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地中海碧波蕩漾，古希臘先哲激辯縱論，閃爍智慧的光芒；亞歐大陸另一端，黃河洶涌澎湃，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迸發(fā)思想的火花……不同古典文明如熠熠星辰，在歷史長河中相映生輝，映照人類文明的壯麗畫卷，滋養(yǎng)啟迪后人。

11月6日至8日，由中國和希臘共同主辦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大會以“古典文明與現(xiàn)代世界”為主題，引發(fā)國內外學界對古典學的熱議，令人們萌生對古典學的興趣。

從“小古典學”到“大古典學”

古典學作為一門學科，在西方以古希臘羅馬傳世文獻的整理研究和義理闡發(fā)為核心，它的支撐性學科包括古典語文學、文獻學、古代史和考古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希臘羅馬哲學。

古典學雖是外來詞，中國卻自古便有類似學問，我們稱為“國學”，西方學界叫作“漢學”。早在漢代，中國學者就已對先秦文獻進行典章追溯、音訓考索、文本編輯、版本辨別等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就古傳經典數量、思想之深邃以及學術體系之完備程度而言，中國先秦古典之學與古希臘羅馬之學各有千秋，都是文明源頭的瑰寶。

經過延續(xù)近千年的中世紀，西方對于古希臘羅馬之學的傳承基本中斷，直至14世紀才開始尋求“復興”。與此不同，我國自漢代建立起來的古典體系既因時損益，又一以貫之。面對19世紀末歐洲現(xiàn)代文明的挑戰(zhàn)，我國傳統(tǒng)學問為自我保存而改稱“國學”。17世紀時，來華傳教士將中國經典之學帶到西方，令歐洲學者深感欽佩，“漢學”研究開始形成。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成功舉行，是全球化時代的文明盛事。19世紀初，現(xiàn)代大學體系開始形成，古典學在西方成為一門建制性學科，其研究視域集中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700年左右的地中海文明帶。本次大會首次讓古典學走出西方，從全球文明發(fā)展的整體視野看待人類古典文明的歷史脈絡。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瓦列里·彼得羅夫認為，這次大會對促進世界各大傳統(tǒng)文明間的溝通交流、推動古典學走出地域限制意義深遠。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所長葉翰、美國哈佛大學古典學系教授格雷戈里·納吉和希臘雅典科學院文學與藝術部院士馬諾利斯·科雷斯都在發(fā)言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并非只有一種古典傳統(tǒng)，世界各地區(qū)有著各自的古典傳統(tǒng)，它們共同構成世界古典學的大家庭。因而，從全球古代文明視域出發(fā)，古典學研究不能僅限于古希臘羅馬典籍研究的“小古典學”，而是要邁入面向全人類古典文明研究的“大古典學”。

古典學對當今世界意義重大

當前，人類步入人工智能時代，科技發(fā)展日新月異，古傳經典及其蘊含的古老智慧仍對人們追求美好生活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小楓在主題發(fā)言中提到，中國戰(zhàn)國時代晚期就已出現(xiàn)“古今之辨”：一種觀點認為“古今異情”，即古代與當代遵循的“道理”不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無論生活方式上存在多大差異，最基本的德性原則“古今為一”。類似的爭議在古希臘羅馬時代也曾發(fā)生。由此可見，中西先賢都相信，天下有古今不變之“道”，這在西方哲學中被稱為永恒不變的“自然正當”。

在任何時代，德性生活都是政治生活的根基。“古今為一”意味著無論科技如何發(fā)展，世界怎樣變化，人類追求德性的品質永恒不變。因而，認識到人類靈魂深處對完整美德的追求，引導卓越之士追求高貴，教育民眾追求有德，是亙古不變的政治原則。

此外，中國和古希臘先哲也認識到，人要懂得自我“節(jié)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將明智視為最高的實踐德性，孔子也提倡持守中道，這些思想反映出人類共通的智慧品格，對啟示、指導人類化解現(xiàn)代社會的各類挑戰(zhàn)有著重要意義。例如，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科技進步的確給生活帶來諸多益處，但不加節(jié)制地應用可能引發(fā)不堪想象的生存危機。通過古典教育恢復對古代智慧的記憶，讓科技思維及其實踐行為受到必要約束，可謂人類在自我完善過程中不可省略的步驟。

古典學大會架起兩座橋梁

在世界古典學大會閉幕式發(fā)言環(huán)節(jié)，來自中國、意大利、美國和法國的4位學者不約而同地稱贊，這次會議架起兩座橋梁：

第一座橋梁是“通古今之變”。這是我國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提出的史學觀念，主張正確看待世間種種變遷。中華文明遞嬗演進，“通古今之變”的文明觀持續(xù)激勵漢代以來的中華古籍學者為賡續(xù)民族文明傳統(tǒng)注入精神動力，繼而啟發(fā)今天的中國古典學追求“兼通中西之學，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

現(xiàn)代文明起源于歐洲。17世紀末，巴黎和倫敦學界相繼出現(xiàn)“古今之爭”：崇今派并不服膺于古人的精神，崇古派則敬重并熱愛古典智慧。兩派就是否珍視古典精神產生根本分歧，爭論至今未能煙消云散。如何化解“古今之爭”，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歷史性難題。

在全球化時代，“通古今之變”的文明觀啟示我們既不崇古抑今，也不崇今抑古，而是要貫通古今，追求和諧、秩序、有德性的生活。這為全球古典學者提供一種理性看待“古今之變”的態(tài)度，古典學亦成為一座溝通古代文明與現(xiàn)代文明的橋梁。

第二座橋梁是“文明互鑒”。回顧人類歷史，古典文明形態(tài)多種多樣，形成時間先后不一。阿拉伯文明興起于7世紀，隨后出現(xiàn)了持續(xù)兩個多世紀的“翻譯運動”，將古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等國的學術典籍譯為阿拉伯語，吸取先進文化遺產。翻譯運動的學術成果成為后來西方重新尋回古希臘典籍的重要路徑之一。俄羅斯文明興起于中世紀后期，曾主動繼承拜占庭帝國的希臘文明統(tǒng)緒。西歐的新教文明形成于近代初期，主動尋求與古羅馬文明的血脈聯(lián)系。在后來的演進過程中，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俄羅斯文明與其他或先或后出現(xiàn)的文明一樣，都形成各自鮮明的特性，卻不妨礙它們找到共同的道德關切和精神立場。此次全球性的古典學聚會就為不同文明間交流對話、加深理解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

一代代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累積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獨特的文化性格，重讀古典是一場回溯?；厮菸拿髅}絡、促進文明互鑒、推動文明發(fā)展，我們期待著古典學以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開啟人類美好生活的新局面。

（作者為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古典學研究分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古典學研究室負責人）

《 人民日報 》（ 2024年12月13日 20 版）