes of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es; the third "Shi" is to face uncertain challenges and to improve national resilience, which is demonstrated in China's activ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capability improvement in facing globalization risks. These three aspects constitute the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ness of shaping "Shi" of China'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ational resil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